『新冠病毒的战争隐喻及其后果』
以战争话语体系应对疾病,既歪曲了对疾病本身的认识,加深了人对于疾病的恐惧;也将患者妖魔化,割裂了人群;同时由于人为抬高,而导致科学问题变成一个政治乃至道德问题,对于科学探讨百害而无一利;所对应的个体利益受损又被视为理所应当。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曾出现,然而此次在中国又有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官方的有意引导,也在于其强度更是达到了不允许任何怀疑的程度。其背后原因,我仅用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即可说明:“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对疾病的恐惧越深,就越可被操控,这正是中国官方利用战争话语体系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越是如此,就越是要厘清、暴露这样的语言,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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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从上个月起入境隔离在上海,至今已逾一个月,尽管早已超过应隔离的天数但仍困在酒店无法回京。由于回国前动了个手术,已经到了不得不拆线的地步,但医院需要持核酸证明才能给拆线。今天终于在三番五次跟酒店交涉、签承诺书的情况下得到出门做核酸的批准,但要求一定要坐车去,因为“人不能在路上走”,尽管核酸检测点距酒店仅700米。于是家人给各个部门打电话询问能不能有车来接,要么打不通,要么根本不理,找了警察也交涉无果,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终于在酒店大堂听到一个阿姨不知道通过什么门道联系到了有通行证的车载去做核酸,上前交涉一番终于获准随同,司机要价800元。700米,800元,而且还是求爷爷告奶奶才得到的机会。这是今日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