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明地区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低文明地区的人是长期处于一种应激状态的。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每一次交互,都是一次服从性测试,只要你表现出一点犹豫、友善、礼貌、怕麻烦——这些都等于你怂了,对方就一定会得寸进尺越过边界。
因为如果对方不马上越界,那就意味着ta怂了。
那什么是越界呢?对方开口冒昧问你有没有男朋友,你要是不马上翻脸骂关你屁事,接下来就等着听对方judge你年纪大不值钱没人要了。
对方开口问你是不是挣得多,你要是不马上凶悍怼回去或者技巧高超转移话题的同时又拿捏住对方以示“可以了啊闭嘴吧您内”,对方马上就可以根据多少酸你踩你,总之多少都有的气受。
你对上位者提出正当需求,本身就是一种冒犯,首先就把不孝、态度不好、不尊重、格局小之类的帽子扣过来。
因为如果不抓着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收拾你,下次你提出过分的需求咋办?这不就是给你好脸惯坏你了嘛。
这一套是如此的深入骨髓,早就是条件反射了。
如果你是个低文明地区的文明人,千万别想着在保持文明的前提下进行正常交流,要么压制对方,在你的势力范围内讲你的文明规则;要么就撕破脸然后尽可能断绝关系,不要想着疏远就好了——疏远是一个文明概念,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对边界有共识,可以联系而不接触,这叫疏远。
低文明语境里面恰恰没有疏远。
我又手贱的看了一圈微博,深刻意识到至少在日本,如果我得了新冠,那我就是个感冒咳嗽发烧症状,需要在家隔离几天,需要跟政府申请一下不能外出时的物资,甚至可能会在病毒消失的最后几天失去嗅觉和味觉,但这些都没关系,因为我依旧还是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环节会让我失去人的尊严。
但在中国大陆,如果我得了新冠,那我就是在犯罪,那一刻我跟公交色狼,小偷小摸,以及喝酒闹事的人一样,甚至这些人不用公开自己的流调路线,而我需要,我的个人隐私被投影到社交媒体的巨大白幕上,让无数的人因为我被迫被关在家里,被迫社区隔离,每天捅喉咙做核酸,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封城,这些都会被归因到“我”的身上,让人有一种万死莫辞其罪,从此尊严就被打入泥土,再多的辩解都会被沉默。
上海女性因为拒绝前男同事追求,被报复当街杀害。为了救她而扔头盔的女孩在网上为她伸冤…然后紧接着被捂嘴。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首尔,一位女性被求而不得的韩男恼羞成怒报复杀害。韩国女性,尤其首尔女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为其伸冤,要求重判凶手;严惩今后所有因追求不得报复杀人的韩国男人。
就连一位女性被杀都不让讨论探讨、甚至不让伸冤的社会……可见其背后的权力结构有多么羸弱。一样的事发生在中韩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如此脆弱的大厦,民众还要积极抢着维护住进去…这是渴望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后砸死全家吗?
所以我昨天说过,不管是伊朗女孩、巴勒斯坦女孩…还是别的任何地方的女孩…无论她们遭受了怎样的欺凌和压迫,如果始终选择要站起来反抗,而不是跪着…那么那个地方的女孩早晚会迎来光明的未来。
而你这里够呛能有了。毕竟史实早已注定的人类发展规律,轻易违背良心选择漠视的都没有好下场。
压裂
【网评】层层加码。画的真好,看的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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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些迹象:1. 中国一改“战狼外交”姿态,新增一个相对温和的发言人毛宁,排名在赵立坚之前,而赵战狼9月2日后就再未主持过例行记者会。另一位女战狼华春莹更是8月5日后就神隐了,“坚夫莹妇”双双哑火。2. 美国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中方一改之前在佩洛西访台事件上火力全开的做法,选择冷处理,官媒主页只字不提。 3. 王岐山和王毅在英美两头碰壁。王岐山在英国受辱,大内宣非但不对英战狼,还淡化处理。新华社的牛弹琴引导舆论说不能把英国一棍子打死,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王毅在纽约一个重量级政要都见不着,只得再去央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幻想他继续发挥独特重要作用,助力两国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可基辛格早就断言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了。4. 被习免职的前北部战区司令李桥铭21日在军委“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露面,而习本人缺席会议,只作了“重要指示”。
国家能力越强越好吗?苏联往事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0418.html
《可能性的艺术》被删除的一章。也算是给“国家建构”作了一个解释,告诉某些西方学者,不要盲目相信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强大会唤回极权帝国。但关于苏联傻逼的内容并不多,就这还被删了,以后有空摘录些从国家制度上给苏粉诛心的文章。
->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为什么在比较政治学界,会出现“重新带回国家”的潮流,讲到了国家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秩序、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都至关重要。不过,我发现,最近这些年,国家能力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万能化”的趋势了:一个国家经济为什么发展?因为国家能力。为什么民主质量不行?因为国家能力低下。为什么发生了战争?因为国家能力下降。为什么战争结束了?因为国家能力上升……有时候,国家能力低下被定义为“腐败”,用来解释经济落后;有时候,国家能力低下又被定义为“经济落后”,用来解释腐败;等等。这就有点像犯罪学中的“童年阴影”了,每当一个离奇杀手出现,专家们就冒出来,从这个人童年的家庭关系说起,说得头头是道。总之,国家能力很重要,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国家能力的衡量尺度
尽管不同的学者常常用不同的尺度衡量国家能力,通常而言,有几个指标是最受公认的。一个是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也就是国家暴力垄断的能力;二是财税状况,也就是政府能把多少社会资源聚集到自己手里来。这两点,大家都容易理解,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钱袋子——国家能力的两大支柱。
还有第三个,也是近年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的一点,就是国家的信息能力。什么叫信息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国家的“视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其疆域内人口、土地、资源的信息——别小看这种信息能力,政府如果都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人、谁去世了、谁出生了,它怎么征兵?如果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土地、公司、矿产,又怎么征税?所以,枪杆子和钱袋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信息能力。历史上比较强大的国家,通常也是土地册、人口普查和登记,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那么,我们用这几个指标来看看苏联。首先,苏联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毋庸置疑的。直到今天,俄罗斯,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主要成员国,仍然是世界上核弹头最多的国家。2018年,它的GDP只有美国的1/12,但是它的核弹头数量仍然超过了美国,显然,这是苏联的政治遗产之一。警察力量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苏联不但有警察,还有“秘密警察”,也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系统。你们可能听说过一个著名的苏联笑话,说苏联人在一起谈论什么叫幸福?最后的结论是,幸福就是当克格勃半夜敲门、宣布“伊万同志,你被捕了”的时候,你惊喜地告诉他:“对不起,伊万住在隔壁。”
正是因为军队和警察力量强大,苏联政府在其国土上的暴力垄断能力无人匹敌。在其69年的历史上,除了起点处的内战,以及被迫加入的二战,苏联境内几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莫斯科的大街上绝没有墨西哥式的毒品黑帮,阿富汗式的军阀割据也是闻所未闻,至于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那是有一个镇压一个,甚至可以说,有一个镇压十个。
我们知道,哪怕是美国,世界第一强国,刺杀总统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甚至在纳粹德国,也发生过“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苏联历史上,有过刺杀最高领导人的事情吗?除了苏联刚建立和快倒台的时候,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别说刺杀企图了,就是斯大林死了,身边的人居然很长时间都不敢过去检查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前两年有个电影《斯大林之死》,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以黑色喜剧的方式表现这个事情。可以说,苏联整个国家鸦雀无声的程度,真的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见”。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古拉格群岛,苏联用来流放各种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地方。我出于好奇曾经专门去查过,在古拉格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武装反抗?毕竟,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俄罗斯称为“战斗的民族”,那么,这个战斗的民族在古拉格群岛有没有“战斗”过?答案是“没有”。在古拉格集中营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反抗。
唯一一次勉强可以称为有组织的反抗,还是集中营的几个看守组织的,是一次逃亡行动,参与者大约有一两百人。根据《古拉格:一部历史》这本书,这次逃亡的结局是这样的,“最后的决战发生在1月31号,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当民兵逼近时,一些暴动者开枪自杀。内务部派人围捕森林里的残余暴动者,将他们逐一射杀。尸体被堆放在一起,民兵将其肢解,然后拍照留念。从档案里的照片来看,变形的尸体浑身是血地躺在雪地里。没有人知道尸体被埋在什么地方。”这就是集体逃亡的下场,这就是苏联的国家能力。即使是传奇的“战斗民族”,政府面对社会,也是“如入无人之境”。
再看苏联的财税能力。这一点就更不用说了。政府的税收能力,通常是指政府能从整个社会生产的“蛋糕”中切分多少,也就是能收百分之多少的税。一般来说,政府往往需要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说服民众多交一点税,有时候说服不了,还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像当年的大英帝国,想说服北美民众交点印花税,结果直接就被北美人民用扫把赶回了大西洋对岸。
但是,苏联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它直接把经济全部改造成了国有经济,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所以,问题不再是国家能从社会中切割多少“蛋糕”,而是社会能从国家手里分到多少“蛋糕”。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苏联时期几乎没有有组织的反抗。当你的工作是国家给的、你的住房是国家给的、你孩子上的学校是国家的、你的粮票是国家的,甚至你出门上个火车都要国家开的介绍信,你怎么反抗?反抗就相当于金鱼拼命跳出鱼缸,你以为自己是在自救,其实你是在自杀。
再来看看苏联政府的信息能力。经济信息就不用说了——既然是计划经济,政府必然要全方位地掌握关于生产、消费的信息。人口的信息也不用说,苏联时期有一种证件叫作Propiska,既是户口,又是迁徙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作许可证,通过这样一个系统,政府对每个人的位置与流动可以说有显微镜般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通过鼓励所谓积极分子,政府还塑造了一个庞大的相互告发系统,使得政府能清清楚楚地掌握着每个人的私生活信息。这一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本叫作《耳语者》的书,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OrlandoFiges)写的,内容是关于苏联时期家庭生活。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就很说明问题了:耳语者,英文叫作The Whisperers,也就是窃窃私语的人。为什么要“窃窃私语”?因为没人敢大声说话,每个人都怕自己所说的话会被亲友或者邻居告发,哪怕所说的话无关政治,更不反动,但是,无名的恐惧始终存在,就像一把利剑悬在头顶,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强大的军事能力、财政能力、信息能力,还不是全部,在苏联时期,最具苏联特色的,恐怕还是国家的思想改造能力。苏联时期的洗脑,不仅仅是依靠暴力威胁或者宣传口号,它有一整套的仪式、程序、配方,让活泼泼一个人走进去,然后像个机器人一样被吐出来。出来之后,就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说着同样的语言,散发着同样的气质,拥有同样的审美,甚至穿着一样的衣服,总之,拥有了一种“集体人格”。这种思想改造的成功,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德国,还会发生军官们联合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斯大林的苏联,哪怕被斯大林亲手送到了断头台上,革命将领们还在热泪盈眶地高呼“斯大林万岁”。
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苏联被戈尔巴乔夫给搞垮了”。这个说法也不能完全站住脚,因为就算戈尔巴乔夫是个坏人,想搞垮苏联,问题是:“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如果民众“不答应”,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搞不垮一个国家,对不对?一个有点令人尴尬的情形是,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权的倒台,还是各个共和国的独立,都没有遭遇民意大规模的持续抵抗。哪怕是沙皇当年倒台,都还有几十万人加入白军,为旧政权而战,但是当苏联政权崩溃的时候,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却是“慢走,不送”。所以,把责任推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也说不大通。
苏联的瓦解,真正的原因,可能恰恰是其国家能力过度地强大。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这个国家失去了刹车机制,无法调整自己的方向,导致它一条道开到了悬崖。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它消灭了社会,从而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反馈机制和压力机制,最后只能靠“死机”来实现“重启”。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它走向了过度扩张,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过度扩张,最后耗尽了资源,也耗尽了民心。总之,无节制的国家能力导致过于庞大、沉重的政府,最后这个国家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
暴力的过度扩张不仅仅是在苏联国内,也向国外蔓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布拉格之春”,1968年,面对其卫星国捷克的民众抗议,苏联一口气把两千个坦克给开了过去,扑灭了捷克革命的火苗。“布拉格之春”只是类似霸权主义的一个例子,无论是东德1953年的风波,还是匈牙利1956年的风波,它们难以掀起巨大的风浪,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但是,苏联最严重的一次过度扩张,则是1980年入侵阿富汗。某种意义上,阿富汗对于苏联,就像是越南对于美国,一个超级大国踏进一个弱小国家,以为可以轻松搞定,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怎么也跳不出来了。
再来看苏联经济。超强的国家能力有没有带来苏联的经济发展?有,至少在一个阶段内如此。斯大林上台后不久,就提出要用10年的时间去实现西方国家100年的工业化成果。于是,政府利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发动了经济引擎。1928—1940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年均5.8%,1950—1960年是5.7%,所以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才会宣布苏联1970年人均GDP将要赶超美国。不但他这么自信,当年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学者也认为苏联赶超美国指日可待。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发展开始减速。60年代经济增速跌至百分之4点几,70年代跌至百分之2点几,到80年代,只剩下了百分之1点几,而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跌到了负数。
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发展会先加速、后减速?同样是因为国家能力的过度拉伸。简单来说,第一,过强的国家能力扭曲了经济结构;第二,“发展型国家”一旦过度,就成了“掠夺型国家”——因为国家指哪打哪,苏联经济模式被扭曲,重投资,轻消费;重军工,轻生活;重模仿,轻创新。这一系列扭曲的后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了后劲,陷入“短缺经济”的陷阱。
而且,在全盘的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下,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对普通人来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他们就失去了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在所有的苏联笑话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以一个工人的视角说的,他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发工资。”(We pretend to work,and theypretend to pay.)短短一句话,道尽了苏联经济的全部问题:劳动者根本没有动力生产,而政府发的钱什么也买不到。
再来看苏联的思想改造。的确,苏联一度成功地改造了无数人的头脑,但是,这种成功是过眼云烟。为什么?因为这种思想改造的核心,是号召人们为了集体完全放弃个体,为了理想完全放弃利益,为了信仰完全放弃情感……可以说,它是向人性开战。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复杂,是多变,是魔鬼和天使混合体。而思想改造是什么?是要消灭复杂,消灭变化,让人类完全变成天使。这可能成功吗?不可能。如果要强行把现实按到理想中去,结果就是虚伪和假大空。
《耳语者》里面,有一个情节我非常难忘。里面讲到一个所谓的反革命教师,他被枪毙后,他的遗孀和孩子为了生活而投奔这个教师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家。但是,奶奶家明明有两层楼的房子,却拒绝收容他们,甚至不愿给长途跋涉的一家人一口饭吃,他们只好在村子里租了一个小房子住。而在他们住在村子里的15年里,奶奶家的亲戚从来不和他们来往。这个孩子后来回忆说:“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哪怕周围肯定没有人监听——他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人际关系如此扭曲,连奶奶都不再怜惜孙女,或许能证明思想改造的成功,但是,比国家更强大的是人性——人们渴望亲情,渴望友谊,渴望舒适,渴望美……或许人们会因为理想的感召而暂时放下这些渴望,但是,最终,人类通过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道德本能、情感本能、求生本能,会在政治的潮起潮落后重新浮出水面。
https://www.jenniferzengblog.com/home/2022/9/22/xi-jinpings-internal-speech-leaked-if-our-state-power-is-not-in-red-color-wed-rather-not-have-it
友邻转发的习近平公开讲话,我概括几点,大家可以不用遭受视觉污染:
1. 牠不在乎毁掉前人留下的根基,力图造神,也觉得现在没人敢接这个烂摊子,只有牠能领导中共,领导中国。
2. 牠不在乎经济倒退,更在乎中共的政权是否牢固,甚至觉得经济倒退更易于驯服民众,比现在更好。
3. 牠想拉拢党内的不同派别,过以前那种红色后代完全把握经济命脉的日子。
(可能三点有些语义重复的地方,或是概括得不够全面,但牠水平有限,我也水平有限,今天也要咒牠暴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