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1.3%,这个数据的达成还是建立在:农村户口的不统计(因为可以回家种田),每周工作至少1小时的算就业,在咸鱼上卖过东西的算就业,在自媒体平台发布作品的算就业等等,哪怕如此统计,每五个青年里也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而到8月份青年失业率更是不再公布了,也就是靠6月那样宽松的统计方法,也无法让青年失业数据变得好看起来。
取而代之的,就是各种“警惕身边的间谍”这样的宣传。毕竟在高层脑里,谈失业率必联系到颜色革命,突尼斯颜色革命时期,估计有30%左右的年轻人无法就业。法国西班牙等国青年失业率大幅上升之时,同样发生不少上街游行示威的活动。显然中共高层最害怕的,就是青年失业率数字触发颜色革命,就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开始聚集在街头,引发不稳定因素。因此,他们越是宣传要抓间谍,抓境外势力,我们就越知道青少年就业形势严峻,也就越知道他们其实也在担心受怕,害怕自己同历史上那些独裁者一样,受到革命的审判。
转发:六集纪录片《陌生人》预告片
2017年,因为我先生的工作,我们全家迁往西班牙巴塞罗那。离开北京前,我把所有以前采访穿过的西装都送了人。对我来说,这是个解甲归田的动作,我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工作,只是生活。我们住到了人流密集的兰布拉大道边上,它代表我想要的游客式的生活:与人互不相交,各行其是。
一个月后恐怖袭击发生,打破了这种幻觉。就在兰布拉大道上,22岁的袭击者驾驶货车,以Z字形冲了800米,撞击一百多人。他不可能看不到女人和孩子,听不到尖叫和人落在挡风玻璃上的声音,但他停下车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车底盘下的人太多,无法再往前开。
兰布拉是我先生回家的必经之地,恐怖袭击发生时我有十五分钟联系不上他,紧张感攥紧我头皮可以把我拎起来,脚底的汗却把我粘在地板上。
当晚巴塞罗那从没那么寂静过。我女儿睡得很不安,小手指轻轻抽动。我握着它,一边看新闻。凌晨时我从床上弹坐起来,手机短讯说:新的袭击发生。五人拿着刀斧砍向路人。我推醒我先生,他脸上像痛苦也像悲惨的笑,那是荒诞的表情。他说“不可能吧。”
这一天还没过完,至少十四人死了,130多人受伤。
第二天我们走上兰布拉时,让我震惊的不是看见了什么,而是什么都没看见。这条欧洲最繁华的步行街上空空荡荡,连鸽子都消失了。遇难者存在过的唯一痕迹是地上画着的绿圈,其中之一代表三岁的男孩哈维,和我女儿一个年纪。我先生半蹲在地上看那个绿圈,如果当天稍早几分钟,他也会在这条街上,戴着耳机,扛着沉重的箱子,那辆车如果从身后来,他会什么都听不到,也无法闪躲。
五天后我带父母去法国旅行,我们打算去的每个景点在过去一年里都发生了袭击,这个世界到了在镂空的埃菲尔铁塔周围建起防弹墙的地步。回到西班牙,我们想搬去海边小镇Salou生活,但去了才知道我们住的宾馆是本拉登的特使与911劫机犯会面的地方。我进入那个512房间,阳台上两把椅子正对着暗黑的天井,他们会面的目的是确定袭击目标,七周后飞机撞向了双子塔。
恐怖主义在欧洲扎根之深,之广,之早,远超我想象。
最让我震惊的是袭击者的脸。如果在大街上遇到,我会认为他们是学生。他们攀岩,在沙滩吃烤鱼, 穿着法国足球队队服。没有一个人有恐怖主义前科,没人在海外受训,他们长大成人的地方没有种族冲突纪录,几乎没有失业人口。这些移民第二代比父辈更有语言、技能、有工作、受良好教育、更融入西方,恐怖主义为什么恰恰动员这一代?
没有答案。结果是一个社会被严重撕裂,我听到了阴谋论,看到了极右的崛起。全球范围内多数恐怖袭击遇难者是穆斯林,他们成了双重受害者。这是恐怖主义的真正目的:破坏社会结构,让邻人相互恐惧。
我想跟身边人谈谈我的困惑,因为我只知道恐怖分子不是什么,但他们是什么?但人们总说“谈恐怖分子他们就赢了,继续生活是最好的报复,把话语留给受害者。”
但受害者的家人无法继续生活。六个月里哈维父亲敲了每扇门去问儿子为什么而死,听到的只是沉默。他瘦了很多,胡须白了,看上去筋疲力尽,“什么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找真相?只能我去做吗?一个死去的三岁男孩的父亲?我受过什么训练呢?”
他话里无助的愤慨刺痛了我。袭击者死了,支配他们的东西还活着,每个人都可能是它的受害者。我想知道的真相我应该自己去找,因为我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
两个月之后,我开始这个片子的调查。
采访在五个国家进行,此前我几乎从未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同时还要处理大量西班牙语,法语,荷兰语,阿拉伯语的材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件事,如何完成,在哪里播出,这意味着它只能依靠个人资金,极小的团队和局促的制作条件。在漫长的五年中,这件事不只是我的工作,也成了我的生活。很多夜晚,在离家万里的大陆上,从稿子中抬头,看到明月广照大地,我找到我的归属。
今天这个六集纪录片和一本书完成了。片子将在8月17日播出。如果能我会发在这里,如果不能,请移步Youtube账号@chaijing2023
@xiaoyuanf 伯母好可愛😂
心酸!男子“月送1.2万单”工资仅254元,申通:只罚了4700元!
#工资 8月11号讯,上海的快递小哥努力工作一个月最终只得到254元工资引发关注,这个快递小哥5月份送了1.2万件,但申通快递却用各种方式罚款,还说每笔钱都扣得明明白白,但是快递小哥说,很多扣款连申诉渠道都没……(来自网易23/08/12)
阅读全文: https://at.laborinfocn2.com/articles/url?lk=https%3A//www.163.com/dy/article/IBT9324Q0534S2B4.html%3Fspss%3Ddy_author
原链接: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BT9324Q0534S2B4.html?spss=dy_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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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上海大家族的许佩兰女士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外汇保佑我们一家没被赶出上海》。讲述了一个意味深长或者说匪夷所思的故事。许佩兰女士的丈夫王铿,也是出身名门望族,旧时上海滩的知名律师,1949后在大学任教。
王铿先生有很多亲属在1949年都迁居国外,这些“海外关系”当时都成了炸弹。1958年的引蛇出洞中,王铿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信,恳请不要因政治问题株连家属。不出意外,王铿随后并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公职,下放街道劳改。
由于失去收入来源,王铿一家五口只能靠远在美国的妹妹和在香港的好友接济,他们会定期从海外寄来美元和港元。当时中共已经实行外汇管制,这些外币,并不能直接到手,而是由上海的外汇管理局直接兑换成侨汇券,发放到手里。每次都是专人派送。
中共由于厉行闭关锁国,被抛离世界贸易体系,50年代后外汇极为紧张,重要物质难以进口。外汇来源很大程度上仰赖海外侨胞汇给中国亲人的这些钱款。
王铿先生天天被勒令干扫厕所之类的体力活以进行“改造”,但是在其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依然是次次挨斗。文革后,上海由于物资紧张,将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取消户籍,赶出上海,发配北大荒等蛮荒之地。
王铿一家人也在名单中。万念俱灰的两夫妻甚至想到了自杀。在最后一次领取侨汇券的时候,许佩兰女士告诉送侨汇券的人,说自己一家马上要被发配,离开上海了。这句无意中的话,却奇迹般的拯救了一家人。来人闻言大惊,离开后,王铿一家人再也没有被逼迁,在忐忑不安中一直留在了上海。
文革结束后,王铿先生被平反,并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他将自己当年的遭遇向另一位曾经在上海外汇管理局工作过的政协委员讲述后,对方告诉他,当年他家之所以没有被赶出上海,就是因为他家是为数不多的外汇来源。赶出了上海,这个来源就没了。救了他全家的,就是那份始终没有断过的海外汇款。
1992年,侨汇券才被废止。但也许,某天我们会见到它回来。
@Men_kazak 救命🆘他在說什麼狗屁不通的東西啊!
无论是柏林墙上的亲嘴照,还是香港街头九龙皇帝曾灶财的书法,地下通道整面贴满便利贴的连侬墙,被迅速抹平的铁链女墙上绘画……都是平民的表达和话语。
和官方的propaganda宣传,资本世界巨大的霓虹广告明星巨照,中世纪教堂壁画对应,街头艺术充满流动性,生长性,随机性,由众多市民和艺术者参与,去中心化,字体不规范且夸张,有不克制的形体色彩……是一种大量市民参与,观看,互动,驻足,拍照,记忆的市民文化,也是宣扬个人表达权,书写权,否定官方叙事的街头政治。
伦敦涂鸦墙的作者来自把极权国家,只有一个政党,一个皇帝,一种声音,单调且充满压迫的政治巨大宣传覆盖自由国家的平民多姿多彩,众人参与街头文化。唔,充满政治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