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国家的英雄主义片:主角每时每刻都在质疑国家机器的抉择,不相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相信自己做为人的感情。救人的瞬间靠的都是自己的人性本能的选择。
中人的英雄主义片:主角每时每刻严谨的遵守国家制定的每一步方针政策,哪怕违背人性论理,只要为了大主义万死不辞。出了错都是因为下面执行的不对,下面的人被圣母这种感情累赘了。
#令人不得不吐的槽
关于Paxlovid的大账:国家医保局在22年5月26日要求各地不得动用医保支付核酸费用,但在5月26日前可以。上海市医保局公布,在21年8月前仅上海市一地已经从医保中为核酸检测支出了12亿元,这还仅仅是22年4月上海疫情前还没有大规模常态化核酸之前的开销。而用这12亿元,可以按照1800元的价格采购67万盒Paxlovid,而Paxlovid最适用人群是65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人,也就是有些人口口声声要保护的“老人孩子”里的老人,也就是说,可以给67万老人一人一盒。中国21年底60岁以上老人人口2.67亿,其中80岁以上人口3600万。同时,日本厚劳省12月22日公布奥密克戎在日本60-79岁人群中重症率为0.26%,80岁以上为1.86%,而他们一旦重症死亡率非常高。日本人体质与中国人相对接近,拿日本数据套算,假使全中国所有60岁以上老人都得新冠,那么重症总人数就是127万位老人。综上所述,结论:仅以上海市一地在大规模常态化核酸检测前(21年8月前)从医保中支取的12亿元核酸费用,就可以在全国所有老人一个不落全都感染一轮奥密克戎的极端假设下,让全国一半重症老人免费吃上不降价的P药。
也啰嗦一点城市规划的话。
看到这一篇,勾起了许多以前讨论的回忆。也跟进写一点自己的看法。北京以及与北京城市规划建筑为模式的大多数“新城”的建设,其理念是基于“纪念碑”式的审美模式,这种模式与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这一点在苏联最为明显,其实在纳粹时期也有体现。整齐、划一、分隔、肃穆。纪念碑式的规划带来的结果就是,它是用来膜拜的,不是用来生活的。这就是生活场所始终与殿堂不会混为一体的缘故,链接里的文章举的巴西利亚的例子最为典型,但凡去过巴西和在那里生活过的,没有不吐槽这个城市的极度不便利的,而历史上还有一个城市也是用作膜拜却不是生活的,那就是英国人治下修建的新的德里。不适宜生活的城市脱不了最终成为鬼城的命运。
文中提到的数据依据很完备,特别是毛细血管道路的规划方面,涉及到比如城市的繁荣度、市民阶层生活场所、交通拥堵等等的问题,在这之外,再补充一些我们以前讨论的内容。
其一是社区的安全系数降低,尽管中国的大城市被称作最安全的城市,其安全是依赖大量政府机构来实现的——自上而下的警力、无所不在的监控——而并未能够保证和提供可持续性的民间自然形成的安全,这种安全依赖的是繁荣的社区,包括大量私营场所提供的一直处在活动状态的人群、照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产生的连接、情感上的同理心与互助等等,与之对照的,是封闭的社区,越来越多的无人死角,阶层的隔膜,进而产生的隔阂冷漠甚至仇视。展开还能讲更多,此处不再多说。
其二是城市规划带来的问题会更加加剧女性的负担。一方面是上面提到安全系数降低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女性,女性可能遭遇更高的犯罪暴力。其次,在社会中提供大量护理和照顾等无偿劳动(也包括有偿劳动)的也是女性,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导致时间成本(从一个地方抵达另一个地方所需要的时间)的增加影响女性更明显,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规划自己每天的安排,接送孩子、照顾老人、采买家务所需、上班等等,也会更进一步加剧性别和阶层双重的结构性的差异。
其三是它会使得低效率进一步更加低效。链接里的链接那篇文章提到了城市拥堵,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提到市民经济的衰败,这一点很重要,市民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也间接提到土地开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引发出来的是,土地开发的垄断性带来的高成本和封闭式社区生活的高成本,会逼迫居民,特别是外来人口或年轻一代向外迁移,而可惜的是,连城市内规划都不会有“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思路的决策者们、也一样不会考虑城市间特别是卫星城镇为枢纽城市注血之便利的考虑。还是拿北京做例子,北京各个火车站与机场与地铁之间的连接便利性和快捷性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一个城市能够与其他附近的城镇、其他大国内的和国外的枢纽建立起来便捷的连接,才是现代都市规划的主要思路、比如TOD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以鼓励更多公共交通的使用,而降低私家车辆的拥有和使用。TOD模式里车站的建立与开发和利用很重要,并与整个城市包括老城、新区打造起来一个顺畅的公共交通网络,考验的是整体与细节规划能力。
胡昂写过一本书《日本枢纽型车站建设及周边城市开发》,应该是中国比较少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前年通过朋友(他的亲戚)拿到这本书读了一下,很有意思,了解到日本各个城市规划当初的思考与经验。这本书着重在介绍上,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案例(短板)比较可惜,读完也有不少问题,特别是人文软件方面的考量,很想有机会能请教他。有兴趣可以找来一读、不过大部分还是数据,可能会觉得枯燥。
中国城市规划还是在很粗糙的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意识形态上的管控也是无法绕过去的坎,不解决这个问题,终究会卡在原始层面,无法前进,包括对社会上低阶层人群需求的考虑、障碍人士需求的考虑、女性需求的考虑、儿童与老年人需求的考虑等等等等。路再宽,楼再高,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
https://mastodon.social/@simonknowsnothing/109744554202874286
新疆两所建校历史比中国现政权要更早的高等学府,在2019年曾经历了一次校徽变更的风波。
其中,伊犁师范学院在更名为大学后,将校徽中的哈萨克文校名删除。
而新疆大学也几乎同时删除了校徽上的维吾尔文字。
这一行为一度引发不少欢呼,称之为“删除不合时宜元素”。
不过后来官方又将两种文字重新加了回去。
据悉,更高层当时认为,取消哈维文字虽然方向正确但“时机未到、动作太早、影响不好”,所以下令恢复。
不过,最终版本仍然做了一个折中处理,即文字虽在,但只是用哈文和维文拼写汉字字音。
新疆师范大学的校徽也经历了相同的变化,维文校名在新版中,实际上只是用对“新疆师范大学”六个汉字的汉语发音进行了拼写,彻底沦为“汉语拼音”。
懂得哈文和维文的朋友可以自行对比下图中新旧两版中的差异。
今早读到《财新》的一篇报道,说的是中国青少年儿童精神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调查发现高达17.5%的少年儿童患有精神障碍,折合4700万人口,可举国上下的儿童精神科医师居然只有500名。国家卫健委19年做了一套儿童精神卫生行动方案,说到22年建成多少多少的精神卫生门诊,现在时间到期了,目标也没达成。真实情况比调查数据更严重。文章指出,数据只针对在校学生,初中毕业未升学青少年、偏远地区儿童、失学儿童都未进入调查范围,这些群体更可能是精神健康弱势群体。另一方面我想补充的是,在中国这样父权主义为纲的国家,反社会人格、控制狂、强迫症、偏执狂、躁狂症、表演型人格等精神障碍不但很容易显得不那么精神障碍,甚至还往往成为社会竞争优势;而抑郁症、社交障碍、双相、ADD、AS最容易“障碍化”“病化”,容易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精神障碍的“障碍”二字。父权社会下,同样是精神健康问题,前者反而风生水起,后者则寸步难行,这就好比男权社会中更容易有“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样,其实阁楼下的男人们本来就是一群疯子,他们制造校园暴力、排挤和孤立、粗暴破坏孩子人生、控制压抑他人,却不入病,被他们毁了的抑郁症孩子们负责承受所有这一切。
热气球上没有降落装置吗....
突发新闻!
1月22日大年初一,四川乐山市沙湾区醉花谷景区内一热气球升空后,因安全绳断裂导致气球在空中下不来了,当地政府也并未做出施救,而后气球快速坠落跌落山林导致2死4伤。
事后景区负责人采访中推卸责任,称该热气球不是景区项目,是承包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