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ia 居委会就相当于设在排里的党支部,是管理基层最细的触角。
武汉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居委会,也就是权力触角失灵了。现在中共明白过来了,触角就开始发挥威力了。
没有居委会,居民意识到自治挺好,由于居委会管理一定比自治的效果差非常非常多,居民就会不服从居委会管理,进而有些人质疑政府治理的能力,进而少部分人就会产生中共为什么要管我们的质疑,进而极少数人就会质疑中共存在的价值。
这并不是逻辑滑坡,而是根据自身经历和体验非常容易联想到的结果。
中共最怕的就是这个——中共没必要存在,成为公共知识。
我是亲生经历过武汉封城抗疫的,不过现在没有亲身经历上海的乱世,所以感受可能有偏差
我觉得武汉当时的情况比上海还是要好太多,个人觉得最主要的差异是“自治”和“政府管制”
在武汉疫情之前,从来没有“居委会”这个概念,这个东西就和工会一样,是个摆设,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封城的时候,大概混乱了没几天,小区里的能人就开始组织团购,家里肉类没断过,后来甚至开始团购奶茶、冰淇淋等等。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我妈现在都还时不时团购点水果。家里3月突然断网了,我妈直接开车带我跨区去外婆家,也没有人管。
当时疫情时所有的麻烦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官方造成的,什么语焉不详的官方通告导致所有人去抢超市之类的。
直到疫情快结束大概已经到了3月份的时候,居委会才开始真正比较有存在感,但干的事情也只是打打电话,问问哪家没有粮油米面,没得话居委可以送些应急。
现在武汉已经低风险区很久了,但居委会倒强势了许多,我出差比较多,每次回家就会收到夺命连环call,小区门口摆着摊位,居委会的大白24/7的坐在那,抓不是本小区的走访亲戚的人去做核酸。
可以说他们越管越混乱,但是3年疫情他们防疫没学会,倒是学会了管人
妹妹以前写的中国人:
“仿佛所有的中国人脸上都打着印记一样,当我来到德国,总是可以一眼认出哪些是中国人,姐姐也是一样。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日本人或者韩国人错当成中国人。那与生俱来的,唯独属于中国人的隐忍的、谦卑的、勤勉的气质,就是我们统一的标识。并且他们都有着些许灰扑扑的疲倦,那是藏在沉静外表之下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一点点捉襟见肘,一丝丝萦绕不去的淡淡忧伤。当我仔细看他们时总是不免心中伤感,我在他们眼中看到的是我自己,如他们一样。这些或相识或陌生的与我擦肩而过的中国人,我想他们也是被不可获知的原因推动着向外面走去。他们悄悄散落在世界的角角落落,他们可以很卑微的活着,但那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却像是野草,可以在任何一个石头缝隙里顽强的生根发芽。”
看一篇文章说警惕“躺平”“共存”语言陷阱。目前没有一个国家的防疫政策属于躺平。
“我们注定与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共存,老鼠、HIV、流感病毒、结核菌、幽门螺杆菌、疟疾、坏人与蠢人。但是,从来不会有人提倡与它们“共存”。共存暗示了一种安之若素的态度,但实际上,这并不会发生,相反,我们会在生活中,持续的与新冠病毒做斗争——人多的地方戴口罩、勤洗手、打疫苗等等。所以,共存也是一个语言陷阱,刺激出潜意识中的反感。”
這個“說你是你就是”陰性也要把你拉走的錄音...
聽了三分鐘直接血壓拉滿了。聽完20分鐘估計直接去世了吧。
“我們只是在執行命令。”
https://mega.nz/file/Jx4RRACI#vDXGmVFe9KjQZLDD1HK8BkCKLQekMeoJQf_BbC14EZA
可能引起不适
我妈最近在当志愿者,所谓的“大白”。今天回家特高兴,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今天立功了,她抓到了一个有两部手机的人,110把他拉走了。
“你可能会给你抓住的人带来很大的后果。”
“这我不管。”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她说:
“当我放屁。我睡觉了。”
意思是就当刚刚那句话她没说,别拉着她聊天。最后她高兴地回房间睡觉去了。而我才发现家里有个白卫兵,坐在客厅毛骨悚然。
那人经过了层层检查,最后到我妈那儿终于没能蒙混过关。我妈看了他的很多证件和app,包括身份证、居住证、健康码、行程码和核酸检测记录。因为觉得不对劲,所以还反复问了很多问题,终于揪出了他的“真面目”。她和我讲这些东西时高兴极了,仿佛在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骄傲——别人都没发现问题,她发现了。
大概能明白历史上大浩劫中的个体都在干嘛了: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不管别人的境况,也不反思现状。
“这我不管”“与我无关”。
不过因现场混乱无人看管,那人在110来之前已经偷偷把手机卡扔了,手机里的app也卸载了。
祝他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