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知れない🧖 @[email protected]

“最后一代”这个事、这个人、这句话或者由这句话引发的一切反应，最后大概率、或早或晚是要被官方打成“境外势力”“寻衅滋事”或者“恶意xx”的，这种悲情的表达大概率只能停留在韭菜的自我感动，利维坦并不会有任何反省，我们指向的是利维坦，但利维坦是没有情感的，就像父权制下家庭关系中的父母从来不会认错一样，你的一切表达都不会唤来回响，而会是更多更不择手段的、先一步计算你的方法，当然我并不是否定这种表达，只是我这个环境中的一切抗争都持有比较悲观的态度，我们除了尽力逃离没有任何办法，这个意识形态和其统治的一切都不具有改良的空间

转@诨名换作巴布尔（微博）

据我观察，一个人状态好，心理健康，往往是受过的挫折和他的心理容量比较适配。我认识不少优秀的朋友，其实被保护得很好，在求索进步的过程中，没遇到过什么奸邪之人，身边也环绕着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信念保存得很完好，一气呵成做了很多事情，出了很多成绩。身边那些被老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熬出头来的是极少数，遇到糟糕的公司、导师、父母，每一步都要费老大劲去克服，消化，重建，只有具备超常能量的人可以做到在经历这些之后，仍然坚定地要建造自己的大厦。大部分人早就千疮百孔，在某次信念倒塌的时刻，就此埋在了废墟里。

阿姨在2015年和江绪林有个对谈，充分显露了他的预见性（乌鸦嘴）：

「2017年你就可以看出来，派系共治是不是会最后垮掉。如果在这一年最后垮掉了，最后终于实现了元首政治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元首以后是永远不会让自己退休的。他为了不让自己退休，会做出很多荒腔走板的事情来。在他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间，你所珍惜的这些小小的美好事物，实际上就相当于三十年代民国小资青年，在蒋介石大权独揽前曾经享受的那些东西。在蒋介石最终削平各派系以后，你很快就会享受不到了，而且你是毫无反抗能力，连逃跑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在2009年以前，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就享受过你所描述的那种小小的美好事物，而我当时的逻辑，我知道他们会把整村整村的维族人抓进学习班里面去，但是这干我屁事，我一天到晚不上班照样拿工资，整天泡在一心书店，从容不迫地发表什么言论，觉得自己跟在巴黎塞纳河边好像也没什么明显的区别，大家都装的是一样的逼嘛。但是如果我在2009年后还留在那儿的话，现在我的处境是会非常难看的。我敢肯定，桂枝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新疆，因为它也是一个被封闭的特殊区域，越过那个节点以后，同样的命运也会降落在上海的小资青年头上，他们很可能会像是，1937年以后还没有逃往租界和香港的那些人一样，一天到晚哀叹，像张恨水那些人，哀叹战前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现在吃着平价米酒已经不错了。」

——刘仲敬对谈江绪林 2015-03-25

（全文我没有，哪位嘟友有的话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通常，人们在公共场合说公共事务，在私人场合说私人生活。

后来，有了互联网社交平台，好多人在公共场合说私人生活。当然可以说，只不过，个人隐私暴露于不可控的环境，可能增加风险，只要说话的人能承受风险即可。

再后来，因为言论审查，中国大陆的人在公共场合只能说私人生活，在私人场合悄悄讨论公共事务。

再再后来，审查制度导致有些人认为，人们只准在公共场合说私人生活，只准在私人场合议论公共事务。

是非黑白就是这样颠倒的。

“如果我们认为无权的大众天生就是素质差、无教养、不可救药的群氓，认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犬儒主义，成为清醒自明、有自我管束能力的现代公民，那么我们自己就会陷入一种自以为是的’嘲讽者犬儒主义’(mocking cynicism）。这样蔑视和嘲笑大众犬儒主义，你高高在上者的傲慢……如果一味责备和讥讽无权的犬儒大众，’这种讽刺本身就很犬儒’,这也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徐贲，2015，p. 18）@reading

@xue “白痴”一词来自希腊名词ἰδιώτης idiōtēs 'a private person，individual'（相对于国家），'a private Citizen '（相对于具有政治职位的人），'a common man'，'一个缺乏专业技能的人，外行”，后来的“不熟练”，“无知”，源自形容词ἴδιος idios “个人”（不公开，不共享）。[3] [4]在拉丁语中，idiota的意思是“未受过教育的”、“无知的”、“普通的”，[5]而在晚期拉丁语中，它的意思是“粗鲁、文盲、无知”。，它保留了“文盲”、“无知”的含义，并在13世纪增加了“愚蠢”的含义。[7]在英语中，它在 14 世纪增加了“智力缺陷”的意思。[2]

早在 1856 年，许多政治评论家就将“白痴”一词解释为反映了古雅典人对公民参与和私人生活的态度，将“私人公民”的古代含义与现代含义“傻瓜”结合起来得出结论：希腊人用这个词说不参与公共生活是自私和愚蠢的。[8] [9] [10] [11] [12] [13]但这不是希腊人使用这个词的方式。

的确，希腊人重视公民参与并批评不参与。修昔底德引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说：“[我们]认为……不参与这些[公共]职责的人不是没有野心，而是无用”（τόν τε μηδὲν τῶνδε μετέχοντα οὐκ ἀπράγμονα，ἀλλ᾽ ἀχρμεῖον）。[14]然而，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其他古代作家，都没有使用“白痴”这个词来描述非参与者，或者贬义；它最常见的用途只是普通公民或业余爱好者，而不是政府官员、专业人士或专家。[15]贬义是几个世纪后才出现的，与政治意义无关。[16] [

【德國之聲】在「動態清零」政策的嚴防死守中，能夠逃離上海的人只是幸運的少數。以至於阿里巴巴副總裁賈揚清從上海到達美國之後，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在社群網站上曬「關係」。遭到質疑之後，他澄清說因為「生病」才到美國。我相信很多上海人聽了更加嫉妒：原來有人生病了還可以看醫生！ 這些日子裡，據說很多上海人每天都要對著張愛玲的照片拜一拜，稱她為「跑路天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年輕的張愛玲頗受當局禮遇，曾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穿著旗袍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代會，還被安排下鄉參加土改體驗生活。但是，先知先覺的她於1952年7月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港大學業」為由，申請赴港，隨後遷居美國。與她背景相似、留在大陸的作家蘇青、關露、周瘦鵑等人，大多沒有躲過殘酷的政治迫害。 當年的張愛玲顯然精心計劃，僥倖逃離。她後來多次仔細回憶這段經歷。例如，過了羅湖橋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腳夫還認為還不夠安全，撒腿飛奔，穿過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很多新聞事件都會讓一些經典作品再度走紅。遺憾的是，從網路訊息看，那些每日祭拜「跑路天后」的人中，大概很少人因此去重讀張愛玲，尤其是她的那本跟她的「跑路」、也跟當下上海的境遇密切相關的小說《秧歌》。 關於她的去國，流傳最廣的理由來自她的弟弟張子靜的晚年回憶：1951年春兩人最後一次會面，張子靜問及姊姊日後打算，她回應：「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假如這是原話，那也只能說明張愛玲覺得這樣適合回應一直處於她的鄙視鏈下端的弟弟。但是，很多人用來強化張愛玲不關心政治只關心人性的說法。 《秧歌》無疑是一部傑出的政治小說，也更加直截了當地講出了張愛玲的政治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這部小說和當下上海疫情的關係。在台灣皇冠版的《秧歌》扉頁上，印著胡適的手跡：「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致，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讀過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都是被安排去農村體驗生活，別的同時代作家寫出的是《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創業史》、《金光大道》等歌功頌德作品，張愛玲則看見了農民的飢餓，看見了政權的實質以及未來的走勢，並著手從《人民文學》、《解放日報》以及口頭傳說中蒐集素材，構思「反共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 《秧歌》寫了兩個並行的故事，一個是1951年底上海近郊農民月香一家在新年前夕的悲慘遭遇。土改的結果是農民鬥倒了地主，卻遭到政權更嚴重的盤剝，富庶江南成為飢餓之地。飢餓的農民發出抗議的聲音，上級派兵鎮壓。月香的兒子被踩死，丈夫受傷身亡，絕望中放火燒掉糧倉，自己也葬身烈焰。 另一個故事是講電影編劇顧岡被安排下鄉體驗生活，寫一個關於土改的電影。他看見的是鄉民飢腸轆轆，自己也親歷了飢餓的痛苦，但是他仍然迎合上級要求把痛苦寫成了歡樂，把農民群體抗議政府寫成了他們反抗地主壓迫，還把月香縱火自焚寫成農民對國民黨的憤怒。 也就是說，《秧歌》不僅講述了一個政權製造的飢餓和迫害等人權災難，還揭露了這個政權怎樣看待底層的苦難，怎樣留下「正確的集體記憶」。毫無疑問，張愛玲寫出了中國版的《1984》。 張愛玲在小說中講述了飢餓的感受：「心頭有一種沉悶的空虛，不斷地咬齧著他，鈍刀鈍鋸磨著他。那種痛苦是介於牙痛與傷心之間，使他眼睛裡望出去，一切都成為夢境一樣地虛幻……」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再次看到類似的飢餓記憶，要等到三十年之後張賢亮、余華、莫言等人的作品問世。 更重要的是，張愛玲寫道，飢餓是不能講出來的。「報紙上是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任何地方──發生了飢餓」，「說鄉下人都在餓肚子，這話是對誰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當作『國特造謠』給逮了去」。 不僅如此，下鄉體驗生活的人還要說自己長胖了，「去了那麼一趟，把他們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如果你長瘦了，也沒治好什麼病，那是因為你思想沒搞通，是落後分子。 張愛玲恍然穿越到了當下——在她的筆下， 「農民對於『大鍋飯』這樣東西一向感至恐怖，然而現在大家飢餓到一個地步，竟由恐懼一變而為憧憬了，因為在他們的想像中，這可能是一種政府救濟的方式」。 新年到了，農民被組織起來。他們餓著肚子，跳著秧歌。「嗆嗆淒嗆嗆！嗆嗆淒嗆嗆！」——小說結束了，但鼓樂聲顯然一直響到今天。 「沒有任何逃離的喜悅，心中滿是苦澀。走在空無一人的街上，無比淒涼。上海，我深深愛著的故鄉啊，你又何以至此。蚍蜉無力，在更嚴厲的靜默前，幸運的拿到了路條，我偷偷的開車+共享單車+走路去機場，連滾帶爬的離開了上海。」這是一位叫「豬三蛙@hdjsksnsbdnsjs」的推特網友兩天前分享的逃離經歷。

关于入户消杀。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不要随意的说出“没用，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切/我们斗不过他们的”。现在也许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反抗可能有用，或者至少不要没有反抗过就放弃。理性在暴力面前一定是脆弱的，但是只有懂得据理力争而不是逆来顺受的人多了，也许就还有一丝希望。这也是最后的希望了，唉。

之前在zlib上下了一本四川出版社的文革笑话集，现在还记得的最好笑的一个是列队转向时不准喊向右转的口号，于是“向左转了三次，终于转向右边”，总觉得这个笑话非常意味深长地符合你党史

这有什么不能讲的？
我要说脏话了。

《【404文库】童之伟：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

本文作者童之伟是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文章发表后受到严厉审查，多个微信公众号用不同的标题转载本文均被删除。目前童之伟的微博处于禁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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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常态化核酸检测得花多少钱？】 #北京常态化核酸1个月或须支出近3亿元 近日，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开始要求核酸检测常态化。在常态化核酸检测之下，政府如何向企业采购？财政资金需要承担多少费用？中新经纬以北京为例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10：1混采、一周测一次，北京需要每天至少32万管的核酸检测能力；按照10个样本混合检测的每样本单价最高限价3.4元，北京一个月因常态化核酸检测所须支出约为2.98亿元，按照单样本检测价格19.7元估算，北京两个月因常态化核酸检测所须支出达到约17.25亿元。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 https://3g.k.sohu.com/t/n60276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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