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知れない🧖 @[email protected]

我说一句不正确的话：如果父母相信authority多过相信你，只要有那么一次，你发现他们用别人教给他们的办法欺骗你，那么为了自身安全着想，还是早点一拍两散得好。因为到最后关头幡然醒悟这种事几乎从没发生过。

我说的就是陈晃，她父母一定认为这个孩子怎么循循善诱都没有用，一步步走到今天实在是她自己造成的，并且令他们深陷痛苦。他们寄希望于政府能够帮助他们挽救这个失足的女儿，就跟那些送孩子去戒除网瘾或者女德学校的父母一样。

”非必要出境活动“那份通知看得真是一言难尽，这两年可以说是中文被污染的高峰时段了。摘抄一段两年前剩余价值和罗新对话那一期里罗老师对军事化用语激增的现象的看法：
“军事术语侵入日常生活语言的情况，当然由来已久，这恐怕是20世纪的特点。另外也和中国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当中，始终处在对内对外的战争状态有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国民革命还是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军事所占的比重都非常高，对军事文化的崇拜也变得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军事语言，而军事语言的侵入对整个文化的伤害或者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觉得应该改变我们的文化的话，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自我做起，少说这种军事性语言。我们有足够的语言和足够的词汇来表达我们的思想，用不着使用这些斩钉截铁的、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的军事语言。至于体制如何使用这些语言，它有自己的惯性，很难改变，但是作为普通人应该这种自觉意识。 过去我们没有这种自觉意识。我在好几个场合说过这个话题，但是没有人有反应。可这次反应特别强烈，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机会，让人们意识到这种语言的空洞和危害。”

@rilke
底层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先遭殃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是，你有没有想过一带一路这些工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本来就是因为，中国原先这种经济内在的限度已经达到了，必须把场地移到海外去。这是一个不得不走的事情。如果就它的本能来说，其实我相信它可能还是更愿意制造一个封闭系统的。但是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经是顺理成章，很难不往下走了。即使是明知走下去会发生很多冲突，也非走不可了。从政府内部的角度来看，财政问题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的。真正财政充裕的也就是上海或者周边这一串地方；稍微往内地走一点，所有地方都实际上是在依靠贷款、依靠借钱出来发公务员的工资，而且是十几年如一日，长期就是这个样子的，内地的公务员对这种情况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知道，到一定的程度上，比如说上海会拿出一笔钱来，支援黑龙江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暂时帮他们蒙混过关。而养老金之类的东西，不用说，你肯定知道，已经是预支多少年了。我估计，无论会发生什么事情，肯定到最后是这样的：农村的劳动力都被抽空了，去支持沿海的大城市，而沿海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已经跑到国外去了，最后留在农村的老人就是被遗弃的一群。恐怕除了教会可能会照顾一部分老人以外，处在新闻记者媒体看不到的地方的大多数老人会依靠农药来解决他们最后的养老问题。

 
【问：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一无所有。】

 重要的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你跟这个系统的适应度已经太高，所以你很难重新适应系统的变化，一无所有倒不是重点。真正一无所有的，比方说古代的日耳曼蛮族或者现代的非洲黑人那些，他们倒真是从财产这一方面是一无所有的，但是他们的适应度是很高的。他们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恐怕适应新环境的障碍反倒是很小的。

【问：原先还在构想建设公民社会，现在已经是党指挥一切了。】

过去，我说老实话，也没有人真正打算搞什么公民社会，只是打算拿那个题目来装一装逼，证明自己在谈这个题目的时候表现得身段很优美，水平很高。至少我就是这样的。有人这么说是真心的，但是肯定不包括我，我肯定就是在装逼呀~

【问：2017年有何特别之处？】

因为就像路径一样，越过一个可以选择的节点以后，你以后的选择余地就会非常少了，你就只能够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了。首先，到2017年你就可以看出来派系共治是不是会最后垮掉。如果在这一年最后垮掉了、最后终于实现了元首政治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元首以后是永远不会让自己退休的。他为了不让自己退休，会做出很多荒腔走板的事情来。在他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间，你所珍惜的这些小小的美好事物实际上就相当于三十年代民国小资青年在蒋介石大权独揽之前曾经享受的那些东西，在蒋介石最终削平各派系以后你很快就会享受不到了，而且你是毫无反抗能力，连逃跑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我有这方面经验。我在2009年以前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就享受过那种小小的美好事物，而我当时的逻辑是，我知道他们会把整村整村的维族人抓进学习班里面去，但是这干我屁事，我一天到晚不上班照样拿工资，整天去泡在一心书店和其他地方去，从容不迫地发表什么言论，觉得自己跟在巴黎塞纳河边好像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大家都装的是一样的逼嘛。但是如果我在2009年以后还留在那儿的话，现在我的处境是会非常难看的。我敢肯定，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新疆，因为它也是一个被封闭的特殊区域，越过那个节点以后，同样的命运也会降落在上海的小资青年头上。他们很可能会像是1937年以后还没有逃往租界和香港的那些人一样，一天到晚哀叹，像张恨水那些人一样，哀叹战前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现在吃着平价米就已经很不错了。

2017可能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但是它会越过这个限度，就是说你没有选择余地了。你现在还有一个选择余地，你仍然可以假定，很有可能将来仍然是各派系共治，蒋介石会上一段时间，然后汪精卫又爬上来，接着胡汉民又爬上来，谁也当不成最大的独裁者，谁也没有力量去对付日本人或者苏联人。当然，在鬼混的过程中，在分裂当中，享有很大的自由。像杨永泰这种策士，可以像秋风一样跑来跑去，到处去混吃混喝，推销他的治国策。一般的小资青年可以在北平、南京和上海过跟在巴黎塞纳河畔差不多的日子。一旦派系共治的日子结束，元首政治来临，低气压就会普遍地降落到社会各阶层头上。干脆地说，按照演化论的术语就是说，你所存在的那个生态环境突然被铲除了，尽管你自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比如说我现在要回到乌鲁木齐去，一心书店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可以供我装逼的那些观众也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我如果想继续装逼装下去，那我永远不能再回到乌鲁木齐了。那些观众现在已经处在唉声叹气的状态下面，很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派到乡下去维稳，然后莫名其妙地在半夜里面被打死了。

 外部也有关系，外部可能会出现国际体系的封闭，就是说从九十年代冷战后渐渐建立起来的这个全球化趋势有逆转的可能。它可能会分裂成几个不同的经济区，像二、三十年代那样，采取比原来更自私的政策。特别是，如果中国朝思暮想的那种美国衰落的情况出现的话，那么最先产生的结果就是全球统一市场的分裂，因为这个统一市场是依靠美国海军来维持的。如果美国真像中国人希望的那样绥靖下去、衰落下去，那么第一个倒霉的其实就是中国，全球市场的分裂肯定会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积累红利的那种搭顺风车的机会整个破坏掉。那时候你就会体验到空间不断逼窄的那种痛苦，那是日本在珍珠港事变以前不断体验到的巨大痛苦。这个痛苦，非洲那些整天跳舞的居民和当时三十年代中国的普通农民还体会不到，但是日本，正因为它比当时的中国要高级一点，它已经被逼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现在中国处在的那个生态位，比较接近于它的位置。它所体验到的那种痛苦，是欧美人体验不到的，也是非洲人和印度人体验不到的。

 中国之所以是会煽动绥靖，是因为它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它想要做的事情是成功还是失败，结果都对它自己不利。因为对它自己有利的条件其实是一个搭便车的条件，就是江时代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造成的那种情况，美国人在冷战胜利结束以后推行全球化一度显得非常顺利的那种情况，这种情况不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中国人得到的好处是一个搭便车性质的好处，所以它本质上就不可持续。现在这段好日子已经快完蛋了。就好像，搭便车总有到站的时候，人家的车要开到别的地方去，你是下车呢还是不下车？下车你去走路当然不舒服，但是不下车，人家把你带到你根本不想去的地方，你同样不舒服，反正你是不舒服定了。你是想要抢那辆车呢，还是自己下去租另外一辆车，还是自己去造一辆车？反正，随便怎么样，好日子都是过不成的。

“最后一代”这个事、这个人、这句话或者由这句话引发的一切反应，最后大概率、或早或晚是要被官方打成“境外势力”“寻衅滋事”或者“恶意xx”的，这种悲情的表达大概率只能停留在韭菜的自我感动，利维坦并不会有任何反省，我们指向的是利维坦，但利维坦是没有情感的，就像父权制下家庭关系中的父母从来不会认错一样，你的一切表达都不会唤来回响，而会是更多更不择手段的、先一步计算你的方法，当然我并不是否定这种表达，只是我这个环境中的一切抗争都持有比较悲观的态度，我们除了尽力逃离没有任何办法，这个意识形态和其统治的一切都不具有改良的空间

转@诨名换作巴布尔（微博）

据我观察，一个人状态好，心理健康，往往是受过的挫折和他的心理容量比较适配。我认识不少优秀的朋友，其实被保护得很好，在求索进步的过程中，没遇到过什么奸邪之人，身边也环绕着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信念保存得很完好，一气呵成做了很多事情，出了很多成绩。身边那些被老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熬出头来的是极少数，遇到糟糕的公司、导师、父母，每一步都要费老大劲去克服，消化，重建，只有具备超常能量的人可以做到在经历这些之后，仍然坚定地要建造自己的大厦。大部分人早就千疮百孔，在某次信念倒塌的时刻，就此埋在了废墟里。

阿姨在2015年和江绪林有个对谈，充分显露了他的预见性（乌鸦嘴）：

「2017年你就可以看出来，派系共治是不是会最后垮掉。如果在这一年最后垮掉了，最后终于实现了元首政治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元首以后是永远不会让自己退休的。他为了不让自己退休，会做出很多荒腔走板的事情来。在他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间，你所珍惜的这些小小的美好事物，实际上就相当于三十年代民国小资青年，在蒋介石大权独揽前曾经享受的那些东西。在蒋介石最终削平各派系以后，你很快就会享受不到了，而且你是毫无反抗能力，连逃跑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在2009年以前，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就享受过你所描述的那种小小的美好事物，而我当时的逻辑，我知道他们会把整村整村的维族人抓进学习班里面去，但是这干我屁事，我一天到晚不上班照样拿工资，整天泡在一心书店，从容不迫地发表什么言论，觉得自己跟在巴黎塞纳河边好像也没什么明显的区别，大家都装的是一样的逼嘛。但是如果我在2009年后还留在那儿的话，现在我的处境是会非常难看的。我敢肯定，桂枝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新疆，因为它也是一个被封闭的特殊区域，越过那个节点以后，同样的命运也会降落在上海的小资青年头上，他们很可能会像是，1937年以后还没有逃往租界和香港的那些人一样，一天到晚哀叹，像张恨水那些人，哀叹战前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现在吃着平价米酒已经不错了。」

——刘仲敬对谈江绪林 2015-03-25

（全文我没有，哪位嘟友有的话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通常，人们在公共场合说公共事务，在私人场合说私人生活。

后来，有了互联网社交平台，好多人在公共场合说私人生活。当然可以说，只不过，个人隐私暴露于不可控的环境，可能增加风险，只要说话的人能承受风险即可。

再后来，因为言论审查，中国大陆的人在公共场合只能说私人生活，在私人场合悄悄讨论公共事务。

再再后来，审查制度导致有些人认为，人们只准在公共场合说私人生活，只准在私人场合议论公共事务。

是非黑白就是这样颠倒的。

“如果我们认为无权的大众天生就是素质差、无教养、不可救药的群氓，认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犬儒主义，成为清醒自明、有自我管束能力的现代公民，那么我们自己就会陷入一种自以为是的’嘲讽者犬儒主义’(mocking cynicism）。这样蔑视和嘲笑大众犬儒主义，你高高在上者的傲慢……如果一味责备和讥讽无权的犬儒大众，’这种讽刺本身就很犬儒’,这也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徐贲，2015，p. 18）@reading

@xue “白痴”一词来自希腊名词ἰδιώτης idiōtēs 'a private person，individual'（相对于国家），'a private Citizen '（相对于具有政治职位的人），'a common man'，'一个缺乏专业技能的人，外行”，后来的“不熟练”，“无知”，源自形容词ἴδιος idios “个人”（不公开，不共享）。[3] [4]在拉丁语中，idiota的意思是“未受过教育的”、“无知的”、“普通的”，[5]而在晚期拉丁语中，它的意思是“粗鲁、文盲、无知”。，它保留了“文盲”、“无知”的含义，并在13世纪增加了“愚蠢”的含义。[7]在英语中，它在 14 世纪增加了“智力缺陷”的意思。[2]

早在 1856 年，许多政治评论家就将“白痴”一词解释为反映了古雅典人对公民参与和私人生活的态度，将“私人公民”的古代含义与现代含义“傻瓜”结合起来得出结论：希腊人用这个词说不参与公共生活是自私和愚蠢的。[8] [9] [10] [11] [12] [13]但这不是希腊人使用这个词的方式。

的确，希腊人重视公民参与并批评不参与。修昔底德引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说：“[我们]认为……不参与这些[公共]职责的人不是没有野心，而是无用”（τόν τε μηδὲν τῶνδε μετέχοντα οὐκ ἀπράγμονα，ἀλλ᾽ ἀχρμεῖον）。[14]然而，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其他古代作家，都没有使用“白痴”这个词来描述非参与者，或者贬义；它最常见的用途只是普通公民或业余爱好者，而不是政府官员、专业人士或专家。[15]贬义是几个世纪后才出现的，与政治意义无关。[16] [

【德國之聲】在「動態清零」政策的嚴防死守中，能夠逃離上海的人只是幸運的少數。以至於阿里巴巴副總裁賈揚清從上海到達美國之後，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在社群網站上曬「關係」。遭到質疑之後，他澄清說因為「生病」才到美國。我相信很多上海人聽了更加嫉妒：原來有人生病了還可以看醫生！ 這些日子裡，據說很多上海人每天都要對著張愛玲的照片拜一拜，稱她為「跑路天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年輕的張愛玲頗受當局禮遇，曾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穿著旗袍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代會，還被安排下鄉參加土改體驗生活。但是，先知先覺的她於1952年7月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港大學業」為由，申請赴港，隨後遷居美國。與她背景相似、留在大陸的作家蘇青、關露、周瘦鵑等人，大多沒有躲過殘酷的政治迫害。 當年的張愛玲顯然精心計劃，僥倖逃離。她後來多次仔細回憶這段經歷。例如，過了羅湖橋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腳夫還認為還不夠安全，撒腿飛奔，穿過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很多新聞事件都會讓一些經典作品再度走紅。遺憾的是，從網路訊息看，那些每日祭拜「跑路天后」的人中，大概很少人因此去重讀張愛玲，尤其是她的那本跟她的「跑路」、也跟當下上海的境遇密切相關的小說《秧歌》。 關於她的去國，流傳最廣的理由來自她的弟弟張子靜的晚年回憶：1951年春兩人最後一次會面，張子靜問及姊姊日後打算，她回應：「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假如這是原話，那也只能說明張愛玲覺得這樣適合回應一直處於她的鄙視鏈下端的弟弟。但是，很多人用來強化張愛玲不關心政治只關心人性的說法。 《秧歌》無疑是一部傑出的政治小說，也更加直截了當地講出了張愛玲的政治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這部小說和當下上海疫情的關係。在台灣皇冠版的《秧歌》扉頁上，印著胡適的手跡：「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致，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讀過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都是被安排去農村體驗生活，別的同時代作家寫出的是《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創業史》、《金光大道》等歌功頌德作品，張愛玲則看見了農民的飢餓，看見了政權的實質以及未來的走勢，並著手從《人民文學》、《解放日報》以及口頭傳說中蒐集素材，構思「反共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 《秧歌》寫了兩個並行的故事，一個是1951年底上海近郊農民月香一家在新年前夕的悲慘遭遇。土改的結果是農民鬥倒了地主，卻遭到政權更嚴重的盤剝，富庶江南成為飢餓之地。飢餓的農民發出抗議的聲音，上級派兵鎮壓。月香的兒子被踩死，丈夫受傷身亡，絕望中放火燒掉糧倉，自己也葬身烈焰。 另一個故事是講電影編劇顧岡被安排下鄉體驗生活，寫一個關於土改的電影。他看見的是鄉民飢腸轆轆，自己也親歷了飢餓的痛苦，但是他仍然迎合上級要求把痛苦寫成了歡樂，把農民群體抗議政府寫成了他們反抗地主壓迫，還把月香縱火自焚寫成農民對國民黨的憤怒。 也就是說，《秧歌》不僅講述了一個政權製造的飢餓和迫害等人權災難，還揭露了這個政權怎樣看待底層的苦難，怎樣留下「正確的集體記憶」。毫無疑問，張愛玲寫出了中國版的《1984》。 張愛玲在小說中講述了飢餓的感受：「心頭有一種沉悶的空虛，不斷地咬齧著他，鈍刀鈍鋸磨著他。那種痛苦是介於牙痛與傷心之間，使他眼睛裡望出去，一切都成為夢境一樣地虛幻……」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再次看到類似的飢餓記憶，要等到三十年之後張賢亮、余華、莫言等人的作品問世。 更重要的是，張愛玲寫道，飢餓是不能講出來的。「報紙上是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任何地方──發生了飢餓」，「說鄉下人都在餓肚子，這話是對誰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當作『國特造謠』給逮了去」。 不僅如此，下鄉體驗生活的人還要說自己長胖了，「去了那麼一趟，把他們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如果你長瘦了，也沒治好什麼病，那是因為你思想沒搞通，是落後分子。 張愛玲恍然穿越到了當下——在她的筆下， 「農民對於『大鍋飯』這樣東西一向感至恐怖，然而現在大家飢餓到一個地步，竟由恐懼一變而為憧憬了，因為在他們的想像中，這可能是一種政府救濟的方式」。 新年到了，農民被組織起來。他們餓著肚子，跳著秧歌。「嗆嗆淒嗆嗆！嗆嗆淒嗆嗆！」——小說結束了，但鼓樂聲顯然一直響到今天。 「沒有任何逃離的喜悅，心中滿是苦澀。走在空無一人的街上，無比淒涼。上海，我深深愛著的故鄉啊，你又何以至此。蚍蜉無力，在更嚴厲的靜默前，幸運的拿到了路條，我偷偷的開車+共享單車+走路去機場，連滾帶爬的離開了上海。」這是一位叫「豬三蛙@hdjsksnsbdnsjs」的推特網友兩天前分享的逃離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