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性恋有关的伦理问题』
作者:王小波
1992年,我和李银河合作完成了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之后,出版了一本专著(opig按:指与妻子李银河教授夫妻合著的《他们的世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男同性爱人群的性社会学专著。),写了一些文章。此后,我们仍同研究中结识的朋友保持了一些联系。除此之外,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更深的研究,但始终关注着这一社会问题。
从1992年到现在,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已经多起来。有不少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发表,还有一些人出来做同性恋者的社会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当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现之前就能有人来关注同性恋问题,那就更好一些。据我所知,因为艾滋病流行才来关注这个问题,是件很使同性恋者反感的事情。我们的研究是出于社会学方面的兴趣,这种研究角度,调查对象接受起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些。
做科学研究时应该价值中立,但是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价值判断。作为一个研究者,可以回避同性恋道德不道德这类问题,但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曾经使我相当困惑,但是现在我就不再困惑。假定有个人爱一个同性,那个人又爱他;那么此二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人的事,谈不上不道德。有些同性恋伴侣也会有很深、很长久的关系。假如他们想要做爱的话,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们。我总觉得长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应该得到尊重。这和尊重婚姻是一个道理。
这几年,我们听到过各种对同性恋的价值判断,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同性恋不道德,等等。因为我有不少同性恋者朋友,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些话曾经使我相当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不难过了。这种难过已经变成了一种泛泛的感觉:在我们这里,人对人的态度,有时太过粗暴、太不讲道理。按现代的标准来看,这种态度过于原始──这可能是传统社会的痕迹。假如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将来情况会变得好些。
我对同性恋者的处境是同情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终生恋人,渴望能终生厮守,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这就让人更加同情。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是让人敬重。但是同性恋圈子里有些事我不喜欢,那就是有些人中间存在的性乱。和不了解的人发生性关系,地点也不考究;不安全、不卫生,又容易冒犯他人。国外有些同性恋者认为,从一而终,是异性恋社会里的陈腐观念,他们就喜欢时常更换性伴。对此我倒无话可说。但一般来说,性乱是社会里的负面现象;是一种既不安定又危险的生活方式。一个有理性的人总能相信,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可取。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是和对艾滋病的关注紧密相连的。但艾滋病和男同性恋的关联,应该说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国外近几年的情况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不再是男同性恋,它和其它性传播疾病一样,主要在社会的下层流传。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了这种病是怎么回事,素质较高的人就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预防它。剩下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才会患上这种病。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化,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倒以为,假如想要防止艾滋病在中国流行,对于我国的流浪人口,不可掉以轻心。
艾滋病发现之初,有些人说:这种病是上帝对男同性恋者的惩罚,现在他们该失望了──不少静脉吸毒者也得了艾滋病。我觉得人应该希望有个仁慈的上帝,指望上帝和他们自己一样坏是不对的。我知道有些人生活的乐趣就是发掘别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后盼着人家倒霉。谢天谢地,我不是这样的人。
鉴于本文将在医学杂志上发表,“医者父母心”,一种人文的立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共鸣。我个人认为,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性可以带来种种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源。而同性恋是同性恋者在这方面所有的一切。就我所知,医学没有办法把同性恋者改造成异性恋者──我猜这是因为性倾向和人的整个意识混为一体──所谓矫治,无非是剥夺他的性能力。假如此说属实,矫治就没什么道理。有的人渴慕异性,有些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对爱情的态度是一样的,歧视和嘲笑是没有道理的。历史上迫害同性恋者最力者,或则不明事理,或则十分偏执──我指的是中世纪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纳粹分子──中国历史上没有迫害同性恋的例子,这可能说明我们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执,这种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我认为社会应该给同性恋者一种保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举例来说,假如有一对同性恋者要结婚,我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至于同性恋者,我希望他们对生活能取一种正面的态度,既能对自己负责,也能对社会负责。我认识的一些同性恋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很好的工作能力。我总以为,像这样一些朋友,应该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个样子。我是个异性恋者,我的狭隘经验是:能和自己所爱的女人体面地出去吃饭,在自己家里不受干扰地做爱比较好;至于在街头巷尾勾个性伴,然后在个肮脏的地方瞎弄几下是不好的。当然,现在同性恋者很难得到这样的条件,但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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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吐狼奶吐得最彻底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关于计划生育的想法。虽然说起来很惭愧,但是可能六七年前我还是认为计划生育促进了男女平等感谢计划生育让我出国上学的傻逼城市独生女。哪怕是当年读了《蛙》里面对强行引产相当惨烈的描写,都还是不服气觉得她们(农村妇女)为什么非要生男孩,如果不是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也不会被这样对待。
现在回想起这段时期的傻逼,首先是缘于自己当年真的没见识。我生长的地方的人都很守规矩,我们那边从没听说过超生的。政府说不让生也不太会去找五花八门的空子去钻。另一方面内陆地区经济落后,做生意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职业都是跟体制绑定的,一旦超生双开除全家喝风,不像南方人做生意的很多不过就是交罚款。我人生中第一次认识因为拼男孩而超生出来被送到别人家去养的女孩,还是在我17年回国去安徽找朋友玩的时候。虽然对方谈起当年的经历已经没有太多情绪,但是我仍旧无法想象一个小孩从小被抛弃没有合法身份东躲西藏到处换地方的流离失所的感觉。(但是超生的宝贝儿子就不会被扔到别人家,因为毕竟一切都是为了他)
另一方面回想起来让自己震惊的是中国人骨子里对政府权力巨大的默认。管天管地居然还要换到别人下半身的事来,这事在老外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且不提养,生殖大概是作为动物最本能的本能之一,这都要硬性规定,这种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就跟政府规定人每天只能拉一泡屎一样荒谬。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只是日常。
@xihuhanbi 还有一个比较偏的原因,过去三十年房价不合理的飞涨加上中国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绝对倾向把房产归给男孩的传统,在一波人通过房地产泡沫富裕起来的同时,一下就拉开了多子女家庭下一辈子和女之间的经济地位差距,想想中世纪西方骑士&日本武士家庭普遍把土地房宅爵位传给长子,二子三子一下子变成哥哥的帮工,可能并不是当代的新鲜事,而是说只要法律或习俗把继承权都偏袒到一边(不管是老大vs老二老三还是男vs女),多子女家庭下一代立刻有人出现明显的阶层滑落是必然的。。。只不过中国当代这里是以性别为区分
笑死我了,剛才看了Disney+的《阿森一族》的那集,港版字幕心機製作,真有其事,拍了一張屏幕,不知會不會被刪集處理。
https://www.facebook.com/101870318844226/posts/162640426100548/?d=n
如果问2021有什么变化的话,我自己能感受到的一个巨大变化的时间节点是在日本奥运会那会儿全微博朋友圈辱骂日本。
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好像是在自己微博里给古川雄辉说了句话,被不知道哪里来的人用很脏的话评论骂。
大概就是这期间我很痛苦,天天醒来就有一股灼烧感和末日感,但这是我的改变的转折点——如果说在此之前我更多的是在憎恨公权力,对外宣称我爱的不是国是具体的人。在此之后,说实话,我觉得具体的人我再也爱不起来了。朋友略带揶揄地问,你韩寒了?从批判公权力变成批判国民性了?真的没有,我算个什么东西呢,言论自由和影响力我都没有,我去哪里“批判”,十年前韩寒可以在书里写一些社会议题的东西,现在他敢把那些原话发微博吗。我只是个nobody,人微言轻,我这种行为,最多算是一种无奈的自保。
所以之前有人在我嘟下面回,要相信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有良知的。每次看到这种话我真的欲言又止,ta说的是对的,但我很难再对一个陌生的不熟悉ta政治立场的人产生信任了。
卸载微博前,我被一些人辱骂过,还被一个爱国博主挂过,号炸了不知道多少个,还有人用我的照片当头像导致那些帮我说话的人实质上是在对我进行容貌攻击,一点办法也没有。微博的使用体验,光浏览和去参与讨论、发言、对话,这两者真的是完全不同。
这可能是一种逃离痛苦形成的惯性机制,我早早地对这片土地失去希望,但对人们还抱有一些希望。现在,嗯,我自己的身心健康更重要,我再也不想让自己因为一些陌生人而政治抑郁了,因为我突然发现往往影响我心情的不仅仅是那些阴间的新闻,更多的是那些让我产生灼烧感的评论,更可怖地是我见识到了那些评论在现实生活中由人们说出来的样子,他们真的活在你周围。
我现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凭什么。去相信他们,辨别他们,理解他们,宽松他们,同时我还要独自面对这些残忍的真相,巨大的撕扯感无力感,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精神流浪感。
而他们只要躲在安全房里爱国就能立马获得“言论自由”、安全、以及相较我的一种“特权”。去他们的吧,本性善良是吧,那祝他们好运,我真的先不奉陪了。
我有一位关系还不错的男性朋友,是我的高中同学,他没有接触过任何女性主义知识,却比我认识的女权男都好太多。
这是最接近我认为的中国人具有朴素良知和善良的样子,他在男性私下社交小群体里也敢直言和制止那些歧视女性的现象,这是很多女权男都做不到的,因为当一个男性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确实会收到身边男性的一些…排挤。(之前一个政治光谱测试,我们这个群就我和他有女权主义者的标志,然后他立马受到同群其他男性的揶揄。)
他的这个朴素良知是源于对弱者的一种天然的关怀,而不是我是女权主义者,我是什么者。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一些,比如对待吵闹的孩童时,其他朋友开始非常不耐烦和生气,他说孩子在这个年纪就是这个样子,多一点容忍度吧。
谈及政治立场,我没办法简单地给他归类于那一边,但他确实就是那种就事论事的人,不会跟着微博的评论说一些车轱辘话。如果我上一条提到的“大部分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他这样的,那我是愿意花时间去交流沟通信任的。
#橙雨伞 微博:
转发微博
- 转发 @丁香医生 : #谣言可以有多真 这张图估计不少人看到过,按照它的说法,妇科体检会有一个检查结果,检测出女性的 GPAL + 精元抗体。
G = 怀孕次数,P = 生产次数,A = 流产次数,L = 现有子女次数,精元抗体 = 发生关系次数。
看起来好厉害是不是?立马想要拉着自己的妹子去做个妇科检查是不是?
今天就来给大家解释解释,这「GPAL + 精元抗体」究竟是个什么鬼玩意。
太长不看版:
1. 没有 GPAL 这样的说法
2.TPAL 和 GP 的结果完全属于病人主观口述
3. 上述结果不会出现在任何妇产科体检报告结果中
——————————————————
首先,是这个「精元抗体」
然而,无论是哪国的医学领域都不存在什么「精元抗体」的说法,那也就更不存在所谓可以通过检测「精元抗体」来知道女性和多少男性发生过性关系。
如果非要把「精子」和「抗体」扯上关系,那只有「抗精子抗体(AsAb)」这个词,不过检测出这玩意不能证明和多少男人发生过关系,只能证明你有可能罹患原发性不孕不育。
因为这种抗体阻碍精子与卵子结合而致不孕。
更重要的是,这种抗体男女都可以罹患,且是通过专门的不孕不育检查才能测出,而不是什么常规妇科检查可以查出来的。
所以「精元抗体」这个说法完完全全是瞎扯。
然后,我们再看看「GPAL」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很有迷惑性,因为在妇产科领域,确实有「TPAL」和「GP」两套说法,
T = term births = 指足月分娩(妊娠 37 周以后)
P = premature births = 早产
A = abortions = 流产
L = refers to living children = 活着的孩子
而「GP」中的 G 指是怀孕,P 是 parity,分娩,也就是怀孕次数和分娩次数
一般来说,在临床上,TPAL 和 GP 这两套体系,主要是妇产科医生在接诊女性时,用来做女性基本信息收集用的。
但是!!!
TPAL 就是 TPAL,GP 就是 GP,并不存在什么「GPAL」这个说法。
更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 TPAL 还是 GP 的数据,全部都是医生在接诊女性患者,通过口头询问获得的基本病史信息而已。
也就是说,TPAL 和 GP 的结果数据全部都是女性患者口述的,并没有任何设备检测得出结果。女性患者说什么,妇产科大夫就记下什么,说自己有过几次生育史,就记几次。
因为这些数据,对于妇产科医生来说,基本类似于你填表格时,填写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一样,都是最最基本的病史问诊内容。
而且,按照大范围的「病历」概念,包括三项:
病史(医生问出来的)
体检(医生查出来的)
辅助检查(机器检查出来的)
而 TPAL 或者 GP 则属于病史,是医生询问得来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不会出现在任何妇产科体检报告单据中。
总结一下:
1. 没有 GPAL 这样的说法
2.TPAL 和 GP 的结果完全属于病人主观口述
3. 上述结果不会出现在任何妇产科体检报告结果中
所以,你不可能在妇产科的检查结果单据上获取到你想要的信息。而医生从保护病人隐私的角度也不可能向你透露患者的问诊病史的。
好了,至此这个所谓「GPAL+精元抗体」测女性历史的谣言,基本就被扒干净了
最后,那个广为流传的截图下面这个口口声声为 GPAL 打 call 的「医学生」:
你的老师要是看到,估计都想找本砖头厚的《临床医学概论》把你给拍平了……
推荐一个亚裔美国程序员写的 #日语 语法总结,真的就很 top down 高屋建瓴,干货密集,比各路教材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http://www.guidetojapanese.org/grammar_guide.pdf
原因是最近在啃 #レイジングループ 生肉,发现大概能懂70%,剩下30%里多数还是各种(似乎是)表示推测/疑惑/转折/多重否定之类的语法,毕竟狼人杀心理描写基本都是互相猜忌。
这么说大数据流学语言真的是可行的,靠死记硬背记住字母、基本单词和句子构造之后,靠啃大量生肉做semi-supervised learning就行了,毕竟大部分教材编得太尬了没有兴趣也懒得去看。
I avoid love to avoid st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