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知れない🧖 @[email protected]

一些网友的思路：
好事都要先感谢党和国家，然后才轮到感谢个人。
坏事都怪个人，跟党和国家有什么关系。
在中国的舆论和公众视野中，个体是一种薛定谔的个体。

存一些新闻业的遗照

#第四只見川橋梁 #tokyocameraclub

#第三只見川橋梁 #tokyocameraclub

其实所有女性脖子上本身就是套着铁链的，丰县的事情只是让大家发现，我们的铁链是连在一起的。

课上提到网络审查，有年轻的学生认为，参与讨论公共议题是有门槛的，有些问题应该留给专家研究，因此政府有理由审查公众的发言。
之前政见编译的一篇文章指出，“被雇用的专家在中东的威权制度下，工作和个人权利毫无保障，明明他们只是提供咨询服务，亦经常要为实际的政策失误“背锅”；另一方面，这些中东的威权君主并不善于听取意见，专家若是讲了真话，可能要担心是否不小心得罪了那位皇室成员。”（ https://www.sohu.com/a/292226902_550968 ）基于我对国内智库的了解，即使承担为政府提供资讯的服务，其选题也无法逃脱自我审查的命运，根本不可能如实反映事态。

那天朋友说，感觉简中新闻里越来越难看到普通人了，而这边的新闻经常采访市民，随便一个人都能上新闻。例如之前葵涌两栋楼封楼时，就有各种报道反映当局管理混乱，也有市民不满，表示要返工。
公众拥有讨论政府决策的平等权利，正是因为政府出台的政策切切实实地影响着每个人的利益。即便专家拥有多高的专业水平，他们也绝无可能面面俱到，能够设想到所有人的福祉。因此，只有每个人都拥有发声的资格和渠道，才有望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不合理的政策侵害。

经常羡慕地看着欧洲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不是我不可以，而是我加入进去也只是焦虑地在阳光下坐着，过不一会觉得浪费了好多时间于是悻悻而归

#墙国观察
基努里维斯主演影片包括黑客帝国系列影片在大陆全网下架，基努里维斯参加了2022年3月3日的美国西藏之家达赖喇嘛文化中心公益演唱会。

看来红色药丸辱华

我突然发现一旦自己开始写东西，并且按照考试和社会偏好、审查机制来，就算思想层面再开放多元，初衷再好，最后写出来的东西还是贫瘠的腐朽的。
在这里没有多少人能冲破这层东西写真正的东西，多少人在动笔前就因为这层审核机制而泄气了，而动笔的人又在修改中删去了多少原先开放发散的想法。
最后呈现出来一种四不像、畏畏缩缩扭扭捏捏的东西，出生在母语被毁的地方是创作者的悲哀。

看记叙80年代改革历程的文章，有一个感觉：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议程能够在党内精英中引发共鸣，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的善意，希望还权于民，而更多是因为掀翻整个官僚体制的文革撼动了自己把持的权力，所以万万不能重来。
一旦政治改革的倡议“走得过远”，危及党绝对的、一元化的统治，那就必须被彻底扼杀。换言之，体制内精英已将政权内化，无论在管治路线和利益上存在多大分歧（所谓派系斗争），都不会将矛盾公开化，也不会割舍将政权延续至千秋万代的意图。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224/cc24wuwei/

明天又要315了，想起了上学时自己“反贼”启蒙阶段也和315有一些关系，那时候虽然没彻底觉醒，但也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个环境的不对劲，具体来说比如意识到315打假非常虚伪，那时候学校的饭菜难吃得像猪食，经常有同学吃出树叶、虫子、沙子之类，没见到制作过程也能想象有多不卫生，但315打假晚会却总是不停在曝光“洋快餐”的“黑暗面”，有几年特别强调这个（现在很多关于洋快餐耳熟能详的都市传说都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但从没见过曝光那些给在校生提供盒饭的快餐公司，明明这么大的规模，这么严肃的事，小时候不懂，只觉得很奇怪，而从来没让我吃坏过肚子的洋快餐却成为了官方喜闻乐见的流量密码，那时候周遭比较粉红的同学也因此特别抵制洋快餐，如果他们见到你吃他们会讥讽或指责你，如果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有谁提议吃麦当劳肯德基，他们就会摆出一副“有这个钱吃什么洋快餐？一半价格吃路边小餐馆不香吗？”的样子，我就隐隐觉得这一切都很不对劲了，当然现在来看官方这种行为无非就是1.煽动民族情绪，2.打压外来资本割它们的韭菜，小时候虽然不懂，但也能意识到很傻x，很荒谬

最后夸夸洋快餐，以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说，吃麦当劳肯德基从来没有腹泻过，所有吃坏肚子几乎都是“中快餐”（街边小馆）导致的，“洋快餐”是关键时刻在卫生/味道/功能上最有保障的选择，点外卖翻车率最低的也是洋快餐（除了薯条可能软软的），它们的规范化流程足以碾压大多小餐馆

《报道称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会导致少生或不生》

国人动不动嘲笑欧美人“好吃懒做”、“一点点小事就要抗议罢工，搞得城市瘫痪”，可能没有想过，越是娇生惯养的小孩越受不得委屈，对不公平敏感得多，擦破皮都会嚎啕大哭，这样的人过得自我且顺心。而从小没被当作人看的小孩，自觉与猫狗牛马没有两样，反而得意起自己的低微下贱，能多挨几顿毒打，心里恐怕还想着：“也就是我皮糙肉厚，受得了这鞭子，这可是我独一份的贡献”。殊不知没有人生来就该被打的。

记得之前在一本关于奥斯维辛的书的序言中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消失在灾难性的杀戮中的那些人往往是最好的，而至于得救的、活下来的人，少数是因为幸运，大多数则是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非人化的恶劣环境。
普利莫·莱维在《活在奥斯维辛》里说：“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我通过我的眼睛永远为自己寻找一个辩解的理由。”
在奥斯维辛，最糟糕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还有密探们。
无论是糟糕的幸存者还是无辜的幸存者，故事总要由活着的人来讲述，虽然最有资格讲故事的人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在很多场合下我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看活着的人谈论自杀、疾病、安乐死或者战争时，或者看连号都没炸过的局域网用户小心翼翼地用缩写和谐音谈论自由时，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不是说糟糕的幸存者和无辜的幸存者没有资格讨论，但最有资格讨论的人的确已经回不来了，我认为这在很多讨论场合里应该是共识。在谈论悲剧时，幸存者最起码应该正视自己的幸存者身份，并收起无处安放的“自我”和高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