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知れない🧖 @[email protected]

今天的一点启发。

据说观察者网等媒体喜欢吹嘘中国体制有长效性、能够进行长期规划和治理，受大多数人支持（90%）；所谓西式民主制度都是短期执政，无法进行长期规划，只会给自己的选民提供服务。

其实恰恰相反，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府，比如唐元明清，它反而不需要任何长期规划，因为公民没有任何反制政府的手段，没有选举、没有司法，政府是一切的主宰，能够进行任何压迫人民的行为而不需要改善。如果是对上负责的责任者，听起来好像改善很多，实际上升职关注的恰恰是短期政绩，以前的可能只是GDP，现在还要看上访情况、瘟疫管控、扶贫指标，其实说到底还是维稳，只要上访的人、投诉瘟疫管理的人、穷得没有社会保障的人不出现在公共领域，官位就没有威胁。如果要清君侧，比如刚开始的武汉那位不知道哪个县的卫健委主任，那就不好意思，你是替罪羊。

廉洁、与民沟通、满足公民需求这些指标，不会是官员能力考察的指标。中国据说提拔出来的都是管理人才，但正常说法叫当爹能力，是在管理人民、治理人民。高压统治就不说了，官官相护公民管得到？环保局和住建局勾结一下，在你这建个化工厂、焚烧厂、垃圾场，周围的村民能反抗吗？告到法院也管不了，只能告到上级中纪委，但是一定能管吗？君不见那位贪污亿元的中纪委巡视组组长，就算它管了，这官官之间又没腐败，只是默契地配合一下不让你老百姓投诉，你奈何？中国的政治罪名又搞笑又多，但就是没有一条是关于人民的？若是以可笑的政治论罪，被人民唾弃是不是政治罪名？政府就说八个孩子的母亲不是拐卖的，人民又能如何？能调查吗？还记得那个平顶山的男孩，B站上多少勇士去调查，全都被铁拳砸回去了。这么牢固的官场势力，这么高压的制度就更别想反抗了。公民没有反制衡政府的手段，那政府做的所谓长期规划就与公民无关。

其实吧，极权的艺术恰恰相反，政府的规划不是依人民的选择决定的，但最终会让人民认为，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拐卖、拘禁人的法律能修改吗？全靠他们的施舍。每次法律修改征求意见的时候是最可悲的时候，争取、诉求，就像期盼着一个明君恩赐一些肉糜。老百姓也就只有权利提提建议了，连意见都不能有哦。

在中国，道路铁路建设、大国重器、生产建设似乎是合法性来源，因为新闻联播天天要放嘛。但这难道不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短期的隔离、拆迁，长期的贫穷、职业疾病、负福利、无生活医疗保障——换取另一部分的人的利益吗。我不需要从人权、自由、让人民说话这些角度去解构，解构的结果会告诉我们这种剥削是奴隶制度，但以共产党的人智商，他们不认为这些很重要，他们会觉得他们维护一个所谓的人民的整体利益，这就够了，牺牲一些人是必要的。这恰恰才是其可怕之处。我就不举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苏联的种族转移兼屠杀的例子了，中国的例子说个笑话就够了：我真有一头牛。既然一定要牺牲某些人的利益，为什么不能是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为什么大下岗的不是党委书记？为什么在享受最好待遇的是统治者，他们有特权是吧，祖上是干革命的对吧。就问一句，凭什么？

说到底，还是辛亥革命完全没搞对方向，不说五四后转变成俄式革命，就只看这三民主义，有哪一个是专门为了控制住统治阶级准备的？民主、民权、民生，也就民主靠点边，可惜卢梭那人民主权的概念，恰恰为极权开道。必须有一个专门为了政治制衡而使用的概念，否则就会变成全过程民主了。

简中人搞社会运动给我一种这辈子没见过社会运动所以觉得批斗个人=社会运动的样子。。最后就是把更弱势的人骂死，因为他们“长得辱华”“被家暴不知道反抗”“非得要当跨性别加强社会刻板印象”“把自己受害经历放上网给国家抹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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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废了柴

大家好，我是何谦，被邓飞起诉的那个“女生C”，我的案子将于11月11日开庭。

2018年8月1日，邹思聪以《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为题，发布了我的文章《“未遂”之后呢？成功say No又如何？》，那是我多年前的亲身经历。
发布文章的时候，我是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电影与媒体研究专业的博士生。今年夏天，我刚刚毕业，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明年将开始于另一所大学的电影系任教。

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下半年曾在《凤凰周刊》杂志社实习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主要通过MSN与众多编辑记者前辈保持联络，听从工作安排，查找资料、联系受访对象，合作或独立完成稿件。这些记者编辑中包括时为“首席记者”、长期出差在外采访的邓飞。一次以工作为由的会面中，邓飞对我进行了性骚扰。我并不确定使用什么词汇可以更准确描述其看似“未遂”的侵犯行为，但我确定的是，当时的我不愿意、也拒绝被那样对待，更没有任何表达肯定意愿的言语和行为。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的单独碰面。

事情刚发生后，痛苦便成为秘密。因为满怀难堪和耻辱，我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我所经历的。我想如果我自己努力忘记，那么，至少可以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时间总会淹没一切。在此后的数年里，我没有举报此事，只是陆续对几位我信任的朋友以及家人不同程度讲过我的经历。我逐渐发现，伤痛的一大部分是延迟的，后知后觉的，随着时间不仅不会消失，还会一点一点吞噬我。

2018年7月底，紧随公益领袖雷闯被指控性侵之后，多位女性公开发声指证邓飞曾经性骚扰了她们。这些勇敢的声音让我想到自己早前的相似遭遇，也为自己多年的沉默感到羞愤。那时的我希望通过书写我所经历的来声援她们。2018年7月29日，我基于个人真实经历写作了《“未遂”之后呢，成功Say NO又如何？》一文，8月1日，邹思聪在其公众号发布了这篇文章（我的化名为C），引起公众关注。8月1日下午，邓飞发布公开声明，宣布“已向免费午餐基金等项目团队表明不再参与工作”，并“同时退出所参与发起的所有公益项目”。同年11月，邹思聪被邓飞起诉。2019年7月，我在此案庭前会议作证的过程中，被原告追加为第二被告。

两年前写作文章时，我没有公开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因为恐惧、担忧和耻感依然挥之不去。那时的我，既不愿意，又难以接受自己因为某种受害者的标签和样貌“出名”。我更担心不可避免的伤害与当时经历的负面影响会波及家人。就像很多相似事件中的亲历者们一样，我害怕真相只会被淹没在不实传言、人身攻击和操纵之中。但是两年来，很多变化都已悄然发生。2019年7月，我专程回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官的询问和对方律师的质证。我当庭承认匿名自述的文章由我本人所写，无任何人编辑修改；朋友只是出于保护我替我发布，在言论自由的范畴内寻求公正。

在那次庭前会议中，面对法官和对方律师，我讲述了我的初衷、思考、决定和诉求。
我看到自己曾经信任过的媒体界前辈与我的微信聊天记录成为原告的所谓证据；当法官许可我当庭核实此记录后，我发现那却并非我们对话的完整记录。
我被问到并不友好、与案件无关的问题。
我被要求描述我所经历的性骚扰和侵犯未遂的详细过程。
时间，地点。声音，动作，方向。颜色。
我当场比划了记忆中的空间结构和方位。
其间，庭内法警递来一盒纸巾，放在我所在证人席前的桌子上。
我被允许暂停发言、整理情绪若干分钟。
法官问我是否还能继续发言，如不能则请人带我下庭休息时，我回答：我可以。
因为我知道，我迫切地需要，且必须继续说下去。
庭前会议结束后，在我核对、签署由书记员记录的我的证言时，两位法官前来问我：如果公开审理，将需要付出极大代价，情绪能够承受吗？真的能够做好准备吗？
我说：我认为我可以，我在努力准备。我因很多女性的勇敢而受到鼓舞，其中一位便是日本的伊藤诗织。碰巧的是，我们在杭州进行本案庭前会议的当日，伊藤诗织受邀正在杭州举办自己新书《黑箱》的分享会。

事实上，在临近那次庭前会议举行的四天前，我还曾接到过一个电话，是原告委托我也认识的中间人向我传话：如果我愿意承认自己“记忆不清”的话，原告方便撤诉。我拒绝了这个提议，表明我们会应诉到底。

在庭前会议现场发生的一切，事后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释放。我发现，亲身当众言说我的个人经历，即使痛苦，竟然也并非像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一件完全不可承受的事情。反之，这种公开诉说的亲历本身无比庄严，给了我一个重新看见自己的机会。坐在证人席上，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我看见、听见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种证据，我的真实经历早已是我身体的一部分——那些伤痛的存证不可逆转，不会过期，没有人能篡改，也没有人可以剥夺。它们曾经、正在、还将继续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改变我对待自己的方式。它们永久性地改变了我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法，也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需要继续努力，去重建身体中那个软弱的自己。

令我最感恩的是，这一路收获很多信任、鼓励和帮助，来自她们和他们。
曾经听我倾诉和从一开始便为我发声的朋友们，因为相似经历共情而站在一起的女生们，伸出援手的律师们，陪同我们到杭州参加庭前会议的伙伴们，在我情绪失控、难以完成工作和按期提交论文时给我理解与宽限的编辑学者们，不厌其烦倾听我的无力的心理医生和咨询师，始终站在我身后的丈夫、家人和无条件支持我的学术导师们。在此难以一一具名的TA们，有的为我提供书面证言、出庭作证，有的陪我解决医疗证明及涉外公证的琐碎难题；有的长达两年几乎每天定期找我聊天，只为确认我的情绪状态不至太过低沉；有的打开家门“收留”我、希望新环境里暂时的放空可以安慰我；有的为了表达相信和鼓励、跟我分享TA从未与人讲述的类似伤痛；有的在哪怕什么也做不了的情况下，就以长久默默陪在旁边的方式分担我的崩溃与沉默。自2017年以来还有许多性骚扰/性侵相关案子的进展和为之持续战斗的幸存者当事人、支持者和行动者们，以及我并不认识的人们在微博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标签之下的种种讲述，都让我更加坚定相信“说出来”的强大力量。

我也要感谢杭州互联网法院，无论是出庭作证，还是以当事人身份参加诉讼，他们都给了我充分的空间和保障。因此——虽然并不符合我的本心——如果法庭最终仍然决定不公开审理本案，我也将尊重法庭的决定：遵守法庭关于应当保密的庭审材料的要求，只披露属于我个人的、法律上不属于保密范围的部分。

我仍有担忧，但我获得了新的自由。谢谢思聪让我站在他身后那么久，我终于可以自己实名站出来面对大家，不辜负TA们让我看到前行的可能性。

我在自述中提到，我个人曾经历的，在司法和社会意义上也许只能叫作“未遂”，因为对方试图进行的最终动作没有完成，人们所认为的最糟糕、最具伤害性的结果也尚未发生。然而，分明有什么部分是已“遂”的，并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侵蚀我的生活——我希望可以书写和探讨的恰恰是，那其实已“遂”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应该叫什么？作为亲历者的我，为何竟然长久以来无法为之命名？

最后，我想说，打官司本身虽然是漫长而消耗、结局未知的过程，但能通过一场诉讼去面对，去讲述，去和原告当庭对质，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害怕人们会忘记，我们这一路已经和还在经历着什么，并且再没有人愿意为类似的事件发声，更没有人在乎如何改变性骚扰、性侵害，以及滋生这一切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文化土壤。
我不愿看到这样的状况以及由此无限循环的痛苦。所以，我会站出来，也要写下去。

存档

福报将至，我从今开始躺平，至死方休。我将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子。我将不买包包，不戴名表。我将游手好闲，做一天阔以玩三天。我是工位上的摸鱼仔，城市中的流浪汉，是抵御消费主义的钝剑，划破内卷阴影的光线，是现代病的药到病除，是存在与不存在之万物的尺度。我将懒散与悠闲献给躺平人，今日如此，日日皆然。

支人支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賈平凹擔憂這樣的村子會滅亡，我說該滅的就滅了吧。

假疫苗、毒奶粉、人口贩卖等等等等，如果从高层到基层，都有人在链条里分得利益，便不会有“解决方案”。偶尔象征性抓几个人，然后一切照旧。

晚清时期的国家及其体制，大概是这个样子。过两天就亡了，今儿朝堂上还在左右言他，激烈争论 【修律是否应将无夫奸（没有丈夫的女子与人通奸）改为无罪】……

可能并非那时的官员愚蠢，或许他们也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即使有人想变法图强，也无插针之缝。干脆扯些鸡毛蒜皮，捞一把就逃跑。

中国人整体的性格就比较内敛，内部还要再排挤和歧视内向人，一些个自来熟家人还要逼内向人改变性格，内向人不配工作不配活吗？你们怎么不逼自己收敛一下自己的性格。
要我说，如果一个公司一个社会让一个内向的人过得不舒服，那是那个公司和社会的错。

1990年春晚的小品是《超生游击队》；2022年春晚的小品是《催生》，居然针对的是同一代人！

说句直白点的话，蝽晚小品里为什么年年被骂，年年还是要有贬低女性的内容，雷打不动？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蝽晚这种节目，并不单单是排给有女性意识的男女看的。服务受众群体这个动机虽然从你自己本人这个单一受众对象的角度出发很难李姐，但确实存在于创作行业的角角落落。

举个降一级的例子吧，上个片子开拍伊始，我和导演闲聊起漫威的一些前作，说到寡姐个人电影，我指出这里面格斗部分基本上都是寡姐在和女性对手对打，而不是男性。这究竟是想要展现女性力量增加女性在电影行业中的工作岗位还是一种深层次的男女不平等思想？结果导演说都不是。因为你能想到的这些东西，漫威市场部的高层怎么可能会想不到？这个从概率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毕竟他们是那么庞大的一个团队。

那既然想到了为什么还要安排这样的内容？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这部电影的受众不光只有有女性意识的女性，还有除此之外的所有类型人群。其中也包括看到同性被打趴下后会感到不适的男性群体。因为考虑到了他们，所以在表现形式上加入了这样的内容。如果这话是影评人分析说的，会远没有从一个参与过创作会议的主创人员口中听到来得对我的冲击那么强。但事实的确如此。好莱坞工业电影所面对的市场面貌尚是这样，蝽晚考虑的侧重点中，女性意识所占的比重则更少之又少。

这种现象其实是一个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在大众立场中被了解被接受程度究竟到底有多深的具象表现。厘清这一点之后，很多问题都不言自明。

不过想了想快乐、自由、平安、健康其实都非常奢侈。尤其是在瘟疫大流行中、在法西斯国家。
比较合适的祝福也许是保持同理心、保持对人的价值的尊重。
祝自己坚韧、新年仍有反抗精神。

通过盲山以及八孩母亲事件，我觉得等国越来越应该被称为盲国，在这个国家，有人不惜一切满口谎言地让你盲，删帖炸号拘禁监视，就是不能让你看到你该看到的一切，也有人一心就在努力地做盲人，对整个社会身边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并美其名曰集体利益有大局观反对颜色革命，就像李杨说的，视而不见，故意粉饰即为盲，这个国家，太多盲人，既想让别人做盲人自己也为了“和谐”地生活主动盲下去，而我们，也在被迫地盲，只敢躲在一些尚不为人注视的地方偷偷地睁开眼，骂两句又赶紧闭上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