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念,在后来的向下传播过程中,很容易就演变为均贫富的平均主义口号,在实操层面就成了打土豪、分土地。这一理念到现在都没有变过,但由于个体的现实差异,平均主义的指标反而最难以量化,于是就成了自我以上挂路灯,自我以下达尔文。
而在现代社会,应对不平等已经是一门显学,大多集中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已经总结了许多有效的公平矫正机制:累进税制(财产税+遗产税)、劳工集团、民主化、底层社会保障、教育公平等。其应对的挑战主要在政治和社会的实践,以及这些办法对不平等都没有长效的抑制作用。
无论如何,这些措施都是具体的,可量化的。平等理念已经从乌托邦图景转向了现实操作,也就失去了因不平等而普遍魔化、狂躁的社会土壤。
自儒以来,中国应对平等议程的方法是大同乌托邦图景,将人的私心和道德规范作为了批判对象,这本质是一种道德主义神话。这导致了儒教乌托邦虽然将天下大同理想挂在嘴边,但实则难以做到。
马列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是将其定义为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但定义得越高,就意味着共产主义越难达到。但反过来将其标准放低,定成土豆加牛肉,乌托邦就会触手可及。
儒化的马列主义,既要求道德的纯粹(社会主义新人),又要求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种理想过于遥远,难免让人产生惰性。最后,找到的解决办法是不断定义接近乌托邦的中间阶段,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持这种乌托邦的魅力,就需要让它的距离不远也不近,不断提出一些新的社会改造目标,比如2035年远景目标。
书中最后提到的是俄罗斯帝国,它不再是镜子,而几乎是我们自身。摘录三段:
帝国在连续镇压(波兰)两场暴动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波兰人畏威而不服德。帝国似乎遭受了某种心理打击,对自己既往的宽纵政策、上层路线效果产生了极大怀疑,开始担心自己面临民族主义挑战。于是开始加强行政控制,消灭异族文化,帝国从此患上了某种波兰综合征。结果之一就是,帝国所猜疑、防范、镇压的对象,逐渐从波兰延伸到帝国中其他族群身上。
从很多层面来看,与其说俄罗斯是一个殖民国家,倒不如说它更像一块被殖民地。俄罗斯人不公平地负担着帝国的重担,却没有“享受”这个帝国。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俄罗斯是一个“自我殖民”的帝国。英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埃金德指出,俄罗斯既是殖民的主体,也是被殖民的对象,同时还是殖民的产物。
临终前不久,亚历山大三世同自己的亲信交谈说:“我觉得俄国的事情有点儿不对头。"亲信回答道:“我看到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发酵罐,大家都手持锤子围着它。一旦它出现哪怕是一小条裂缝,他们就赶紧把它钉牢.但是终有一天里面的气体将要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根本无法再将它钉住。”沙皇以呻吟做答。
奥地利是一个事实失败的帝国,而之后百年,它分裂出的那些民族自决地区反复深陷泥潭,倒让人重新审视它的失败。
但奥地利的失败并不完全是民族政策的失败,民主带来的政治认同本来可以取代民族认同,作为族群的黏合剂,但奥地利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1848年的革命在这里失败了,其后统治者选择了保守专制统治。而这几乎是我们过去40年的一面镜子。
1848年后,奥地利在政治全面收缩的同时,在经济和社会上进行了自由化改革,经济取得了巨大的繁荣。帝国指望以经济和社会的繁荣来绥靖人们。一个结果是,反对派们分裂了,一部分原来的革命者们转而支持帝国政策,而其他民族的自由主义者们,转而跟本民族的封建贵族联合。
最后的问题是,这种以庞大官僚体系维稳地方的政策太费钱了,百姓负担沉重,而一次军事失败导致了巨大的财政危机,导致帝国进行政治让步,与匈牙利成为了二元帝国。
帝国最后的几十年就在这种进一步退两步中徘徊,遭遇了军事和财政失败,就转向自由派,一旦缓过气来,就再度转向保守派。直到帝国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最惨烈的一次失败,它再也不能转向,也就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表达欲复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