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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日子发现的最讽刺的就是路边越看越多的“便民核酸检测站”,将CCP没有困难,制造困难,再解决困难这一点展现的淋漓尽致。

为什么叫便民,因为政府觉得这些路边随处可见的检测亭会让百姓觉得很方便;为什么百姓要去做核酸,因为去哪都要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为什么去哪都要检测报告,因为是政府要求的。

看,政府先凭空创造了一个需求,为大家出行设置障碍,又自顾自得去满足大家的这个被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需求,然后还要起名“便民”,换句话说还要大家感恩戴德,“看啊,政府又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

"厌女"(misogyny)这个词不好。它来源于两个希腊词语,直译就是"厌恶女性",在解释中增加了"对女性的傲慢、蔑视",但第一解释仍然是"dislike",所以就会引发很多的误解。

比如大众很容易认为"厌女"就是不喜欢女性,因此有个常见的说法"厌女且渴批",多用来讽刺一个人的自我矛盾、前后不一。但实际上,"渴批"本身就属于"厌女"。因为"厌女"并不是"讨厌女人",这种常被看作只有同性恋,或被女人伤害过的男人才会有的情绪。上野千鹤子也提到过,misogyny有一个更好懂的译法:"女性蔑视"。也就是将女性异化、矮化,并为男性所掌控,我觉得更应该被称为"驯化女性"。这样一来,许多表面上对女性的优待和讨好,就很容易被看穿其背后的"驯化"目的了。这种女性蔑视在女性自己身上也不该被形容为"自我厌恶",而应该是一种"自我贬低"。因此,厌女是不分性别的,也不是一种情绪或性格。

厌女是性别二元制的核心,且是让这种二元制产生次序的原因。也就是说,在具有结构性压迫的性别阶级中,厌女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个人倾向。网络上时常会有"鉴别厌女"的行为,比如在讨论某个人对女性的态度时批判其为"厌女",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厌女并不是个体的倾向,而是个体被社会影响的结果。比如说当下的经济形势不好,那么某个人的资产有所减损,这就是其受到了社会的波及。同样的,在整个文化社会的主流都有厌女现象时,其中的个体都是厌女的。这些个体中对此有所反思和反抗的,即形成了"女权主义者",因此,女权主义者也都是厌女的,不厌女的个体则不会成为女权主义者。所以,将厌女看作是个体的缺点是徒劳的,厌女也不是某些群体的特征,而更不应该认为"女人或女权主义者不厌女","你一个女人怎么还厌女呢"其实就等于"你一个穷人怎么还会破产呢"。

而希望男人能够反思厌女是极为困难的。比如在特殊时期,经济下行,但总有些群体反而能从中获得暴利,正如当前疫情下的核酸检测机构,或者是战乱时期发国难财的商人。这些人正是靠着剥削、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优势地位,也就是说男权主义实际上是发"女难财"。那么希望这些业已获利的人来自我审判和弥补(且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法律也是男权制定的),要么靠他们自身高尚的道德标准(哈哈),要么就是自己掌握资源与之抗衡。所以性统治并非是一种意识形态,要求男性换位思考就能解决的,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统治。
#女性主义

惶恐的中产阶级,总喜欢探头探脑地问“现在到哪一步了?”我是觉得吧,虽然历史会押韵,但是押韵的方式有29种呢,你知道它押哪个啊?所以,与其纵向比较中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倒不如横向比较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斯里兰卡经济是怎样崩溃的?土耳其里拉为什么会贬成这样?伊朗人是怎样熬过几十年制裁的?俄罗斯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孤家寡人的?全都研究完之后,你会有两个结论:1、上层作死的路径各不相同,唯一的共性是中产阶级整体性的崩溃;2、只要不润,这种崩溃根本躲不过。

只是偶尔会觉得悲从中来,感觉前半生追逐的美好之物在时代的重击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这片土壤是注定结不出根本就不存在的果实的,借的终归是要还的,无论是钱还是秩序。

利己的幸福人生建议:少看社会新闻,多看娱乐新闻,最好在zf把你的娱乐禁止之前就润掉

“盼望远行的人是不快乐的人。读这本小说时我还没吃透他这句断言。现在我明白了。盼望远行是因为她(他)对故地不满足,或深深地失望了。远行或许带来转机。可能转机都不必,对一个深陷在失望中的人来说,摆脱失望就已经是改善。”

法新社说,香港回归以来,GDP从相当于大陆的18%降到了3%,被一群人狂喷说,你法国和中国的GDP比值下降得更厉害你咋不说咧?你看,一到这时候,香港就成外国了,就不是自己人了。不能和大陆的发展同步,就根本不是个事儿了。其实这个问题反过来看更明显:如果香港回归之后,在整个中国GDP里的占比有提升,你猜这回的庆典,会不会大肆宣传?

本日金句:一个抑郁症患者说,2022年对她而言特别幸福,因为觉得大家都跟她一样了。我觉得这话换成政郁也一样。

生活状态能决定脑子的状态,要让脑子一直处于灵感随叫随到的状态,就要想办法保持艺术家的生活状态。

我认为的艺术家的生活状态,就是要尽量简单,与见识、感受、思考和创作无关的事,都要尽可能地少来,至少百分之七八十的脑筋要放在见识、感受、思考和创作上,尽可能地不要让这种状态间断。

一则自省:刚看到有人说,行程码取消星号,是因为卡车司机活不下去了要罢工。具体这个消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相关的反抗肯定是存在的。这让我想起那个著名的段子:有人抗争了半天终于争取到一丁点让步,岁静派说,看,我就说事情还是会有转机的嘛。——我差点就当了一回这种讨厌的岁静派。

@yukiii @runrunrun 谢谢象友,这篇嘟文的案例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我成功按你写的方式申领到护照了 :0160:

如果我是编剧,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古装剧里,女性角色怎么才能合理化解危机或者反抗压迫。感觉只能靠嫁人/告官/开金手指/自杀明志了。

毕竟古代也没有境外势力,甚至唐宋在当时还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区之一,也没法通过run来逃离。

讀何兆武的《上班記》,剛讀到館長王重民部分就覺得很痛。現在依舊處在這樣荒誕的年月,人們每天都在政治學習、匯報思想,表忠心。無私就是無恥,崇高都是屁話,細看人類宏偉的藍圖上佈滿了蛆蟲。回想自己小時候嘲笑父母輩人的「革命理想」與「奉獻精神」,當場被劈頭蓋臉的罵了一頓,這麼多年過去,我依舊是他們眼裡的「思想異端」。人生還未走到盡頭就發現一切都是虛妄。

我一直觉得,中国是政策辩论的黑洞,很多事情,都是越说越乱。按照秦晖的说法,是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反向的“尺蠖效应”。也就是说,辩论的双方合理性,都会变成事情越变越糟的动力。

正常来讲,政策辩论推动社会进步,是像尺蠖一样屈伸进步的。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但是左派当权时奠定的福利,右派当权时也不方便取消;右派当权时确立的自由,左派当权时同样如此。像这样,随着两派轮流掌权,社会就会一点点向“同时保障个人的自由和福利”的方向前进。而反方向的“尺蠖效应”,则是左派要福利,那政府就借机扩权;左派要自由,那政府就借机免责,最后结果是,政府的权力大到管天管地,却又一点儿责任也不承担。打个更形象的比方,这有点像是狐狸帮两只小熊分饼那个故事——不管哪边的小熊觉得不公平,狐狸都能借机咬一口,两边的小熊吵得越凶,讲出的道理越瓷实,狐狸就吃得越饱,原本属于小熊的饼也就越小。

代入到堕胎权这个问题,正向的“尺蠖效应”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保守派,觉得堕胎是反人道的行为,那你就应该提供一系列的资源,使得意外怀孕的女性,完全没有生育和抚养的后顾之忧。一是不用自己花钱,二是就算自己不想要这个孩子,也有可靠的途径找到好的领养家庭。以上这些条件越是成熟,选择终止妊娠的女性就会越少,你作为保守派的初衷不也就实现了吗?(教会的筹款能力这么强,得用在正道上啊)相应的,如果你是自由派,觉得堕胎是女性天然的权利,那你就要致力于营造一种社会氛围,使得这些女性面临的道德压力越小越好(因为软性的压力也是压力,给你提供良好的条件的同时,保守派也会在无形中构成一种压力)。所以你看,保守派致力于让女性生下这个孩子的顾虑越少越好,自由派致力于让女性打掉这个孩子的阻碍越少越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无论这个女性是否愿意生下孩子,她都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做出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派和自由派,虽然有冲突和对抗,但大方向上都是在促进女性权益,就像尺蠖不管是屈是伸,都是在向前行进一样。

但是且慢,你有没有发现,女性生育问题上的“正向尺蠖效应”,和政治上的一样,都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选择权。政治上之所以会有“正向尺蠖效应”,是因为选民可以定期让不喜欢的政党下台,所以自由党也得哄着选民,保守党也得哄着选民,二者相互有冲突,但是形成的合力,是有利于选民的。如果没有这个选择权,也就是说,如果民众没办法让不喜欢的人下台,那就一定是“反向尺蠖效应”,台上的人就成了狐狸,底下的小熊斗得越凶,他就越是能从中渔利。

女性生育问题也是一样,刚才所说的那个理想状态,也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是在以不同方式保障女性权益,前提是:怀孕的女性能够自主选择。可是,如果法律上没有这样的权利,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可怕。因为保守派根本不需要收买你,只需要给你设限制就好了。而且还不只是限制怀孕的女性,给她们提供服务的医生护士乃至出租车司机,都可以一个个抓来问责。说得恶毒点,能打服的话,谁愿意哄你呢?这就是为什么宪法不保障女性对自己妊娠的决定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正向的尺蠖效应被打断了。

就算是和喜欢的人,一旦有了某种约定,比如共同度过一两年的时光,也会让我陷入不安。在我如今的人生准则里,没有任何事值得我去提前规划,即使有,也一定是可以随时放弃的。纪德的诗说「我生活在妙不可言的等待中,等待随便哪种未来」,对我而言,等待也许不是妙不可言的,但未来一定不会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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