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是只猫 @[email protected]

看了《人物》写戴锦华的文章，就觉得吧，戴着镣铐真的没法跳舞。复杂微妙的问题，有话直说都不一定说得清楚，如果处处受限制，时时要留意回避房间里的大象，就更是不知道在说啥了。比如里面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经过漫长的反抗之后，只有性别议题硕果仅存？”但是后面接了句什么呢？接了句“所有的反抗必须是建构性的”。我理解这里面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在所有的反抗中，性别议题是唯一能够在审查中找到夹缝，从而至少是部分存活下来的。因此，性别议题如果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反对上，就太单薄了。它应该对自身处境有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做一些整体性和建构性的工作。”当然，我也许是自作多情，也许作者根本没这个意思，纯粹就是把两句没什么关系的话放在一起。但是谁也不可能知道了，因为谁都知道“性别议题是唯一能够在审查中找到夹缝的”这句话，是不可能过审的。以上只是一个小例子，整个文章充满了这种不知所云的拼接和破碎感。有些地方，我大致知道中间缺了些什么，有些地方，我脑补都补不出来，只能当成是作者自己也没想清楚。而就是因为审查的存在，导致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哪里是意有所指，哪里是自己也没想清楚。审查之所以会使整个民族越来越笨，就是因为在这些最需要精密的地方，不准许完整充分地呈现思路。久而久之，人们就分不清隐喻和糊涂，分不清暗示和混乱，从不清聪明和愚蠢。当然，还是会有聪明人存在，但他们只是在世侩的意义上越来越精明，而在智识的意义上，确实是越来越蠢的。鲁迅说当看中国人的书，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成立。因为这种体制性的愚蠢，是没有人逃得过的。

9′20″左右开始谈防疫问题，看了还是挺有感触的。
在大流行初期，我就很怕各种宣传与措施导致人与人的矛盾和不团结，现如今，已经更甚了吧？
话说，前一段看到富士康员工拖着行李箱逃难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另一幕:
在台湾疫情严重的时候，深处重灾区的市民，有些也是拖着行李箱出门，他们是去做PCR的，他们想的是如果测出阳性，就直接坦然地去隔离，不用再回家，避免传染给家人和邻居。
这就是差别。
https://youtu.be/rrjsVfVoAXA

微博这两句slogan愈来愈好笑。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

起初贴封条、上锁、破门而入、拒不接诊、克扣物资、饿死平民…这些事情对新世纪的人类来说，还算是有些新鲜。

然后三年下来，太阳底下已经彻底没有新鲜事了。

今天看到马泮艳今天的朋友圈，图二是她后补的图……这黄码真的太好用了，还有汪康夫老爷爷也是遗憾终生。这个国家没救了，早没救了。

新闻专业在今天的中国实在处于很尴尬的位置。你说这个专业有前途吧，偏偏有良心的、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大多郁不得志，心有不甘者蹲在牢里，心灰意冷的转行卖水果去，或是写着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生产出数量惊人的伟大粪便。

可你说这专业没前途吧，在失业浪潮席卷的今日，新闻专业竟然变得相对安全。因为到处都需要有宣传维稳表忠心（哪怕是私营企业）的专业人士，需要拿虚伪的政治八股来作护身符、挡箭牌，于是企业和各种单位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帮学新闻的——印象里似乎和政治宣传高度相关。

正是这种相关，使良心埋没，却敲响了从业者的饭碗。在如此背景下，记者节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仿佛是摆好一千个一万个豁口的饭碗，任由冷笑着的当权者来敲响庆祝的节日。声势浩大，势必要刺穿各位的耳膜，祭奠诸君的理想。

但也不必急着祭奠新闻记者，尽管他们已经是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催屎士”之一，但谁又能够幸免于难呢？律师、医生、公务员、老师，还是开公司的、摆小吃摊的、卖袜子的......谁能绕开这坨屎来谋生呢？不免要做些闻屎、铲屎乃至舔屎的事情。为之奈何啊，大概也只能闭上眼睛，权当作美味佳肴——就像记者朋友们所做的那样。

这几天两大reflection:

1.我一直说我工作环境是非常masculine的，昨天忽然发现我也说我女同事的坏话，大量的，因为我也在潜意识顺着我的男同事们对我的女同事吹毛求疵，因为这样我才能表现我跟她不一样，我是理智的，我不情绪化，我是你们中的一员。。。真的很可怕，这好像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survival skill。我必须要改变这一点，慢慢地。#不断反省自己的厌女行为

2。 从来没放弃过思考的一件事，怎么在抗争中保证女性权利。我也一直说，哪怕在大众最危急的时候，性别和性别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推荐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尤其是第五节： “只能不断革命的女性”：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9364.html

看，女性和普众抗争者的区别，人权和女权分歧，在革命伊始，已经开始了。

看到一个案子是房东趁租客不在家，强奸了租客的狗，最后罚款1000，因为房子是自己的，不算私闯民宅。以为是说着玩的，但视频图片都在那里，铁证如山，人就是抛弃人性那样做了。

还有人因为和家人吵架，把全家都杀了逃跑，警察只对外宣称是离家出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结果抓到之后，负责抓捕的警察因为阳性隔离了，凶手在看守所里没人管就越狱跑了。现在全城追捕，但是依然不公布实情。

感觉在中国大地上写什么都是羞耻的，因为写什么都无法阻挡它在现实里以更快的速度、作为一桩桩诡谲离奇的案件与事故无限繁衍下去。虽然写作并不承担这种“阻挡什么”的责任，但如此对比下，人间就是地狱，不需要故事来警诫，人也不会再相信什么了，各自腐朽堕落，只万幸还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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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距离彭帅被消失已经过了一整年……
不会忘记我看到她微博原文时候的震撼，她笔下的自己很渺小，全然不像一个大满贯冠军的样子，称自己是个坏女孩。随即她便被迫变得更为微不足道，被从简中互联网上消失，被流出视频证实还活着，被电子邮件承认说的是假的，被监视着参加采访，被谷爱凌描述为“I’m really grateful that she’s, yeah, happy and healthy and out here doing her thing again.”，在有奥运主管跟随的情况下被确认安全。无论有多少体育巨星站出来发声寻找她，女网协会宣布退出中国来支持她，现如今依旧没有下文，我们不知道她活得怎样，而罪魁祸首张高丽仍坐在二十大会议前排，国内网球媒体想要统计历年数据时都要用PS代指她。这应该是国内最有名望的一位metoo运动发起者，但无论是大满贯冠军亦或是手无寸铁籍籍无名的乌衣，在这里被消失都是一瞬间。

我的钢琴老师过世了。她的父母是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千难万阻回国准备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代归国华侨，然而大家可以想见她们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她一个钢琴家的手，在四川的一个地球仪工厂里打磨了近十年的石膏地球仪，她的女儿，因为送医不及时落下了终身残疾。好不容易熬过那个年代，好像日子好起来了。2022年9月，她在贵阳，因发热被拒绝在医院门外，最终离世。她退休后每年都会在贵阳住半年，今年也一样，但是今年不一样。她和她一家吃尽了中国共产党的苦。如今她的外孙子留在了奥地利，应该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一代人的热血，三代人的苦难，最终还是绕回了原点。

我舅舅从西藏回来了。他是我妈的表弟，这些年一直在西藏做生意，他和我妈打视频电话，我听了一下。用他的话来说是逃难回来的，在路上开了四天才回到四川，路上不准住宾馆，不准进饭店，吃喝拉撒只能在车上和路上，不准走2000多公里的318国道，只能走3000多公里的青藏线109国道，堵车堵了3、40公里，还要排队做核酸，每个人都蓬头垢面，最后人群挤在关卡喊口号，才得以被放行。车上的水喝完了的时候离家还剩2000多公里，只能开始喝牛奶。排队8小时加油，途中很多加油站的油都被抽空了，许多车都走不动。
然后他们为什么可以回来呢，因为封了80多天，从短袖变成了穿羽绒服，他知道的跳了楼的人就有6个，住高层的很多人都跳了，他住2楼，只能看着。后来有的小区开始闹，喊口号，游行，踹倒了铁栅栏，持枪武警开枪了。又有别的小区接着闹，他们小区是第三波，然后眼看压不住，才出了一份提交离藏申请通过审批才能走的政策。
但他们小区第一天200个人申请，只批了20份，他提交了三次才通过。
他说遇到了很多刁难他们的人，有的是对汉族人怀恨在心的藏民，觉得汉族人把藏人该赚的钱都抢走了。我却觉得不是这样，毕竟汉族人还能回家，藏族人又能去哪里呢。
他说拉萨有80万人口，应该感染了60万。我妈问有新冠死的吗，他答非所问地说一家四口煤气中毒死了。又说起有个藏族女的自己想进方舱，说方舱有吃有住还能跳锅庄舞，第二天那个女的就真的去了。
接着又说起回家路上的心酸苦难，有的人车坏了，在路上求助警察，警察并不管，所有公共服务电话都打不通。我妈说那你们这一趟不是和郑州富士康一样惨吗。
他说：我们比他们惨多了，因为我们发出的视频图片都会限流。
现在我回房间了，不想听了。记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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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大张旗鼓“五问”追责梨泰院踩踏事故，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梨泰院是咱国哪个景点呢，你怎么就不敢五问追责富士康工人被困、贵阳大巴遇难。

2019年我在广西考察调研目的地时，去了一个非常闭塞的山村，需要徒步走盘山路才能到村里，但以往独自考察时这种情况我也遇到不止一次，并没太当回事便去了。
那天在山脚下的路边下车时，遇到一个村民，他主动说要给我带路。我没想太多，只是困惑这个村民的话怎么反复问我“你结婚了吗？你男朋友在哪？” 回答后还问。但如果和村民打过交道，也知道这些都是他们常问的事，所以起初我都用客套话周旋了。
到村里安顿好住处后，他开始问我要点儿“意思”，也就是为带路付费。我没多想就给了，他说买一包烟吧，这也算合理，我给了20。之后他又说，可以去他家那边看看，那里拍摄风景更好。这也是事实，那边在更开阔的山谷上方，于是我就过去了。本来想马上拍，但他热情邀请我先进他家看看，那是一座三层方盒子一样的毛坯楼，没有任何修饰，进去后发现里面堆满各种不知是垃圾还是日用的东西，我想可能就是邋遢的人家吧，转了一圈就以要赶着光线拍照的名义赶紧出来了。出门时他弟弟在门口还和我打了个招呼，他说这个弟弟和他一起住。
之后我们开始往村里一处老建筑走，那是有两百多年的一座珍贵的全木结构建筑，也是我决定来这个村子的原因。但走了几步，一个女人抱着个一岁多的孩子迎过来，愣愣地看着我们，他说“这是我女人”，然后对她挥挥手，说“你们回去”。我跟她和孩子打招呼，这时才发现她的一只脚是扭曲向里面的，走路时是靠歪脚的外侧拖着地面支撑，一拐一拐很困难，而且还是一个聋哑人。打完招呼我们继续往前，她还跟着，有些费力地挪动跛足，似乎想和我们一起走。这时那个村民又回头，更用力地对她挥手并声音严厉地吼道：“走，别跟着我们！”
那一刻我才明确感觉有些不对劲，但是马上天黑了，我急着想拍傍晚的村貌，如果当天不拍完，第二天还得多住一晚，会影响后面的进度，更何况走夜路回另一端的住处得走山路，没有照明会比较危险。于是当时没多想，想先拍完再考虑其他问题。
但最后照片也没拍成，因为走到那个老房子前时，村里其他人马上也围了上来，按照基本礼貌必需先和村民互相认识聊一下天，结果就这样错过了傍晚日落前的时机。可能是聊得还好，感觉稍熟悉，一个中年女性和我悄悄说：“刚刚带你来的那个人也算我远房表弟，他脑子不太好，你发现了吗？” 我笑了一下，她又说：“你还去他家里看了吧？你看到他弟弟了？比他更傻，都不能出门。他家是不是乱得不像样子？” 我说“看到了”，紧接着，那个女人几乎有些兴奋地说：“那个他的媳妇都是买的！从外面买回来的一个哑巴。哎呀，他俩兄弟跟那一个哑巴，就那么过的…” 然后她拉住我，“你记一个我的手机号，明天你再过来我带你走，别跟他走了，他什么都不懂。” 于是我们互相留了号码。
和其他人告别后我准备离开，他突然又冲上来，拍拍我，说：“你看我老婆孩子家里那样子了是不是？你看，我还带你走了这么久，再来点儿什么吧？”
我有些反感，但一想到那个女人，还有明天得继续在村里走访，不能得罪人，就点点头。结果他上来拉着我的衣袖，示意我和他走进了一个小卖店，大声和老板说：“给我拿一条烟！这个是我朋友，我朋友！” 我愣了。那老板看看我，拿一条烟出来。我问“多少钱”，她说“一百”。
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即使理智告诉我，今晚还得在这个村里，接下来甚至还得摸黑走一段路才能回到住宿的村民家，不能“招惹事”，否则可能有 不可预知的后果。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说：“你太恶心了，一次次要钱，先是带路进村要一包烟钱，可以，我给你钱，现在又说要我同情你老婆孩子再给你钱，结果你让我给你自己再买一整条烟？！我给你老婆孩子买点儿东西还行，还给你买烟，你要不要脸？”
旁边那个店主马上说“唉他没坏心思他就是不会说话办事”，然后继续把更多整条烟往柜台上摆。
我在那一瞬一下子明白了这个村子是个什么烂地方！不过我怂，马上冷静想到怕出事，便甩了一百在那个桌子上，说：“爱怎么花怎么花吧，别跟着我。” 然后马上转身几乎跑出了那扇门。
回去住处的路很黑，也很紧张，我发现能为自己壮胆的居然最后只剩下了身高——虽然是女的，但我明显比那个村里所有遇到的人都高，一路上都在想万一发生肢体冲突，和他一对一的话应该我打得过… 是的，就是这么可笑，但是那个村子的气氛和他们对“外人”的方式，让我知道自己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只要不是一对一，我发生什么外界都会不知道。
还好那天没有别的事。回去后我勉强睡了一晚，伴随着村里某个KTV持续到下半夜的巨大噪音，第二天匆匆拍了村貌，就赶紧离开了。招待我住宿的那家人第二天白天才说：“我们看见你和他一起来，还以为你是他的什么人，他说你是他外面的朋友，我们还有点儿奇怪。你回来住我们才知道你不认识他。”
那个村民可能身高也只有150cm？非常矮。新闻里拿锁链锁住妻子生八个孩子的男人，甚至看着还比他穿着都体面些。而且他弟弟比他更矮。妻子也许也只有140？我无法准确判断，只是记得这个夸张的身高差——其实那时我会被他道德胁迫，也是因为对自己这样突兀地出现有愧疚，所以起初虽然不适，却不能决心拒绝他拉着我跟着走。
那天晚上因为担心安全，我把自我保护排在了第一位，也快速看出问题并摆脱了。但离开后再仔细回想，才又想起那个抱着一个小男孩的自己也仿佛是孩子的哑巴妻子。村民直接说她是“买来的”，那么她的跛足是先天的吗？会不会是怕逃跑打断的？她的哑巴是先天的吗？会不会也是被弄的？她看到我为什么一直跟着，被男人吼也还想跟着？是好奇，还是她其实想找机会求助？
这就是我另一次“深入”乡村见到残酷现实。后来和朋友说过，那个村子让我想到了《狗镇》。我起初只是庆幸自己摆脱了那个地方，庆幸只住一晚，甚至庆幸带路的人是村里智力比较低的那个，所以没有损失更多钱或遇到其他风险。换成聪明些的，天知道还会怎样，毕竟那个村子是在山上，坐车下到最近的路边都要开二十分钟。
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村子存在？有多少那样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孩子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后来越来越感到，我们那时在做的所谓的“传统村落调研”变成了一件很空虚的事情，经历过疫情后可以说彻底幻灭了，因为发现人都不能被好好当成人的地方，谈论文化（往往是被制造的），是一种养尊处优者的娱乐、一种自我标榜的炫耀，一种“太平盛世”的粉饰。我不认为娱乐和“有文化”有罪，但是我不想再参与演戏了，我本来以为自己努力做的不会只是一种空谈，也许还能够给一些人（尤其是在乡村的和关心乡村的人）带来一些精神方面的安慰，可是我又错了。乡村里文明的没落混沌，并不是因为如今文化保护不够，而是活着本身就是深渊。
写出来也没用，毕竟这已经是“太长不看”的时代。但那个村子给我的影响也没完全消失，因为直到现在，我那个老手机号还经常收到色情和赌博类垃圾短信，是用符号替换绕开自动过滤的，所以难以拦截，我离开那个村子不久就开始发了，最后我可以屏蔽的只有电话。每次发现自己又收到这样的短信，我都会又想起那个村里找我要号码的女人，想起她身后那个二百多年的黑乎乎的老房子——历史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我们又该保护什么？从始至终，我都没能看清它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