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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我可以几乎99%确定是中国大使馆泄露/data breach了我的信息给诈骗组织。我前几天接到一个骗子电话（我在美国，骗子是一个800号码），说自己是dhl的美国中文客服，口齿清楚地叫我中文大名，说我寄的一个邮件在中国无人签收。我立刻问他怎么拿到我中文名字的，因为所有跟我美国号码有关联的姓名都是我的汉语拼音名字（就比方说我在weee上面的确是留了大名和电话，但是留的大名是拼写呀。）——然而，光看我汉语拼音名字，是无法准确叫出我中文大名的。唯一同时知道我的中文汉字名，和美国号码的，就只有中国大使馆，在我前年通过app换护照的时候。

骗子说他是看拼写猜的。again，我的拼写是绝对无法在不知道汉字的情况下对应上正确读音的。按照上海公安网络安全的例子，怀疑中国大使馆是再合理不过的一个猜想了。

我推洗

放一下3/12伊朗人组织的妇女节纪念游行前置的演讲环节的稿子。各个国族都参与这个活动，但从来都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今年开始，有了。向世界发出中国女性的声音，讲述中国女性的故事。

今天我站在这里，只想代表我个人，一个普通的来自中国的女性，一个因为侥幸逃脱了三次，才能站在这里的女性。
一直以来，中国人都不太在gender问题上发声，并不代表中国不存在严重的性别暴力。今天，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站出来抛头露面、发出我的声音。能克服庞大的恐惧感与无力感，是因为我所见、所闻、所成长的地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让我无法保持沉默。虽然我没有公开演讲的经验，我的表现可能比较稚嫩，但，我想把我的声音传达给大家。
我三次侥幸逃脱的经历，是我之所以能站在这里尝试发声的基础，也是我试图练习发声的原因。所以，我想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生命。
我老家的山村里，包办婚姻仍然十分普遍。包办婚姻甚至不是什么问题，问题的重点在与这种包办婚姻的“流程”。两个即将结婚的年轻人可能互相之间并没有见过面，仅仅通过父母的互相商议而决定了婚事。一旦见面就要准备生孩子，当女方怀孕，会偷偷去检测胎儿的性别——因为检测胎儿性别是违法的——如果是女胎就要堕胎，再重新怀孕，直到怀上男胎，才能领证登记结婚。这就是这个地区对男性后代的偏好。他们做这种事，只为生一个儿子。我有一个被堕掉的未出生的姐姐，而我的运气比我姐姐好：我妈妈身体不太好，医生不建议连续堕胎。
第二个故事关于婚姻。
我父母一直反对我出国上学，反对我来日本。我为了能来日本上学而结婚了。这件事听起来很难理解对不对？结了婚反而能出国留学的理由是，一旦结了婚，我这件“物品”的所有权就从我的父母移交到了我的丈夫手里。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结婚对象，当然会比我父母更容易商量和说服。即便我已经成年，我父母仍然理直气壮地把我当作一个物品，可以任意处置。我能逃离的原因纯粹只是因为我运气够好，找到了人品比较好的结婚对象，能赶在我爸妈的安排之前抢先结婚。
第三个故事关于反抗。
我是一个出身于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但是，与日本的各位不一样，我在本周才第一次参加过游行，和其他女权主义者站在一起。在中国，由于政府高压的态度，游行集会约等于一种违法行为。即便如此，当下中国的许多反抗运动很多是由女权主义者参与的，她们很多人也因此身陷囹圄，女权主义也是中国政府的眼中钉，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她们。如果我还在中国，我肯定会参加至少一场活动，被抓的人就很可能会是我。日本相对比较和平，所以我才不会因为参加反抗运动而被抓，但我能住在日本，也是因为我运气够好。然而，即使是人在日本，不会被逮捕，也不意味着完全的安全，我仍有可能会受到中国特务机关的骚扰，我在国内的亲朋也有可能受到威胁

因为我运气好，所以我侥幸逃脱了三次。我现在能站在这里，大家能看到我在说话，是因为我躲过了因为是女生而被堕胎的可能，躲过了被家里人安排的婚姻，躲过了因为发出声音而被政府拘捕的必然结局。
在中国，有更多的女性，没能躲过，不会站在这里。我是她们，她们是运气不够好的我。
运气够好的我，决意要成为她们的代辩者。代她们发出声音。传达中国女性的故事。
谢谢你们的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