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的那些作家朋友，当年年轻的时候我们一块儿玩文学的朋友，各个都一样，各个都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幻灭。八十年代我们信以为真，认为理所当然的，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we will have more freedom to write, to express, to think (想当然地以为我们将有更多的自由来写作、表达和思考)，就觉得肯定是越来越广阔的一种可能性，可能性好像是无限的，尤其是当初刚开始接触到美国的作品的时候。我爸爸家美国的作品倒是不多，多数都是俄国的、法国的。但忽然之间，就觉得像梦一样，也不知道是醒来了，还是在梦中，那十年就是这个感觉。现在谈论起来，我们还觉得八十年代，跟现在比较起来，那个时候多美好。

记者：在习近平当局变本加厉的言论箝制与思想管控下，在中国的作家们是否还有创作空间？知识分子们是否还有脊梁与担当？还是只能像《米拉蒂》书中所写的那样被迫成为“睡人？

严歌苓：我想他们也是非常苦的，要怎么写才能够把自己不那么曲扭、不那么阉割的去把作品发表出来。他们不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才智、最大的聪明，发挥在怎么写好这些作品，而是要消磨在怎样去写的隐晦、写得圆滑、可以过关，这是很令人难过的。不过另一方面，我觉得装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吧？是一种存活下去、幸存下去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苛责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但是我只是希望，如果每一个中国作家都能够有像耿潇男、像高瑜、像方方这样的勇气，说出一句你真心想说的话来，我想这会对我们的中华民族、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有多大的补救。

【审查与自我审查】

记者：您的作品是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去写中国人，您可以比较一下您的这种写作和在中国写作的作家吗？比如王安忆等人。你会觉得自己的选题和笔触会更加自由和没有限制吗？

严歌苓：如果是在中国发表作品，那都一样，因为是通过同一个审查制度。有的杂志社尺度稍微大一点，有的稍微小一点。有的出版社有担当一点，有的缺乏担当一点。只是这样一种区别。但是，审查制度完全是同一个系统的。比如宣传部下面的图书司这样的机构，他们负责审稿、审书，他们手里握着书号，没有书号你也出不了书。所以，我为什么一下子就决定不玩了，不跟他们玩了，我就是怕这种制度会在潜意识里慢慢地、逐渐地形成审查习惯，这种潜意识是很可怕的，我已经意识到我在形成这样的潜意识。这对一个作家来讲，是最妨碍他创作力的。这是伤害他原创力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不希望任何人来审查我了。

记者：您之前在中国长期发表作品，这个过程中，您有自我审查、自我阉割吗？

严歌苓：我自我审查的时候是没感觉的。有的时候，我脑筋会突然想一下，这个能不能写，能写到多大一个尺度？但大部分时间，可能我已经顺着这种思路拐过去了，后来我认识到这个比较可怕。后来我有时候觉得打一下擦边球，这样或那样表达一下，但果然每次都会被抓出来，就会告诉我，这个话不能这么样讲，这个要改掉，一些情节也是这样。逐渐逐渐，我就觉得，我会不会从一开始就不选择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情节，这样的细节或这样的表达来创作？那不就变得很可怕了吗？那就是自废武功了嘛。

【流动的祖国】

严歌苓说：“这是一种血液的关系，我认为China是一个祖国的概念，你不可能说因为你不在这个国土上，你就这个祖国就不属于我了，所以我非常自信就是我只要能写中文，能够跟全世界的读者讲我的中国的故事，这个祖国是随着我的走动、可以跟我一块漂流的，因为这个祖国是文化的祖国，我说的更具体点，是曹雪芹的、是汤显祖的、是关汉卿的，是他们给我传承下来的祖国。” “You can take me out of China, but you can't take China out of me.”（你可以把我逐出中国，但你无法将中国从我心中拿走。）严歌苓在我们和她的专访中，用英文和中文重複强调了这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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