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男人搂在沙发上刷了一整天的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事情和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反抗。有两点是我真的没想到的,第一是“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在我有生之年居然可以听到被用普通话在大陆被喊出来。前段时间还在跟男人聊,我说我对母语谈论政治和喊口号有一种天然的被腌制出来的恐惧,哪怕我在现在跟你在加拿大当面讲这些话,我的脊椎都要蹿过一阵寒意。而他们能在大陆喊出这些口号又是怎样的勇敢。第二是彭载舟的口号居然可以在全国遍地开花。之前四通桥事件彭载舟马上被抓,内网被火速删得一干二净,我有种石沉大海的悲怆之情,以为这件事大部分大陆人都不会知道。没想到事到如今星星之火确实可以燎原,现在年轻人也不一样了,会上网冲浪了,再浓郁的黑都无法完全封堵透进来的点点光芒。
男人在旁边也同时在微博上刷乌鲁木齐中路,很多人在听到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怕了,开始劝大家不要喊这样的口号,不要被利用,不要忘了自己最初的诉求。我看着这些“为了你好”的评论十分火大。害怕?谁不害怕?连我都害怕,我看着视频一边抖一边哭。可是到了今天还在抱着幻想想闹一闹再卖乖,求共产党给你留条生路,太晚了吧!乖了这么久,可曾给你留过生路?
不要核算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
今天在微博看见,脱口秀的线下演出需要提前交稿审核,然后审查部门派(一般是秃头男)人在演出时逐字对稿,防止演员“自由发挥”。
感觉到我们确实已经处在“文化灭绝”的政策下了,除了维稳所需的基本奶头乐产品,不再被允许创造任何有可能产生“颠覆危险”的文化。大爹清楚地明白,市场经济和文化开放必然倒逼政治改革,所以很快地暂停,以握紧权力。
今天再谈论国内某个创作者的能力、某一文化作品的“好坏”几乎毫无意义,甚至是一种奢侈的天真。对状况一无所知的人才能继续像外宾一样天真地评论这些作品,谈论主题、手法、创作者有何缺陷云云。
但事实上能够呈现在公众平台的作品,三审五审八审,哪里还由得创作者任性了。细想真的很绝望,哪怕二三十年后又会有新的“改革开放”,枯萎的中文重新生长,今天这一代创作者也赶不上了。而人的一辈子,竟然就这么走向尾声,一点办法也没有。
#长毛象安利大会 #联邦宇宙安利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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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条政治常识是中共千方百计要遮掩的:
1. 不关心,不谈论政治。政治和普通人无关。
2. 普通人就算关心谈论政治,也无法做出改变。
这两条都是中共长期洗脑要中国人接受的。
政治就是公众治理。公众关乎你我。能不能出家门,生几个孩子,都是政治。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关心你。
在恶政面前,谁回避政治,谁就主动放弃了公民的责任。权责对等,责任和权利是相应的。不愿意负公民责任,就不享有公民的权利。
说到公民政治意识改变,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许多人一提到效用,就泄气。
首先,这些人忽略了价值。我们坚持做一件事,是因为这件事是对的。这件事是对的,所以我们要坚持。
其次,事实不是民众无法改变政治。中共最重视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如果说没用,必然中共不会花大力气,大价钱去营造“水不能载舟,不能覆舟”的假象。
三部门:到2025年每个居民拥有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https://news.cctv.com/2022/11/10/ARTIuDRbQnEVMdDjOIU9lvJr221110.shtml
2025年每个居民有1个电子健康码,但不是防疫健康码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221111/4899625.shtml
我想说一句:不管是否是防疫健康码的变种,不管是否被用来限制出行,这绝对是数字监控网络的大规模扩张。个人健康档案是隐私,公民应该有拒绝被采集信息统一查阅的权利。
新疆人室友家在乌鲁木齐天山区,今天聊起来,说他家那边足不出户的封控三个月里,反而基本上都阳性完了,他很多亲戚都阳了(我:什么特色群体免疫?),数据都是假的,另外社区网格员工作人员也都阳了,换了七八波,隔离点的条件极差,饭菜从来都是冷的,另外似乎还有地点的区别,像他认识的汉族一般就隔离到学校宿舍,不去集中营。然后他讲新疆的负面事件基本都爆不出来,比如他亲戚的同事得了脑溢血去了四个医院都不收死了,直接烧了,亲人都不能见。封控太久,没工作的想逃也逃不出去,出疆遥遥无期。南疆那边据说更惨,有的没饭吃的想逃被赶回去,他讲前几天马兴瑞去哈密那边视察,就下指示,加上近沙漠地区安检,务必保证不让一个人逃出去#新疆故事
转自同文《習得性無助﹕中國政府向人民打的心理戰》
中共二十大黨代表大會正式閉幕,習近平毫無懸念地打破慣例,續任第三屆總書記一職。
在這個國家即將墜入深淵的時刻,除了彭載舟這類極之罕有的孤勇例子,整個中國上上下下竟然無人出來阻止。為官者只懂得唯唯諾諾,富人則謀劃著如何把資產轉移至外國,而大部分的中國人卻只是沉默、被動地等待厄運的到來。因此不禁令人疑惑,面對苦難的到來,怎麼大部分中國人都會選擇逆來順受,任由政府擺布?
有人會把中國民眾這種怯懦的表現歸咎於民族因素,但我卻認為這種社會性格很有可能是中國政府刻意塑造出來,而這當中正正應驗了心理學上的一種現象——「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
如果把這種心理現象應用到社會層面,或許便很好地解釋了為甚麼大多數中國人不敢站出來反抗政府,因為在共產黨的管治下,絕大部分的抗爭都是失敗收場。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經驗,已經使中國社會習得只懂得以悲觀、絕望的情緒應對政府的打壓。而這亦很好地解釋了為甚麼中國政府在不少能爭取民心的社會事件上,卻往往選擇了不呼應人民訴求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如早前甚囂塵上的徐州八孩母親事件以及唐山打人事件,中國政府明明可以以「青天大老爺」的形象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從而爭取民心,卻偏偏選擇了打壓民眾維權的行動,以社會主義鐵拳徹底打碎政府在人民心中偉大的形象。有人認為這是由於共產黨要包庇犯法官員,然而中國政府更大的考慮或在於,他們擔心一旦真的回應民間訴求,會使民眾認為原來輿論或社會監督真的可以起到制衡政府的作用,從而打破他們多年來在中國人民心中所建立「任何反抗都沒有用」的觀念。
當然,社會與Seligman的實驗截然不同,我們無法輕易地把成功的抗爭經驗帶給民眾。不過了解到「習得性無助」這心理現象,至少可以讓我們明白,中國社會那種怯懦的表現或許是過去經驗所獲得,而這些經驗很多時候是中國政府刻意塑造出來。因此歸根究柢,這其實是政府與民間的認知作戰。
要改變中國社會這種消極、悲觀、絕望的態度,最好的方法當然是能夠把成功的經驗,那怕是最微小的成功,帶到中國社會之中。然而即使不可行,也應該讓他們了解到,他們有這種無助的感覺其實是中國政府營造出來,這便是民間向政府認知作戰的反擊。
“我年轻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的确那么想过!……好啦,我到弘济寺去,秦二爷再派人来找我,你就说,我只会念经,不会干别的!”
山绍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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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