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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逃离浣熊市以后开始长年累月地做噩梦，具体表现为那些被他一枪崩死的丧尸在梦里表情狰狞地干他，舔食者腥臭细长的舌头划过他的乳头，威廉柏肯在丧失人形以后幻化出来密密麻麻的眼球以一种下流的眼神盯着他看，随着他的晃动而上下移动，暴君们尖锐的指甲划破他的皮肤；他往上看只能看到他们空荡荡的眼窝，而头顶的天色告诉他这场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没有人值得被爱——没有人与这种不可衡量的赠予相称。得到这种赠予的人发现了不公正。

《加缪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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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总管和我聊天说，这几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感觉自杀的小孩变多了。我说是确实变多了，哪怕不查文献数据（自18年后这些数据也很难在公开的场合查到），我上个月去书店买书的时候，发现书店里的幼儿绘本多了很多心理机制自我调节的主题，就连大路上的宣传墙绘都不知不觉少了中国梦，多了很多“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口号。18年的时候，中国的未成年人自杀率已经是全球最高的了，疫情三年我估计只增不减，想想都觉得很可怕。

我的总管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小孩会自杀呢？他们还那么小，怎么会那么难受呢，太可怜了。我们小区里一个自杀的男孩子，还会打架子鼓，打得很好。有个爱好的孩子为什么会自杀？

我感觉主管不知道其实什么样的孩子都会自杀。小孩死了，她们觉得很困惑。看书的孩子怎么会自杀？爱打架子鼓的孩子怎么会自杀？喜欢吃蛋糕的孩子为什么会自杀？有很多朋友的孩子为什么会自杀？昨天一起去逛街了，剪了头发，有说有笑和妈妈一起喝奶茶，今天回来，砰的一下，女儿就没了。为什么她会自杀？

她说：可能是他妈妈打骂他。那天也骂了他，然后下午趁她出门，小孩就从六楼跳下去，掉在三楼的露台上面。舅舅去他家拿东西，没人开门，打电话问妈妈，妈妈说小孩在家呀，舅舅说没人开门啊。三楼的邻居从玻璃看过去，看见了小孩，赶紧报警了。他们都想是他杀，是案件，肯定要报警的嘛
出了这个事以后，全小区的家长都很紧张，都和自己的小孩说读书读不好没有关系。人在就好了嘛。哎，我后面有一天下班回去，看见他们家把那个架子鼓拿出来了，放在小区楼下的回收站旁边，看了感觉真心酸。

我已经不是小学的我，也不是初中的我，大学早就毕业了。我早就不是一无所有，只能拿自己的死来回击什么的小孩了。但每次听到这类故事，听到孩子死后家长有多么懊悔、痛苦、明白他们余生都不会好过的那一段，我还是会脊椎上像触电一样一激灵，不受控制地感到非常，非常兴奋和痛快。

卡夫卡写《判决》，写到儿子投河自绝的那一段，说自己感到“射精般的快感”。小时候幻想自己的死能惩罚谁，有一种非常畅快的毒咒般的心情，恶意满满，幸福得几乎绝望。简直就像一直发不出声音，有一天突然能够站在世界中心放声大叫一样爽爆。
“我用我的死刑判处所有人的死刑。我像这个世界厌弃我一样厌弃它！”

香港乐坛爆炸式蓬勃发展离不开罗大佑当年因政治运动离台远走香港，组建“音乐工厂”。
而罗大佑的事业迎来第二个高峰，也离不开香港音乐人对其的支持与追随。

音乐和人的政治追求自始至终都是绑定的。香港与罗大佑算是互相成就的。

如今罗大佑老了，他从怒吼“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愤怒青年，变为一个笑呵呵的随和老头。他的政治追求呢？是不是也老了？

一边是昔日华语乐坛教父在线上唱着改良版的《明天会更好》*，另一边是流离失所的香港人，以及上街大喊要生存、要斗争的京津学生。

明天真的会更好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

*原版《明天会更好》是罗大佑写来讽刺台湾政府腐败的，因为歌曲被台湾政府挪用乱改，以及一系列政治运动，继而导致他离台远赴香港。

我們不想遭遇戰爭，可如果我們平穩生活的代價是另外的許多人無法平穩生活呢

对上海、北京都不需要用“竟然”二字。终究、到底、最后而已。 ​​​

他记起了已经在自己口袋里藏了三天的那朵玫瑰；他把那朵玫瑰拿了出来，使出那么狂热的力气把它紧贴在自己的嘴唇上，脸不由得痛苦得皱了起来。现在他不作推断，也不思考；不作打算，也不预料；他和过去的一切完全分离了，他向前一跃：从他那孤独的独身生活的忧郁烦闷的岸上跳到了愉快的、奔腾的、强大的洪流中——他不那么觉得痛苦了，他不想知道这股洪流会把他冲到哪里去，会不会把他在礁石上撞得粉碎！这已经不是乌兰德抒情诗里那平静的流水，前不久，他还陶醉于这些抒情诗……这是一股强有力的、不可阻挡的狂澜！这股狂澜向前汹涌奔腾，而他随波逐流地漂浮而去！

屠格涅夫《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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