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的那個視頻,沒有絲毫療慰,只覺得勾起老中式敘事PTSD了。居高臨下地審視著他人的苦難,讚美從苦難中磨礪的堅韌樂觀人格,最後得到比慘式的快樂「啟示」。好傲慢,好刻奇。
看完視頻後,強烈的、熟悉的不適感翻湧而出。高中時期上政治課前有個素材分析環節,自己當時分享的素材是有關《嫁給大山的女人》這部電影。當我在課堂上憤慨地指責這部電影無視受害者的遭遇,拔高立意來讚美犧牲時,政治老師不以為意,幾番爭辯後,老師在總結評價中又繞回了無私付出的正面立意上。我放棄了無謂的反駁,在朋友圈上發了條語錄作為最後的反抗。當年內心的不適和憤懣,與現在看到那個視頻的感覺如出一轍,加上官媒的大肆宣傳,生理不適更加強烈了。
我不想看到受苦的人得不到他們本應享有的待遇,不想把手伸進個體血肉模糊的經歷來挖出閃光品質治癒「我的精神內耗」。苦無法稀釋苦,裹上糖衣的苦難仍是苦難。
治癒「我的精神內耗」的,應該是可以活在文明安全的社會得到足夠的人文關懷,應該是為不公發聲的人不會淪落到被噤聲消失在人群中的結局,應該是我們擁有那一條條寫在法律中被明確保障的權利。
“达尔文还曾经警告读者不要滥用他的理论。他相信人性之善和利他主义,认为在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利他主义捍卫了种群的安全,因而能够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
受到崇尚自由、平等的家庭氛围的影响,达尔文支持废除奴隶制,同情穷人,这在当时的贵族中是少有的。当他得知《物种起源》的首位法语译者擅自修改内容,并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计划时,他表达了“惊讶和不悦”,后来在法文版修订时邀请了另一位译者重新翻译。”
其实黛玉那句“人家有什么金什么玉,我们只是草木之人罢了”“她是公侯小姐,我是民间丫头”,也非常像草根出身但又才高志大的贾雨村的声口。
所以,黛玉的清高是有一种寒门知识分子的味道在。她自己出身非常非常高,如果父母不死,以父亲盐课的收入和贾敏的身份和嫁妆,她原本富贵得很,绝不是什么草木之人和民间丫头,即使吵架生气也不会朝那个方向糟践自己。。
当然,父母双亡之后作为孤女确实很伶仃,还得看贾府众人的眼色。这个境遇跟贾雨村教她的时候,堂堂进士教五六岁的女娃的心境有共同之处,贾雨村那股傲劲儿酸劲儿就上来了。
多好玩啊,贾雨村这么清高的人,都被社会沾染成了后来那样。怪不得宝玉对科举和男性世界避之犹恐不及。
但是闺阁女儿的干净,是因为原本就没有这个资格进入社会,这个干净是以某种牢笼换来的。真的把宝钗黛玉探春放在社会上,焉知她们就一定会干净到底吗?
过度强调像“万湖会议”这样的历史里程碑,会给人一种虚假安全感,以为大屠杀只会在某个重大事件或正式宣言下掀开序幕,此前一切的警号都只是无意义的“个别事件”而已。现实是,正如Hans Mommsen所言,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走向大屠杀是层积累进的激进化过程,从来不是一开始就设好目的地的单程票。你甚至不知道何时开始深陷万劫不复之地。
比如纳粹集中营,大概连希特勒自己一开始也没想到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杀人机器。事实上最早期的集中营不过是无心插柳,纳粹掌权后草草征用了厂房、地窖、酒吧等把政敌关进去。相比今天的方舱简陋何止百倍。
甚至到纳粹稳定统治后,大多数人都以为集中营已完成历史使命。但随着政敌通通被关押,集中营不但没有关闭,反而把魔爪伸向“游手好闲者”、“同性恋者”、“反社会者”等边缘群体,目标从政治势力迅速滑向平民。
但哪怕在1938年水晶之夜后,大家依然相信集中营中的谋杀只是“个别事件”,连犹太人都对自己会获释深信不疑。
直到1939年波兰战争、1941年进攻苏联,集中营才正式成为屠杀基地。但即使在枪决室和毒气室等被发明后,犹太种族屠杀依然不在计划之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当初也不过是拿来关押波兰战俘。
或许正如历史学家反复提醒:大屠杀从来不是利维坦预先设想的,但终点路上的铺路石与道标,早就出现在受害者的尸骨和党人的恶意里。
在这层意义上,1942年的万湖会议并不是什么关键转捩点,只是水到渠成而已,奥斯维辛在成为犹太人屠杀中心前,早就拿着数百万苏俄和波兰战俘练手。
而岁静派最大的错误在于,把利维坦的极权之路想象成精确的棋局。不,它不过是在一个又一个“敌人”被源源不绝创造出来又灭绝后,慢慢成型的高效的屠杀机器而已。那些看似毫不关联的“个别事件”,也许真的不存在明显的滑坡路径,甚至没有连贯的策略性的时间线可言。因为它们不是棋子,而是利维坦用来磨尖利齿后随手撒落一地的砥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