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精神疾病率。#学习使我快乐
日本
约 20.1% 的日本国民在一生中曾患有某种形式的精神障碍,即每 5 人中就有 1 人。相比之下,高收入英语国家的患病率通常接近 39.7%。
约每 15 人中就有 1 人 患有抑郁症。
强迫症患病比例高达 5%。
30 岁及以下年轻人群中,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的患病率高达约 25%。
约 50%(半数) 的国民可能患有失眠症,日本被称为“失眠大国”。
约 46.5% 的日本人感到生活在压力之中,感到疲劳的比例已达到 82%,其中高频率感到疲劳的人数占 46.3%,创下历史新高。
尽管抑郁症患病率统计偏低,但日本的自杀率(16/10万人)明显高于 OECD 平均水平(11/10万人)。
这种“低患病率”并非代表日本人心理更健康,而与极高的就医门槛和强烈的社会污名有关,导致大量患者未被诊断。
在欧美,约 52% 的人会针对心理问题寻求心理咨询,而日本这一比例仅为 6%。日本精神障碍患者的接受治疗率不到其他高收入国家的一半。
约有 1/30 的日本居民被正式诊断患有精神疾病。日本仅有约 29% 的精神障碍患者接受治疗。约 62% 的日本国民仍将抑郁症视为“意志薄弱”的表现,这导致许多人宁愿忍受也不愿寻求专业帮助。
中国
中国的情况类似日本,简单说下。
中国人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约为 17%,但这是2020年新冠前的数据,现在肯定是暴增。
2024 年末的一项大规模调查显示,约 23% 的中国居民在疫情后表现出明显的心理痛苦迹象。
据《2024年国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显示,约 19.9% 的受访者存在抑郁风险,13.5% 存在焦虑风险。这些数字在特定压力时期(如防控放开初期)甚至更高。
某项针对青年群体的追踪研究发现,疫情后自杀意念的检出率甚至达到了 31.8% 的惊人高位。
中国精神疾病识别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上海仅 21%),而全球平均识别率约为 50%。
近 50% 的中国年轻人表示处于焦虑状态,其中约 20% 经历过严重焦虑。
焦虑障碍是中国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患病率最高,约为 4.98%。
抑郁障碍患病率约为 3.4%。近年来抑郁症在青少年中的检出率显著上升,检出率约为 24.6%,其中重度抑郁为 7.4%。
在焦虑与抑郁的统计中,女性患病率分别是男性的 1.7 倍 和 1.6 倍,这与社会角色压力及婚育挑战密切相关。
周轶君的《走出中东》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段落:
一位知名伊朗学者还向我提起更惊人的传说:伊朗人拯救了中国。看着我如遭电击的表情,他娓娓道来:“当年蒙古大军统治中国,为了继续打仗,有大臣提出杀光中原人,腾出地方来”“放牧养马。但是,成吉思汗帐中一名伊朗大臣站起来说,可以交给他管理,以赋税代灭城……”
追问故事出处,他却答不上来,只说伊朗人都知道。在两位朋友帮助下,我们找到最接近的典故,见于《元史·耶律楚材传》,说保住中原的主人公是耶律楚材,生在北京的契丹人。
他认为足球是伊朗人发明的,周轶君笑着说足球是中国发明的。
中伊两边不通网,不然这些素材足以引得双方民族主义网友索引一番,随后吵个翻天地覆。
张又侠他老爸张宗逊,简直是我党内部的 anti- 叶剑英,基本每一次都选错。本来是秋收起义太祖的嫡系人马,井冈山上太祖的心腹,还跟太祖一起挨过整。然后他长征过草地的时候跟张国焘走了,太祖念在旧情,才没有发落,建国后让他负责不痛不痒的军队训练和教育。
结果他为了出政绩,提出军队教育要正规化,一切学苏联,要不走样的学,不愿学的滚。然后太祖就跟穗宗赫鲁晓夫闹掰了……为了免责,他赶紧又靠上彭德怀,“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结果彭总在庐山会议被拔去顶戴花翎,一撸到底……他又观察了一下,靠上了林彪,再次平安落地,然后林副主席又给摔死了……再次观察之后,又靠上了江青,这才官拜有点实权的总后勤部部长,然后听从江青给他当时的上司军委副主席邓小平捣了不少乱……所以太宗上位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直接躺平养老了。这家伙儿这是克死了多少派系,投靠谁谁就倒台。 ![]()
听八卦
我山东老家,村里也有一位老人,非常的节俭。外面来客人了,他就把鱼取下来,做一盘菜,他不动,客人也不好意思动。等客人走了,再把鱼挂到房梁上,留着下次备用。 晚上不舍得点灯,就去河边找蒲绒。点一下,在纺纱的时候,胳膊会动,蒲绒就随着胳膊一闪一灭,用它来照亮。后来攒了一些钱,买了几亩地。解放后被划为了富农。他走的时候,儿子哭的直撞墙,说他爸一辈子没过好日子,最后还落了个富农。
反观我有一个亲戚,家是大地主,但是吃喝嫖赌,每年卖房卖地,到解放的时候毛也没有,成分就划了个贫农,享受了一辈子,最后也平安落地。
嘟嘟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