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email protected]

在日常和意外之间，随时感受一堵“荒谬的墙”。

这种象征意义的、修辞上的对牺牲的描绘绝不仅仅是宣传的一个手段，而且与纳粹党内“老战士”的态度和自我认识非常相符，这的确令人吃惊。彼得 · 默克尔在最早的一批关于早期纳粹党人的心态的研究中已经指出，“老战士”们将自己密闭在一个政治的、敌对主流社会的世界里，投射出对“体制”的共同仇恨，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的边缘感”，其表现形式为：缺乏个人的安全感、顾影自怜、偏执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活跃的纳粹党人的社会流动性非常惊人，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挫折，这就更促进了他们的固有心态。这种“社会矛盾”也使得很多纳粹党人无法在社会中找到明确属于自己的环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生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夹缝里”，就像马蒂尔德 · 雅明从冲锋队干部和成员的例子中指出的那样，因此特别容易受到纳粹党的团结口号的吸引。

极权统治对国民的良心道德有极大的腐蚀和破坏作用。格伦伯格在《十二年帝国》中写道：“国家权力的压迫和对党的霸道的恐惧给（德国人的）集体良心造成禁忌，迫使他们不敢违背这些禁忌。”由于严酷禁忌的存在和对禁忌的无可奈何，人不仅会感到恐惧，还感到绝望。因此，许多恐惧而又绝望的德国人对纳粹的各种恶行采取犬儒主义、漠然处之的态度。更为病态的是，许多德国人由于“本来就不喜欢第三帝国的一些敌人（如犹太人）”，所以，当纳粹加害于这些“敌人”的时候，他们在感情和情绪上反倒是站在加害者一边。尽管纳粹迫害犹太人使用了民众看不惯的手段，但许多人看到自己不喜欢的犹太人倒霉受罪，还是觉得暗暗高兴、幸灾乐祸。 10 巴约尔更进一步指出，由于德国人的集体道德沦丧，许多德国人对官员腐败不满本是出于嫉妒心而不是道义原则，他们“批评的并不是提携施恩这种体制本身，而仅仅是抱怨为什么自己没受到照顾”。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在纳粹德国，“甚至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腐败的问题，尽管（或者说，恰恰是因为）在第三帝国受到政府宣传引导的公众中，腐败是个禁忌话题”。谁要是触犯了这个禁忌，谁就是恶意造谣和抹黑污蔑。纳粹不允许公众在媒体上自由议论腐败，是因为这种议论被视为有损于党和政府威信，破坏稳定，因此必须严加控制。纳粹德国的腐败之所以特殊，不仅在于它的种种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而且还在于它实质上是受到专制制度保护的。在这样的制度中反腐，除了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限制政策，不存在任何来自其他政党、组织、媒体或民众的监督。大大小小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挪用公款和公私不分都不只是经济腐败，而且也是政治腐败。

哪种共和国？
独裁者从来都不是人民的一员，他只是以人民的名义大权在握，人民对他的权力毫无约束。

逃避不了的人，迟早有一天恐惧会被驯服成喜悦

就像步进了黑暗时代，弱者落到了无情之人和堕落之人的手中，在无声的恐怖中见证到国家专制的蛮横无理和普通人的劫难。

文明中才有政治，咱们这种专制，人大抵只能在“青天大老爷英明”和“青天大老爷我冤啊”之间摇摆。

有多少人是对未来生活保持乐观的呢？

我不爱国，也反感各种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行动，不接受核心价值观。

“张岱的结论是，不能把乱世归咎于像李自成的单一叛乱身上。中国之板荡，日积月累，人人有责。谴责李自成，张岱写道，犹如宣称“匠石辍斧伐木”；事实上，明朝“譬犹蠹木，献忠啄之，自成殊之，实群盗钻穴之”。明亡又“譬犹逐鹿”，是许多人共同为之。就某种意义而言，的确是李自成成功逐鹿，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献忠犄之，群盗聚踣之”。张岱又另以隐喻强调这个观点：蜂与蝎看似给予致命的螫刺，但“蝇蛆攒溷而蜂虿肆毒也”。张岱与其时代之人所悲痛吞下的，正是腐败结成的苦果。”

《前朝梦忆》

时光在流逝中，销蚀、摧毁了世俗的东西。因此，在过去中有比现时更多的永恒。被充分理解的历史的价值，似普鲁斯特作品中回忆的价值。因此，过去向我展示了某种既是现实的、又比我们更美好的东西，这种东西能把我们往上拉，未来永远办不到这一点。

在我们这样一种从根基就腐朽并且受这种弥天谎言启迪的文明中，有如此多的恶，这就没什么可惊奇的了。以色列的不幸重压在基督教民族身上。残酷、宗教裁判所、灭绝异教徒和对教会不忠者，这就是以色列。资本主义，这就是以色列（这在某种程度上尤为真实 …… ）。集权主义，这就是以色列，尤其在它最凶险的敌人的国度里。

倘若有一天，人们被迫粉身碎骨以抗击强权，不然就被视为胆小鬼，那么把自己看成被事物的本性战胜的、而不是被人战胜的。人可能被囚在牢中带上镣铐，同样也可能失明或瘫痪。毫无差别。在强迫性的服从中，惟一保持尊严的方法是：把头领看成是一样东西。每人都是必然性的奴隶，但是有意识的奴隶远为高明。

强者从压迫的某种程度起，必然会使他们的奴隶崇敬他们。因为绝对被强制，做他人掌中的玩物，这种思想对于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自此，所有一切摆脱强制的办法对于他来说都是好的，他别无办法，只有说服自己：别人强迫他去做的事情，他自愿地去完成，也就是说用忠诚去替代屈从。而且，甚至有时他会尽力去做比别人强迫他完成更多的事，而痛苦却更少些，这同下面的现象是相同的：当孩子们玩耍时，他们会笑着忍受肉体之苦，倘若这种皮肉之苦作为惩罚手段来对付他们的话，就会使他们感到受压迫。奴役正是通过这种迂回的方法使灵魂变得卑下：事实上，这种忠诚建立在谎言上，因为其理性是经不住检验的。

面对着事物，使思想获解放。若依附于人，那么面对着人就会使自己受到轻视，这是因为，或是这种依附具有屈从形式，或是它具有发号施令的形式。

压迫这概念归根到底是一种愚蠢：只要读一下《伊利亚特》即可。因此，更不用说压迫阶级这个概念。可谈的仅是社会的压迫机制。奴隶与公民之问的差别（孟德斯鸠、卢棱 …… ）：奴隶服从其主子，而公民服从法律。主子可能十分和善，法律却可能十分严厉：这丝毫改变不了什么。一切全在于任性和准则之间的距离之中。

对我们的迫在文明做一次清点或是批评，这意味着什么？努力以准确的方式去弄清把人变成自己亲手创造物的奴隶的那个陷阱。无意识是由何处渗透入我们有条理的思维和行动的？躲避到不开化的生活中去是懒办法。应当重新在我们所处的文明本身之中找到精神与社会之间原初的契约。由于生命的短暂，由于合作和继承的无法实现，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这并不是为不去完成它找到一个理由。我们大家都处在类似于苏格拉底的境地中 —— 当他在狱中等待着死亡，当他学习奏扗拉琴（ lyre ）之时 …… 至少，人们也许会经历 …… 屈服于数量重压的精神除了效力之外别无标准。

尘世是关着的门。这是一道屏障。同时，又是通道。在两间相邻的牢房里，两名囚犯用掌击墙相互交流。墙是将他们隔开的东西，但也是使他们能交流的东西。我们同上帝也一样。每种隔离是一种联系。

有些努力所取得的效果同所追求的目标相反（譬如：尖刻的女虔诚者、假苦行主义、某种忠诚等）。其他的努力总是有用的，即使这些努力并不达到什么目的。如何区别它们？也许是：有些努力同否定（欺骗性的）内心的贫贱相伴。其他的努力伴随着孜孜不倦地专心于人们所是和所爱之间的距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