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有一段时间我的政治性抑郁非常严重,现在想想应该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躯体化症状,这两天看首页这种熟悉的感受又回来了,这种痛苦可以被描述为「无能狂怒」,漫天的怒火,束手无策,恨不得有一道天雷批下来替天行道,整日整夜地被习得性无助和愧疚烧灼。
但我不想被打倒,于是来分享一些我这几年想法和做法的变化。
「微小的反抗」
如果我是台湾人,我真的愿意为她们去立法院静坐(。)但介于这个懂得都懂的大环境,也不可能真的去同态复仇,激烈的反抗所造成的后果是个人无法承担的。只能累积一些微小的反抗。
疫情之后完全想开了,不买房因为不想透支消费给土地财政体系,不生育因为这样畸形的社会不适合新生命诞生成长。
包括这次的兰州,之前的安徽徐州西安,不管是旅游和购物我都不会考虑了,不做伥鬼。
关注也是一种力量,在不影响心理状态的情况下多多转发,也是一种帮助,而就算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最起码我还能记住,我可以记录。我的记忆和认知是独立的,这些屈辱和愤怒我从未忘记,我是历史的记录者和叙述者。
「理解世界」
人不可能永远依靠政治课来认识世界。
政府是不是铁板一块,法律是怎么制定的,公检法各自扮演着什么角色,为什么写文判得这么重而针对女性的事实犯罪判得那么轻,再往外说,财政体系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会出现远洋捕捞,二三线城市的财税遇到了什么压力。
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讨厌政治,可你越不了解他,越恐惧他,他就越不可名状,成为一个没有边界的高耸的权威体。
了解了有什么用呢?可能会像我一样陷入更深的绝望(笑.jpg)但就像大多数事一样,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认识问题,对着空气打拳除了把自己气死是没用的,我就是如此倔脾气,我就要知道是谁伤害我们,让我们痛苦。
「及时享乐」
这或许是我改变最大的一点。我年轻的时候对岁月静好的人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嗤之以鼻,好像不把自己整得痛苦就不能彰显自己的独立思想。
疫情之后我完全改变了,我要吃好吃的东西就要立马去吃,想去哪里就立马安排,这次能见面就绝不下次一定,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享乐主义者。
从天一到云间,她们的文我都看了,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也罪孽深重,非常阳痿…但搞同人,看女性向黄色本质就是因为他们能让我快乐,我能脱离社会化的规驯和男性主导的世界,耽于不真实的爱。
这太好了,人想要快乐又有什么问题呢?
酥油里有一个我很喜欢的随机事件,主角选择去看苏丹的本子,就能获得一个思潮。这个世界的倒车开的太快了,当权者希望女性恐惧,希望女性听话,希望女性无知,可我偏不。
Give in to love or live in fear.
「建立社群联系」
我经常觉得如果女性之间可以建立像男性🐞一样的共同体,可能大家的处境会好很多。女的总是对道德纯洁性要求太高,对灰色地带接受程度太低,对大爹太听话又对同伴太苛刻。
女性主导的创作环境如此脆弱,大环境越来越差,这是我无法控制的,但因为我本身在非常亲密的女性微观社群里,我的朋友们理解我,陪伴我,支持我,爱我,于是我也想爱更多人。
不管外界如何变化,我能做到的就是做个好同人女。我会真诚地对待大家,我喜欢和大家见面,喜欢沟通,交流,喜欢表达我对于创作的喜爱,当然我自己的爱是很渺小的,但是我希望我喜欢的同好和创作者们能够知道你们从来都不是孤岛,我们可以建立community,熊会来爱你。
最后我想说,我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市场化的行业里获得工作机会,依法纳税,积极消费拉动经济,支持母语文化圈,不论以什么角度来衡量,我都是一个好公民,我值得更好的生活,我值得更自由和包容的世界。
我一直如此相信。
长夜漫漫,希望和同路人一起度过。
建议很好很规范,有操作价值。
就是不知道,就算像我这样的老油条能做到几分。如果对面是个表面上还想做得合规的警务人员,也许我能复刻到八九分。如果对方本就具备我最憎恶的一些品质(性别歧视/仇女/反智/粗暴/低俗),我的心智会被迅速抽离集中在对抗那些品质对我的压迫上。换句话说,我会进入对抗模式。
何况,就算自己觉得没有进入对抗模式,对方依然可以因为你没有按照他设计的路线走而责备你“顽抗/不配合”。Gaslighting是一定会出现而且从一开始就出现的。
任何真人对真人的现场演练都需要多次练习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结果(比如工作面试,真人模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和警方的对练,因其性质多半大家只能各自在心里练。这种模拟会在多大程度上加深焦虑和trauma,我也不知道。上回光想着怎么跟人吵架就牺牲了半晚上的睡眠。
无论如何,有用的建议还是要传播的。
我还care,我们还care,这一点也很重要
听特定声音 1 分钟即可缓解晕车症状 | 100hz sine tone online
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发现,人类双耳暴漏在特定声音的纯音环境下 1 分钟即可缓解晕车症状。
这个特定声音定义如下:
- 100hz
- 60-65 dbA (洗衣机工作声音或咖啡馆环境音大小)
- 正弦波
为此,我做了一个网站,点击按钮就播放 100hz, 正弦波的音频,并且带计时器,晕车的朋友欢迎使用并反馈是不是有用。
论文地址: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ehpm/30/0/30_24-00247/_html/-char/en
100hz 音频网站: https://100hzsinetoneonline.1link.fun/
同步发布在了公众号 521link 上,欢迎关注阅读。
DPS 周刊 191 - 《看见》让我们看见柴静的成长
人不会因为少做事,不做事或者不工作就价值减少或者变成废物,会这么说的都是把人当工具看待只认可人的工具价值的体系和存在,如果自己也认可这一套内化这一套就是无意识地拿有毒的价值观来伤害荼毒自己。
无论是吃饭睡觉打游戏看剧看小说玩手机,还是其他的业余爱好,做这些都不算浪费时间,而是人天生就拥有的享受人生的权利。
无论外界有毒的人和声音怎么说,说你不好或者说你其他不好听的话都无所谓,要知道正是因为没占到你便宜他们才会恼羞成怒,你是福气宝宝,天然就拥有上天赋予的享福权,无论整体大环境经济走向如何,人都不需要也不应该拿自己在物质世界的成就和收入来衡量评判自己,时代是不可信的,季风随时可能突然逆转。尤其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专注自己的生活体验,尽量多地为自己创造精神上的享受,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有利于自身和共同体的。
79年出品的老电影《哪吒闹海》,被当代人理解为亲子关系纠结。其实,这是一种基于时代的误读。联系这电影出品的时代背景,可以窥知,它的真实用意,根本不是亲子关系问题,而是:展现文革时代,极权迫害对家庭亲情关系的戕害。
很多人都对哪吒自刎时那句经典台词“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印象深刻,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重点,不在于前半句“你的骨肉,我还给你”,而在于后半句的“我不连累你”。
这就是当代文艺史上著名的“伤痕”主题,在文革之后数年内出现的各种文学影视之中,非常普遍。几乎涵盖了文革以后,家庭亲情题材的绝大部分。
它的情节通常都是:某人遭受到非正义的权力的迫害,他的亲友因为担心受到连累,而不得不与他断绝关系,乃至于落井下石。
PS:卢新华的《伤痕》小说本身,正是这一主题(母亲被打成“反革命”,女儿与其“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直到母亲被宣布“平反”,女儿回来认母,母亲已经去世,留下终身遗憾)。
为什么国人不得不对那些被宣布为“黑五类”、“国家敌人”的亲属“划清界限”,离婚、断绝关系?这并不是你国人的国民性格外坏,而是因为,极权制度下的社会管制系统,可以合理合法地给一个“坏人家属”造成最大的伤害。我们的上一辈人都知道,如果你有一个“黑五类”亲属,意味着:你可能会被调到工作条件更糟糕的岗位,可能会被赶到边远的乡村,你的孩子可能因此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甚至,你们全家可以被合理合法地公开毒打侮辱。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84年的越剧影片《五女拜寿》。父亲做着朝廷高官的时候,女儿女婿们拜寿送礼亲情融融;当父亲遭到奸臣迫害,丢官罢职,流落街头,女儿女婿要么畏祸不敢收留,要么干脆落井下石、出卖亲人。
22年上海封城时,我正因为备考雅思而被封在上海。整个封城期间,我没有短过吃食,因为有宾馆的经理帮忙张罗。每日两餐,一餐25,带酸奶或水果。经理亲自开车去取餐,再定时送到楼下。同住的宾馆里有一双年老的母女。母亲80多岁,女儿60多岁,是来癌症医院看病的。病没看好,被封得没了钱。25元的餐也买不起,只能啃苏打饼干充饥。于是宾馆里的人连番救济,最后是经理包了她们的两餐。另有一对年轻夫妻,带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因为在医院出生,没法回家,只能住到宾馆里。婴儿每天在隔壁夜夜哭,吵得人睡不着。
5月初时,封城稍微放开了一点。我买到高铁票回家,和宾馆签了协议,自愿离店不再返回。从静安到虹桥,前13公里是自己走的。路面空荡,没有人,雨下得很大,只有偶尔的警车,鸣笛。车上下来一个警察,提着药袋,急匆匆上楼又急匆匆下来,没有停留。走到半程时,一个年轻的警察开车看到我,问我到哪去。得知我打算一个人走到高铁站,他说什么也不让自己走,打算联系车来送我,因为他不能离开自己的片区。他在车上打了很久电话,接通了,没有一辆车能来,连救护车都不够用,中途还有电话插进来,问他能不能送老人去医院。但他还没完成巡逻,不行,电话对面又继续找人。整整四十分钟,他的神情从焦虑到愧疚,最后叹了一口气,说了句“不好意思”,然后开走了。
又来一个骑摩托的警察,和桥洞下的外卖小哥争执。外卖小哥说,我昨天去过了方舱,他们不接收我,说我没阳。警察说,可是按我这里的数据,你阳了,你要去方舱。小哥重复,你们街道的方舱不让我进。对话重复了五六回,两个人脸上都是绝望,警察给方舱打了好几次电话,要么没人接,要么接了很快就挂。最后一通,接了,方舱的人说不清楚外卖小哥阳没阳,但让他自己过去。小哥无语,说再被赶出来怎么办。警察说你试试,脸色颇麻木。
另一名外卖小哥,答应骑摩托送我去车站,收500块钱。中途几次停下,因为前面路口有人查通行证,让我自己下来走一段。十五公里的路程,他骑了几乎一个小时。到车站时,他整个后襟都湿透了,连着我的前襟。得知与我同龄,他问我学雅思干什么?我说要出国。他说出国真好,又说这这几天自己挣了两万,但通行证花了五千。到车站时,我给了他六百,后来知道市价应该是一千。雨已经停了。
车站外很多人躺着,打地铺,在被子里吃快餐或者包子。好几个充电桩给人充电。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那里。进站后,又见到一个老妇人躺在地上哀嚎、哭泣、尖叫。高铁警察或保安穿着防护服围成一圈,没有人说话,等她嚎够了自己停。我围上去,想用手机拍视频。一个警察或保安回过头,呵斥我,不准靠近。
我看着防护服内那双不知年岁的眼睛,想起和那位我同岁的外卖小哥,以及帮我打了四十多分钟电话的年轻警察的眼睛,莫名其妙地想:这就是人。
分享一个赛博难民新手包 V5.4,感觉写得非常好,深得我心,分享给大家
内容包括:
技术层面的安全措施;
非技术层面的安全措施;
推特设置调整;
电报设置调整;
外网资源推荐:新闻媒体、资讯综合、自媒体账号、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等;
推荐书单;
墙内媒体;
便捷工具。
在2月离世的,还有时军医生。生前是黑龙江鸡东县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2020年3月驰援武汉,当时鸡西的官媒用《不破疫情誓不还——时军》标题表彰他。
2022年,他收治一位从绥芬河回来的病人,病人感染新冠,传染给别人。时军因此被刑拘,刑拘期间自杀了。
我们来到 “医生救死扶伤有罪” 的时代,封城期间,我听到各地网友说过类似的事情:患者苦苦哀求、医生偷偷摸摸给患者看病……有的患者甚至恩将仇报,事后告密,导致医生受罚。
陶勇那条微博太熟悉,就是那种腔调改变了身边很多女人的一生。
奶奶今年八十多岁了,自己挑了养老院,住进去后说:我也享福啦!然后偷偷告诉我,她是真的做不动饭了,有时候出去买个菜,一路上要歇三次才能到家。
我无法想象她这一辈子是如何辛苦至今。
从我记事起,每一次在奶奶家,我爸都是躺在沙发上。他会不断提醒我眼里有活儿,向我抱怨我姐姐懒不擦桌子,而他自己却从未起身过。我想奶奶结婚后大概就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吧,而二十年前爷爷去世,她更是独自一人应付所有。
所有的男人都take everything as granted。我爸还曾在几年前大夸老太太身体好,大抵还为她能干活而骄傲着,殊不知那时候的她也已经有心脏问题了。
老家的女性长辈们大多都是这样,一辈子在家里累死累活,付出不但没有得到认可,有时连尊重都没有。她们痛苦着,挣扎着,到最后也只叹一句“没办法,都这样”。到底是谁规定的?
奶奶说她在享福的时候,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也住上了新房子,她也不用被琐事缠身,她手里也有自己的钱,她也能做自己的主了。
可是这一切,不就是那么多男人的普通生活而已吗?是家庭中有了一个男孩之后,默认的他未来可以拥有的生活。那女人又凭什么只能像个骡子一样地活?是谁天生喜欢吗?
“政治抑郁症的本质是没有自由成为我.”——柴静访谈Dr. Robert Lusson
去年我的一位朋友说他得了政治抑郁症,我没太留意,因为这不是一个临床医学概念。直到今年他的症状开始让我担忧:每天看七八小时新闻,失去工作热情和生活乐趣。他是我见过意志最强的人之一,所以当他开始谈论茨威格在二战结束前的自杀时,我开始查找资料,发现关于政治抑郁症概念被引述最多的是美国心理医生Robert Lusson博士。https://t.co/uAMglL2bkc我与这位医生约了一次zoom访谈,把笔记发给了朋友。今天在他建议下,贴出来跟有需要的人分享:
柴静:“政治抑郁症是真的吗?”
卢森博士:“当然它是真的,因为你的感受是真的。我没有发明这个概念,是它找到了我,因为美国患者在特朗普上台时普遍抑郁—--“我有过希望但被拿走了且不知道它是否会回来。”东方的抑郁可能是“我的灵魂,关系,职业不被允许发展,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这让我感觉无望,因为不论多么甜蜜微小,与人为善的愿望,都不能实现。”
“核心是无力感?”
“失去控制,失去力量。这是无力的感觉——不论我做什么,不被听,不被看。”
“是因为糟糕结果不可避免吗?”
“不,结果不是抑郁的必然部分,它让你焦虑但不是抑郁。政治抑郁症的焦点是常规抑郁也有的因素———失去希望。如果它异乎寻常地积累,一个人将无法理解自己的世界,进入失去联系的孤立状态。政治抑郁的本质是因为没有自由成为我,没法向他人自由表达我。”
“你为什么说恐惧是政治抑郁一个主要驱动?”
“有两类恐惧:实质伤害,像逮捕,家人受伤等等;或者社会排斥:人们远离你或者污名化你。如果你发现你不再能活得真实,这至少激发焦虑,如果积累一段时间不能解决,抑郁就来了。”
“但我的朋友之前一直是个有活力的实干家,他从没有为个人危机抑郁?”
“这类人是最有激情的人,时代先锋,所以他们是物质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最先被摧毁的,因为他们冲向墙壁,以如此之渴望,结果让人心碎。他们是最敏感的人。”
“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恐惧不在了,但抑郁还在”
“另一部分抑郁是更深的,需要更长的时间,这部分根植于他。也许从他三岁时就在那里,只是被激发了。”
“他该如何前进?”
“他现在不平衡,处于冲击带来的无望状态。”
“怎么修复?”
“这样去想:我接受事物如其所是,但我不能预料未来.”
“但他有对未来的预料.”
“你可能对经济和气候变化有预料,但这只是预料。拿我来说,我的预料是XXXXX. 你看,我只是呈现另一种预期,而且我不在乎”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打心眼里知道,普通人,我们, 想要与现实不一样的东西,这就够了。我不在乎是否它需要一千年才来。这是抑郁和希望的区别。”
“你改变了看待问题的时间框架?”
“是的,你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但事物可能在明天改变。你的朋友面临一个灵魂深处的选择——一是“不会改变”。另一种是“我不在乎,我会做我能做的,帮助改变发生,慢慢来。”一个带来抑郁,另一个带来力量感。你必须选择,因为你不能同时存在于两种状态之中。”
“我感觉是他的同情心让他受苦”
“ 去做他认为价值观对的事。一个人可能带来一群人,变成一个故事。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抑郁是因为确知未来会如何,自己会怎么结束。但另一种选择是未知,我不知道故事如何结束。”
“但未知会增加焦虑?”
“怎能不呢?这是选择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害怕导致的焦虑,可以是带来兴奋的焦虑。”
“政治抑郁症能治愈吗?”
“柴,there is no cure for us. 你是独特的,我不能拿走你的全部,那样你不再是你。我会建议一些小小的平静,比如去海边度假。就是这样。另外,我们对话。理解可以让你得到平静。(停顿,笑)这世界是一个混乱无章的所在,人生是个烂摊子,我们这个物种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要理解自己,管理自己,洞察自己的虚弱与力量。我们成长,并超越.”
“问个具体问题,他如何停止旧习惯?”
“转向当下。有旧念头十秒后让这念头过去,练习一千次,一而再,对自己承诺。”
“怎么叫转向当下?”
“看你背后。你窗外的景色是真的吧?因为我看到叶子在掉落,光线在变化,正在改变的一切就是当下。”
1996年,关淑怡、黄耀明、刘以达三人半靠着墙席地而坐,熟络而自在轻松。年轻的黄耀明和关淑怡靓得出奇。
他们聊香港的流行音乐代表人物。黄耀明提到两个人,顾嘉辉和罗大佑。一个把东方音乐元素和西方编曲作曲结合成了香港特色,一个对台湾的民歌了解很深,“他的歌有很重很重的中国人的特色”,“罗大佑的音乐记录某个时间中国人的一切,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关淑怡说许冠杰,把粤语的俚语融入广东歌,从此题材和文字气象一变。
然后他们聊专辑聊合作,从写歌编曲到理念远景。达明一派对香港乐坛的贡献无需赘言。关淑怡谈到自己在做的专辑,她请来了许多西洋的作曲家,希望试试看国际化的东西,能和香港本土的音乐人碰撞出什么火花。
整场对话里,他们是抱着珍而重之的态度在讨论音乐,香港音乐。作为局内人,他们聊自己的承继,聊想尝试探索更多音乐上的面相。比起那些光说不做,没事就爱扯大旗的主流歌手,他们对香港音乐的这种热爱可以被看到极其真实的肌理、骨骼。
而他们每提一次香港、中国人、广东歌,就让我唏嘘一秒。曾经那么热爱香港音乐的人,在二十多年后,被驱逐出了自己诚信耕耘奉献的地方。太讽刺太悲情。黄耀明认为“流行音乐记录那个时代的一切”,到今天几乎成了谶语。死寂的主流市场,记录着死寂的时代未来。
“正能量”的红歌霸占了舞台,台上的人唱着没人信的烂歌,下台后接力转发那些没人性的滥调,大湾区的活僵尸派对,颜色鲜艳,声势嘈杂又死寂。举头一望这时代,哦,城之将死,几乎还听得到倒计时滴答。一切在肃杀中风化,也许哪天就如海边沙堡,骤然崩散作沙土尘埃。
普通听众,只能考古些活人的对谈,聊以慰藉。
be wa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