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涌 @[email protected]

对于不以改造出生地环境为人生追求的普通人来说，搬到符合自己心性并能发挥自己才智的地方是智慧的。别试图和不适合自己的环境耗着，那是吃人不眨眼的怪兽，吞噬人的热情、才华和岁月，而人生真的短暂稍纵即逝。像当初告别家乡一样告别不适合你的国家。候鸟为环境而迁徙只是一种生物本能。这点，孔子想得很透彻：”道不行，乘桴桴于海。”

当下很多人奉张爱玲为“润学天后”，其实也可以了解一下另一位上海名姝，郑念女士。张爱玲跑得正是时候，而郑念在上海历经磨难，才终于走脱。
郑念的先生是前国民党政府外交官，49年风云变幻之际，一心报国而留在大陆，任职于壳牌石油中国公司。先生逝世后，郑念接替他的职位，成为英国总经理的助理。
由于这样的身份背景，在六〇年代开始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中，郑念备受摧残。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长达六年六个月之久，组织上要她承认错误，以便编造材料，用于政治斗争。而她的女儿，在此期间，不明不白坠楼亡故。
郑念在看守所里经历的一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丝毫不过分。她坚韧地以背诵古诗词来保持神智清醒，坚持体育锻炼来维持身体机能。她始终不承认任何莫须有的罪名，并与看守、审讯、虐待她的人斗智斗勇。
当运动渐渐停息，她终于重获自由那天，女儿没有了，花园洋房也没有了。她继承和收集来的古董，也被迫“捐献”给了政府。
到80年代，她抓住国门重新开放的机会，以探亲为由，跑路美国。
她的这一段惊心动魄，鲜血淋漓的人生经历，全都记录在她的自传体小说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 之中。80年代末期大陆曾有出版过中译本《上海生死劫》，但未曾再版，已成事实上的禁书。
以49年为界，外资公司不是一夕之间从中国大陆消失的，法制与人权也不是一夜之间崩毁的。历史在重演，悲剧在重演……

我高中有个老师，天安门学生运动那年参加了，他本来在南开，是做航天研究的。这个事情之后，让他回到家乡做一个数学老师，不允许再参与航天研究工作。严格来说，他不是一个做老师的料子。在晚自习前他常喝酒，一身酒气地进教室，学生都听他骂ccp。舌灿莲花，骂得是群情激昂。后门的学生还要帮他把着后门，怕主任查岗，发现他又没干正事。直到现在我才似懂非懂地明白那种悲伤。仅仅因为政治意见不合，就被剥夺人生与理想，人生轨迹被篡改，强迫进行自己不适合的工作，榨干自己最后唯一一丝价值。自己的悲伤无处发泄，可能周围人已经腻味得不得了，只能给青春蓬勃一届又一届的同样人生有点无聊的学生说。学生们不懂，多数当个笑话听当个笑话传。这一切是这么荒诞。而这种荒诞自古至今就有，以后可能也有，现在也存在着。我无法仔细去思考，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残忍。谁知道老大哥的统治不会千秋万代？而我在这遥远的记忆节点中终于感受到了他带着灰尘气味的悲哀。
你不认，又能怎么样呢？你只能和自己说，这就是命运。

《一九八四》的評分被清零，這個標記還是幾年前在香港反修例期間做的截圖。為什麼說吐狼奶是一件很難的事，當時那麼多曾為六四點蠟燭，自認自由派的人，對香港發生的事情不屑一顧，說中央根本就沒把香港放在眼裡，先隨便鬧，最後再來收拾暴徒。是年輕人太幼稚，還是你們被統治得無可救藥？是港校不懂教歷史，還是你們的價值觀被扭曲？很多人一邊反對暴力，一邊支持武統台灣，祖國是不可分割的，大家從小被教育得擁護強權，集體榮譽大於一切，個人生死無關緊要，民主不能當飯吃，你要自由幹什麼。

友人说：“昨晚《四月之声》在朋友圈接力，是个Milestone。”我笑了，中国的Milestone还少吗？两年前李文亮死亡后的后半夜，微博上还发起了“我要求言论自由”的接力，结果呢？武汉在official narrative里成了“英雄之城”，民众似乎也默认了：该经商的经商，该开店的开店，顶多就是在一些视频网站的美食寻访里怯生生地说一句“生意没以前好了。”上个月，我还看到有人拿武汉踩上海一脚时，说“对比上海，你才知道武汉真的是英雄城市”。方可成说：转发《四月之城》让人们彼此连接，意识到人与人在某些问题上的共识，意识到彼此是存在的。这话说得和十年前“围观改变中国”一样有“水平”。

我开始意识到在这个国家，你是使不上劲的：你用一堆拼音缩写，愤而冲塔，被删帖；你转发一段完全由官方新闻片段剪辑而成、以正能量信心收尾、基调温和的视频，还是被删，而且删帖可能完全是由几行代码写成的程序甚至AI识别自动锁定完成，帖子甚至不配删帖员冒着加班猝死风险按下Delete键的精力；你好心助人发出求助贴，被“敲锣女”那样的人反咬

真的很烦女权喊毛泽东的。
1942年3月9日，丁玲在延安写下一篇「三八节有感」，第一句便是““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还有提到在延安女性会被男人议论，不结婚更会被议论，还有说延安的女性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不带孩子还会被男人骂。
然后这篇文章引发轩然大波，包括“老子在前方打仗，你在后面骂我们”。之后文艺整风运动就开始了，这篇「三八节有感」被定义为大毒草，丁玲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这才过关。
1958年，毛泽东点名批评十几年前丁玲的这篇文章，丁玲也因此被打为反党分子，被下放劳改，后来还被关进了监狱，一直到79年才摘掉帽子回到北京。

有人讨论无法逃跑的人该如何在国内生活，有人讨论什么样的反抗算有效的反抗。
可能，两个话题是相通的。

或许，一切能给敌人的统治目标造成不悦、不顺利的行为，都是有效的反抗。
每个人能采取的行动和承受的风险，都不一样。

有的人直接革命，有的人地下活动，有的人迂回助人，有的人把当局不爱听的故事传播出去……

再不济，再胆小，再“无法承受一点点风险”，人仍然有 “可以不做的事”：

你可以不当入党积极分子。

你可以不积极申报歌功颂德的马屁课题，来换取正教授职称。

你可以不写复兴中华法系、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论文，争抢国师头衔。

你可以不积极告密，可以不捉弄人为乐，可以不伸手打那个出门买馒头的青年。

当然，你也可以振振有词 “如果我不做就会活不下去！” 然后去害无辜的人。

课上我讲案例，某小学老师要求同学们把抄作业的学生名字供出来，否则就全班受罚。我还没讲完，第一排的男生大喊：我们初中班主任就这样！

我问：后来呢？你们怎么办？
男生愤怒地说：肯定不理他！后来全班去操场罚跑，罚跑就罚跑咯。

刷到这个，时代的眼泪。

分享一个人类学的移民研究视角下的有趣的insight，虽然是象上很早之前的讨论，关于移民/留学和融入的问题

最早的、大约上世纪5、60年代的移民研究是从push-pull model（推拉模型）或assimilation model（归化模型）来进行的，当时研究从A到B移民的研究方法是分析什么因素让一个人从A context抽离（push），并且被吸引到B context（pull），而分析角度大多是在经济、政治等等，很少注重移民个体的内心感受和其agency。而assimilation model虽然会强调个体的agency，但是更多研究的是个体如何被B国文化归化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B国人。

我发现很多象友的思考模式会类似于这样，就是探讨归化的可能性/方式和不归化的后果。我很喜欢看到大家讨论这些，但是就是说…但其实这个归化模型在现在的学术领域中也是不真实的，不真实的点在于它假设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也假设了一个人的出生地有一些natural的部分，会naturally形成此国国民稳定的文化认同。

现在有很多新的分析移民的model，比如1990年开始沿用至今的transnationalism（跨国家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就反驳了移民的unidirectional flow（单向流动）的性质，也就是说，移民者所受到的文化和影响不会完全来自A国（并带到B国），也不会完全来自B国（并去除A国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动态的模型，它的研究对象是diasporic（流散），不是某个固定的国家，也不是某一群固定的人，它认为当两种文化相遇时，两种文化会碰撞出新的文化社群和新的可能性，并不是简单的你要同化我或我要同化你（这点可以结合黑人文化社群现在的活力来思考）。其实，很多来自亚洲的二代移民也不会用某单一身份来描述自己，而是会讲述自己的in-betweenness。(以上提到的内容，和transnationalism相关的可以看的学者有Arjun Appadurai; Akhil Gupta & James Ferguson; Aihwa Ong; N. Glick Schiller; L. Basch，而in-betweenness可以看Yngvesson (2002)的那篇”Placing the Gift Child in Transnational Adoption”。还有一本我私心很喜欢的关于第一代大学生的心路历程和moral costs（道德成本，即因为留学行为可能面临的道德职责和道德批判）的（我觉得第一代留学生也适用），Jennifer Morton的Moving Up without Losing Your Way。还有大量有趣的移民非学术作品我截图并贴在这条下面了~)

或许当我们放下简单地把人同质化思考，才能看到更多种动态交互的移民可能性。Be water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人像水一样没有固定的形状，而思考是囚禁我们可能的形状的容器，如果感觉很别扭很难受，就换个容器吧！说了这么多，我认为，如果从静态的宏大叙事中脱离可以帮助一部分想要移民/移民中的大家解除痛苦。因此，闲暇时看一些学术或非学术的民族志、哲学层面的思考或个人自传可能会帮助我们找到一种定位自己的方式~

【最后：虽然从大量的经验来看，移民必定会有emotional cost，但是痛苦的时候就看看书吧，换一个舒服的方式界定自己的处境。如果想清楚了，为了自由的付出一定是值得的~文中的所有中文翻译都不保证准确，因为是我自己瞎翻译的。

反送中的時候香港很多警察穿著重型gear並且蒙面，有些會讓人無法看到警號。但是監警會接到市民和律師舉報之後說，速龍裝備不屬於警隊制服，因此不受《警察通例》的約束。這也就導致了很多警暴事件後無法確定施暴者身分。

想到這個是因為最近看到了太多身穿白色防護服的不明人士毆打民眾。法律會不會保護受害者我們先不談，首先他們穿成那樣，也沒有識別編號，打完你就走，根本就找不到他是誰。真的是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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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男人。他们头脑里的知识都是上个世纪的玩意儿，他们不会编程，对前沿科技一窍不通，听不懂最新的经济学理论，可能连微积分都没学过；他们人文社科的知识也基本上没有更新过，对这个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也是一知半解，甚至可能懂得都没我多；他们很少进行体力劳动，基本不会做家务，根本不会生育，没有切身体会过世界上大多数人的遭遇与苦难；可是他们，却决定着整个人类的命运与前途。一想到这一点，我就瑟瑟发抖。

孙春兰死无全尸了，宣传口刚停止异想天开发布内容不带动态清零两天，就又回到了无知者无畏不惜一切代价的状态。从觉得四月中就能重获自由，到五一见，到五月中能出隔离就不错了，到也许六月才能出门，到会不会被关到下半年，悬而未决是他们统治的武器，让我们恐惧畏缩的手段

或许不是学人文社科使人不幸，因为人文社科的学习从本质上来说并不理理工科不严谨或简单。
不幸的只是这社会似乎不那么重视这些深层的构想和关怀。
我从小就很喜欢读社科类书籍，但是意义怪充斥在求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