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知れない🧖 @[email protected]

关于输精管结扎vasectomy:

今天看到了不少🇺🇸男性自主发起的，鼓励更多男性和有阴茎的人们多了解vasectomy并进行结扎，在汉语环境中比较缺乏这一种讨论。当然，结扎可能不适用于每个人。在这里我主要推荐以下两种情况的男性和有阴茎的朋友们考虑一下vasectomy:

1. 已经完成family planning，生育完足够数量孩子的人们。你的人生中不计划生育更多孩子了；
2. 不计划生育孩子的人们。你的人生中不计划生育任何孩子；意外当爹会毁掉你的人生。

输精管结扎不会影响性能力（有研究显示反而助于提高性欲，因为少去后顾之忧），也不会减少精液含量、不影响射精（精子只占精液总含量<1%），不会降低睾酮。结扎复通的确有一定失败概率，但并没有传言中那么高。性取向包括女性和其他有子宫人们的男性和有阴茎人们，可以开始了解一下输精管结扎。并不是主要为了支持她人、他人降低别人的意外怀孕风险，更是为了你们的自身安全，“完全没有做父亲的计划，却意外/被设计导致ta人怀孕，而对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并不是罕见的情况，违背个人意愿的强制孕育所导致的并不只是怀孕者单方的人生被毁。

输精管结扎术在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相当普及。在🇺🇸，每年大概有17.5到50万人进行输精管结扎。（数据来源：American Urological Association (AUA)

以下为一些科普资源：

Mayo Clinic: https://www.mayoclinic.org/tests-procedures/vasectomy/about/pac-20384580

Planned Parenthood: https://www.plannedparenthood.org/learn/birth-control/vasectomy

视频：UCLA Health: 5 Myths About Vasectomies: https://youtu.be/3yyhzd2dgjg

如前文指出：输精管结扎术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对于每个有阴茎、睾丸的人来说，*每次性行为都主动采取避孕行为*是最基本的人类责任，如果做不到或者明明可以做到却都推给有子宫的对方去做的话那您的确心智尚未成熟到可以享受性生活，我愿称之为最根本的性无能。如果了解完之后发现输精管结扎目前并不适合你，也完全不要紧，可以尝试和你身边的朋友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帮助做一些科普、辟谣工作。最关键的是，男人和有阴茎的人们之间应该存在主动探讨不同避孕方式的安全环境，“哪种避孕方式适合我”并不仅仅是有子宫的人们才该在意的话题。

今天，我邀请所有男性和有阴茎的朋友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哪种避孕方式目前最适合你？你知道哪些男性避孕方式？我也鼓励您和一位好哥们聊一聊这个。汉语中男性话题的缺乏，也需要我们一起添砖加瓦❤️

#vasectomy
#输精管结扎

@ziwendong 在一个典型且成功的父权制父子关系中，所谓的“父爱”是以“驯服+秩序+共谋”的方式存在的：第一，父亲通过暴力和准暴力手段制造权威，反复多次类似pua的方式把驯服刻入儿子的潜意识；第二，父亲强化一套稳固秩序，在这套秩序里，作为弱者的儿子可以在服从父权的条件下获得相当的利益；第三，父亲引导儿子通过向更弱者转嫁暴力的方式让儿子成为新的权威者，学习暴力和驯服他人，并从中获取利益。通过这三驾马车，父亲先对儿子施加暴力招致了恨意，然后以秩序和持续的利益中和了这种恨意，留下委屈和不平衡，再通过培养儿子转嫁暴力让儿子实现了对父亲的同理心，从而消解了委屈和不平衡。此时，儿子就同时学会了四样东西，第一是服从秩序可以交换利益，第二是对弱者暴力相向的能力，第三是从再生产新的父权秩序中可以获取新的利益，第四是对父权体系的同理心。

转发豆瓣：

今天我在这一届学生最后一节历史课上说的话：

这我给大家上的最后一节历史课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讲点什么。我和大家相处时间挺长了，大家肯定发现我这个人有点蔫，很丧，脾气好像很好，同学们怎么惹我我都不大生气，其实这是因为我这个人呢，非常悲观，甚至有点绝望，我一直觉得所有学历史的人肯定都很绝望。为什么呢？我之前看过一本书，书里有整整一个章节非常详细地讲述大跃进的时候哪个地方哪个人在哪一天吃掉了他的儿子，他的妻子，或者互相吃之类的。作者没有用任何感性的语言，就是最简单地罗列。后来我又看了一本书，上面也是这样罗列土改和镇反的时候，谁，在哪里，怎么被杀掉的。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波拉尼奥在小说《2666》的最后一部分记录了很多凶杀案，他记录那些凶杀案时没有加入任何主观情感的描述，他只是写某个女人在什么地方死去，怎么死的，她的尸体是怎么的状态，凶手找到了还是没有。我刚刚看完这些书的时候非常痛苦，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神思恍惚的，那之后我就变得很悲观了，我不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像我这么悲观，可是我确实想说，这才是历史。历史不是丰功伟绩，历史不是杰出历史人物怎么推动历史的发展，历史不是一个向上的阶梯，我们不断进步最终实现完全的幸福，可能未来是这样吧，可是历史不是，历史是一个一个死掉的人，历史是母亲怎么埋葬儿子，人怎么吃人。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里面幻想了一种情况，假如世界上绝大多数女人失去了生育能力，那么还有生育能力的那部分女性她们会被囚禁起来，被强迫生育，我并不喜欢那本小说，但是那本小说的最后，一群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们聚集到一起，他们在开会，他们说，联想到当时普遍失去生育能力的情况，我们不能过多指责当时政府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学到的历史就是这样，分析原因，分析结果，分析动机，辩证思维之类的，但我想说，这样的历史学是无耻的。历史只有一种正义，就是记住死者。我有时甚至觉得，我人生的意义就是牢牢记住这些死者，乔伊斯说，“雪落在每一个生者和死者的头上”，可是生者应该记住死者。我知道大家可能高中会选择物理，我觉得很好，科学指向未来，相比于过去，我们肯定更需要未来，可是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点历史，我说的那种历史，多一个人记住那些在宏大历史的缝隙里死去的人，就多一个人守在文明的底线上。

http://www.douban.com/people/momothinking/status/3897286081/

转一波图文祝贺黄耀明60岁生日。1/6
https://m.weibo.cn/status/4780301521784253

看到微博上很多人传，广电其实不管内容审核，只是看程序文件，内容审核都是交给临时组成的专家组做的。——然后一堆人就开始说业内烂透了，好似广电很无辜似的。

这时我就要说了，读历史对于人文修养而言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你如果去读一下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资料的话，就会发现：希特勒从未下达过屠杀犹太人的命令，甚至从未查看过屠杀犹太人的相关的文件。

那么犹太人屠杀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是：希特勒反复不断地和手下谈论他对犹太人的看法，然后手下就心领神会地去屠杀犹太人了。

看到象友们关于“卖艺不卖身”的吐槽后对东亚男权社会里“贞洁”这个概念小小逻辑推理了一下：

1. 女性是“贞洁”的保管者，但没有所有权。所有权的转移(以及是否合礼)完全由男权社会说了算。
2. 作为保管者，当女性把“贞洁”交给了男权社会认为不适当的男性，她会受到惩罚。举例：娼妓、私奔、通奸。
3. 作为保管者，当女性不把“贞洁”交给男性，她也会受到惩罚。举例：“老处女”、石女。
4. 女性无法拒绝或逃避保管“贞洁”的义务。

综上，“贞洁”对女性是一种鬼打墙，但对男性是一种驯服控制女性的有效手段。

看到不少律师在呼吁对唐山严打。尽管理解这个心情，但是我得反对一下。
我觉得，严打，和档内反斧一样，都是集中权利、塑造权威的手段。
严打，恰恰是行政对法治的干预和破坏。
法制健全的社会，根本不用严打。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继续保持监督、呼吁健全法治。
千万要避免的是：把社会热点事件，都变成他们集中“全力”的借口。

辛苦这位作者了 简直是嚼碎了再给你喂嘴里般的耐心

虽然毛象上反贼同温层非常显著以至于性别问题其实不是很突出，但是女反贼还是不要忘记同温层外的主流世界，德普和Amber案子结果出来的时候，红迪上男反贼就一片欢呼雀跃与有荣焉，不论从技术性上来说Amber败诉是否有其原因，反贼男性对于“女告男家暴败诉”这类事情的普遍欢迎，都再次提醒我们历史上屡次发生的反政府运动中女性“以大局和更崇高的目标为重”遭过河拆桥的桥段，再次提醒我们性别问题是一个独立于阶级问题的维度，是不可以用“邪恶政权”四个字概括，从而推到少数高层男性身上的

——包括这次唐山的事情，从中又能挖出什么阶级问题呢？打人者他爸是李刚吗？当然，在打人不出警，打人者永远抓不到的背后，你看到了这个政权的存在，但却不是政权和大多数人民群众之间的对立——一些男反贼和学院派女权只要有机会就要把任何性别矛盾都引到这个点上来——正相反，是政权（高层男）对基本盘（大多数中间及下层男）的支持，以及政权与基本盘之间的媾和，政权试图通过这种支持和媾和，来让大多数男性通过一些其他方面特权上的补偿（比如对女性实施暴力和经济上的剥削），继续接受少数男性的统治，而基本盘很显然到目前为止是默认这种媾和的，即使不买账的人（比如很多男反贼）也并不认为，剥夺女性是错误的，仅仅只是认为这也不够弥补他们从上层男性那里受到的剥削

暴力主宰世界这样的情况，不是通过更有力地宣传女孩子都特别有同情心和平有爱，让女性在这些方面呈现出一种优越于男性的形象，就可以改变的，正相反，这是在传统社会中一再失败了的逻辑，即通过展示女性的爱去“感召”男性，按肉体暴力分配资源的情况，必然要通过科技革新和社会结构变化才能改变，只希望世界再次大变的一天到来的时候，咱们女的能回忆起，“顾大局”“谦让”“先x再x”的这种典型付出型人格，并不会对女性获得公平对待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从而至少达到一个不再重蹈历史覆辙的结果

@xihuhanbi 其实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是没办法直接落地中国的，而简中对feminism的挪用非常好笑，她们直接用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部分理论加上分离派激进女性主义的姿态，对国内地域不均、阶层差异大这些现实都不考虑，表现为一种城市中产未婚女性的道德高地，实质也是爹权➕绥靖，尤其是粉红女权更是。女权天生和独裁对抗，如果有人一边为独裁行为辩护，一边自诩女权就可以直接踢出去。实践空间已经缩得快没了，这批人为了保持姿态又畏惧她所维护的强权，只能把矛头指向更弱势的同类。就这点来说，当下女性主义的发展远不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刚转的那篇文章，讲过去这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离心离德，非常精彩，猜到是一位好友化名写的。其实何止当代，中国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知识精英哪里看得上过下里巴人？寒窗苦读，拼命鸡娃自孟母三迁始，就是为了摆脱农工的命运实现阶级跃升。真正的团结，应该只在中共革命时期昙花一现过，毕竟内外皆有强敌，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本土化，号召知识分子走到工农中去，既是意识形态信仰，也是现实生存策略。等强敌尽去，农民依然最惨，工人和知识分子被轮番折腾，到头来还是当官的最厉害。等经济改革有成果了，当官的先摘桃，知识分子纷纷投诚，感恩赞美政府。等形势转差了，自保还来不及，敢说话的寥寥无几，有也很快被消失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从来就是依附于专制官僚体系，从未独立过。

身边来看，知识家庭出身而一直心系工人的，我师友里还真不少。只是放在大环境里简直是凤毛麟角，还被当局打压得厉害。其中也不乏对工人阶级怀有浪漫想象的。反过来，工人家庭出身的，要是有幸受到足够的教育，很难不对知识分子抱有极大的敬意和憧憬，比如我自己。所以从研究角度，我反而对工人议题没那么大兴趣，因为离得近，没有新鲜感。这些年对学术事业的执念，应该有一部分来自于从小对知识分子的浪漫想象，所以也幻灭得特别狠。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更理解更羡慕那些知识家庭出身却一直心系工人、为他们书写发声的师友，他们的心碎更多地来自当权者的打压，而不是工人群体本身。毕竟啊，“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胡锡进这货又在推上老调重弹说什么天安门屠杀做得对因为之后中国经济腾飞了。
原来中国是这么看重经济可以靠杀人来保GDP的话，那现在怎么又在这里打着人民生命至上的旗号搞清零？又突然不要经济啦？看你这句话还能复制粘贴几年？

英国驻华大使馆今天发的文章。无法用蜡烛去纪念他人的平台，只能讲述自己过去。抗争的历史都是相似的。区别是有的国家成了现代文明，有的国家还停留在秦制。

梅艷芳与八九民運
“1989年，梅艷芳憑《胭脂扣》獲得第八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獎；同年，八九民運爆發，梅艷芳積極參與，在黃雀行動中出錢出力，結果被中國大陸封殺十年，因而要辭演關錦鵬為她度身訂造的，後來獲得多個獎項的電影《阮玲玉》。
十多年後不少明星開始拒絕評論事件，她自言仍是「民主運動的忠貞分子。」她曾說：「如果我在支持六四方面半途而廢，就會好浪費以前所做的一切，如果我現在放棄，就連一線生機都沒有了。」阿梅說她現在是賭一舖，「我本來已經拿了加拿大passport ，一兩年後會過去居住。六四之前，我會積極去申請居留，但六四之後，我考慮得好清楚，我不要去。我不是那種拿了passport才敢站出來，講說話的人。我搏到九七，在這段期間，我仍會留在香港，盡我最大努力，這麼才說得上無悔今生。」
1989年學運被鎮壓後，她應香港民主派人士之邀，到美國加拿大義演為海外民運團體籌款。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華形容她「有情有義」、「深明大義」。 2004年1月在梅艷芳的葬禮上，前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獲香港特區政府批准入境，出席梅艷芳的葬禮。”
自维基百科梅艷芳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5%E8%89%B7%E8%8A%B3

1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 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 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 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 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