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知れない🧖 @[email protected]

经常羡慕地看着欧洲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不是我不可以，而是我加入进去也只是焦虑地在阳光下坐着，过不一会觉得浪费了好多时间于是悻悻而归

#墙国观察
基努里维斯主演影片包括黑客帝国系列影片在大陆全网下架，基努里维斯参加了2022年3月3日的美国西藏之家达赖喇嘛文化中心公益演唱会。

看来红色药丸辱华

我突然发现一旦自己开始写东西，并且按照考试和社会偏好、审查机制来，就算思想层面再开放多元，初衷再好，最后写出来的东西还是贫瘠的腐朽的。
在这里没有多少人能冲破这层东西写真正的东西，多少人在动笔前就因为这层审核机制而泄气了，而动笔的人又在修改中删去了多少原先开放发散的想法。
最后呈现出来一种四不像、畏畏缩缩扭扭捏捏的东西，出生在母语被毁的地方是创作者的悲哀。

看记叙80年代改革历程的文章，有一个感觉：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议程能够在党内精英中引发共鸣，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的善意，希望还权于民，而更多是因为掀翻整个官僚体制的文革撼动了自己把持的权力，所以万万不能重来。
一旦政治改革的倡议“走得过远”，危及党绝对的、一元化的统治，那就必须被彻底扼杀。换言之，体制内精英已将政权内化，无论在管治路线和利益上存在多大分歧（所谓派系斗争），都不会将矛盾公开化，也不会割舍将政权延续至千秋万代的意图。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224/cc24wuwei/

明天又要315了，想起了上学时自己“反贼”启蒙阶段也和315有一些关系，那时候虽然没彻底觉醒，但也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个环境的不对劲，具体来说比如意识到315打假非常虚伪，那时候学校的饭菜难吃得像猪食，经常有同学吃出树叶、虫子、沙子之类，没见到制作过程也能想象有多不卫生，但315打假晚会却总是不停在曝光“洋快餐”的“黑暗面”，有几年特别强调这个（现在很多关于洋快餐耳熟能详的都市传说都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但从没见过曝光那些给在校生提供盒饭的快餐公司，明明这么大的规模，这么严肃的事，小时候不懂，只觉得很奇怪，而从来没让我吃坏过肚子的洋快餐却成为了官方喜闻乐见的流量密码，那时候周遭比较粉红的同学也因此特别抵制洋快餐，如果他们见到你吃他们会讥讽或指责你，如果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有谁提议吃麦当劳肯德基，他们就会摆出一副“有这个钱吃什么洋快餐？一半价格吃路边小餐馆不香吗？”的样子，我就隐隐觉得这一切都很不对劲了，当然现在来看官方这种行为无非就是1.煽动民族情绪，2.打压外来资本割它们的韭菜，小时候虽然不懂，但也能意识到很傻x，很荒谬

最后夸夸洋快餐，以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说，吃麦当劳肯德基从来没有腹泻过，所有吃坏肚子几乎都是“中快餐”（街边小馆）导致的，“洋快餐”是关键时刻在卫生/味道/功能上最有保障的选择，点外卖翻车率最低的也是洋快餐（除了薯条可能软软的），它们的规范化流程足以碾压大多小餐馆

《报道称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会导致少生或不生》

国人动不动嘲笑欧美人“好吃懒做”、“一点点小事就要抗议罢工，搞得城市瘫痪”，可能没有想过，越是娇生惯养的小孩越受不得委屈，对不公平敏感得多，擦破皮都会嚎啕大哭，这样的人过得自我且顺心。而从小没被当作人看的小孩，自觉与猫狗牛马没有两样，反而得意起自己的低微下贱，能多挨几顿毒打，心里恐怕还想着：“也就是我皮糙肉厚，受得了这鞭子，这可是我独一份的贡献”。殊不知没有人生来就该被打的。

记得之前在一本关于奥斯维辛的书的序言中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消失在灾难性的杀戮中的那些人往往是最好的，而至于得救的、活下来的人，少数是因为幸运，大多数则是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非人化的恶劣环境。
普利莫·莱维在《活在奥斯维辛》里说：“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我通过我的眼睛永远为自己寻找一个辩解的理由。”
在奥斯维辛，最糟糕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还有密探们。
无论是糟糕的幸存者还是无辜的幸存者，故事总要由活着的人来讲述，虽然最有资格讲故事的人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在很多场合下我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看活着的人谈论自杀、疾病、安乐死或者战争时，或者看连号都没炸过的局域网用户小心翼翼地用缩写和谐音谈论自由时，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不是说糟糕的幸存者和无辜的幸存者没有资格讨论，但最有资格讨论的人的确已经回不来了，我认为这在很多讨论场合里应该是共识。在谈论悲剧时，幸存者最起码应该正视自己的幸存者身份，并收起无处安放的“自我”和高傲。

愤怒和恨是很强大的生命力。可以支撑人走很远。比抑郁要好得多。犹太人大屠杀在一开始也是因为当事人大部分都死了，所以完全无法被证实。是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人四处奔走，搜集证据，建立纪念馆才终于说服世人的。不要忘记自己受到的侮辱，当你足够愤怒，你就不会恐惧了。

中国人很能忍这件事可能只是哀其不争。
问题是他们挤兑拒绝像他们一样缩着脖子忍耐的人。
他们嘲笑抗议的人，讥讽发声的人，得意地说阿丑每天死多少人。
我有个考试群，里面好几个粉红。
前几天一个粉红发了一张很多阿姨的合影，圈起来其中一个，说“就是这个女的！她老公，从香港回来，隔离完不自觉在家呆着，跑出去，她也是到处玩，去棋牌室，结果带来了这波疫情”。然后振聋发聩说他也不是要严惩，就是至少应该政审三代，让这家人三代都不准考公务员。
这种中国人的心，不是温顺的羊羔的心，而是霉烂的僵尸的心，一言一行都散发着扭曲价值观的腐臭。

美国的反堕胎人士，大多是打着“爱护生命”的旗号，对此，有一个反驳非常切中要害：如果你们真的在乎生命，为什么不在帮助女性避孕上多下工夫呢？同样的道理，现在很多人反对改变清零政策，也是以“生命无价”为理由，这些人是否真诚呢？很简单，看他们是不是同时在呼吁进口（或仿制）目前公认最高效的疫苗以及最新研发的特效口服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关注，而只是在讲“生命最重要所以我们坚持不学外国那一套”，就说明他们在乎的，根本就不是生命。

牆內官方和kol喜歡給疫情省市畫肉麻漫畫，刷各種麵食加油。但香港疫情今天被拖成這樣，以前喜歡連夜畫漫畫那些人都沒了，假惺惺的加油也沒人再講，有的只是無止境的罵“臭港”人，叫人自己死在家裡別過來，叫人賠償經濟損失，還罵人是收了美國錢來投毒。
而且這種恨意正被官方默許。
整個國家從官到民，都像是一個強搶民女關在家暴打的心理變態。

俄罗斯人端着伏特加嚎啕大哭

湖南公民彭佩玉发起反对俄对乌侵略战争的反战游行而被拘留

中国人是很能忍的，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忍耐挤掉了其余人性存在的空间，生存的愤怒跟渴望被他们埋进土里，永久地抛弃了。好像一块石头、一棵树那样，只要还活着，被怎样对待都不会发出声音。但也就是这样了，闷不作声地活着，闷不作声地死去，除了活过，这一生没有别的好说，也不会有人记得他们活过。这片土地，好像是给独裁者准备的天然畜牧场，里面生活着被驯养了几千年的民众，祖祖辈辈的耳边都响着鞭声，他们便以为这是全世界的传统了。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

#國際婦女節，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9次例會中，國際人權服務社聯合200多家國際NGO，提及中國女權主義記者 #黃雪琴 因揭露工作場所的性騷擾等行動而被失蹤，指責人權辦公室對於中國事務的相對沈默，要求人權辦公室加強對中國強迫失蹤的監察，尤其是針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的關注和譴責。

非常感谢所有转嘟、收藏、留言的象友！事件过后我的情绪持续低落，是大家热气腾腾的互动把我暖了过来ww多一份发声就是多一簇火苗，可是，这绝非仅凭勇敢就能胜任的事，正像许多象友留言的那样，保护好自己是最重要的！在此，仅以我有限的经验，列出一些可能会面对的问题与必要的准备。

①表达篇：在力度与安全之间求平衡。尽量避免对反体制的直接表达，至少不要太露骨……要给自己的解释留余地。（我不无愧疚地打出这一条…）如果难以回避，可以考虑下解释为“直接用了网友的总结我没多想”的可行性。
②实战篇：根据问题判断怎样才最能让对方放心，然后面不改色地撒谎、表演，自圆其说地编故事、立人设，做出违心的顺从、道歉与承诺。
③心理篇：稳定的情绪与一定的心理素质。无论是对方的说教还是自己违心的温顺，都可能造成比预想更为痛苦的创伤。这对本身就处于情绪波动期的朋友会很危险。自己才是最宝贵的。
④后果篇：想清楚——自己的学业计划是什么？有没有出国/保研/评优/...的打算？万一事件的后果对这些计划造成影响，自己承受得了吗？有信心能达成一个尽量规避风险的结果吗？
⑤细节篇：校园和学院的风气怎样，保守还是开放？学院相关老师（辅导员，书记，正副院长...）的性别，平日作风如何？你和他们的关系怎样，他们眼中的你是什么形象？和家人的关系如何，有人知道你的打算吗？如果事件失控，他们中有人能起到正向作用吗？
⑥同伴篇：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有同伴。第一，个人还是团体，在事件定性上是不同的；第二，你无法保证同伴在事件中会扮演的角色，对方为求自保可能会陷你于不利之中；第三，对方对后果不满时，可能在事后将责任推卸给你，并终止友情。

作为一名素质与经验仍有欠缺的平凡学生，我的想法一定会有许多幼稚与不足之处，就要拜托各位神奇象友来指正与补充了！在上次分享之后，我首次感受到了来自于个体行为在公共空间中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的压力……对此，我依然想不无愧疚地说，情况远还不到需要由我们学生做出重大牺牲的地步，我们的安全与进步才是对“大局”最有意义的东西呀。存在本身即力量。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