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逻辑衍生出另一个更危险的逻辑:
人必须要拥有讨厌然而能够做好一件事的能力,才是值得赞许的。
那么当我讨厌一件事,因为讨厌而想要逃避的时候,这样的我是软弱的,无能的……
这个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将本可以放在对象上的矛盾,毫无必要地,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对象出了问题,换一个就行了,不爱吃包子,可以吃面,没有必要逼着自己闷头吃包子,战胜包子。
而一旦“我”出了问题,一旦我觉得“我”是无能的,主体是无法更换的,就会出大问题了……
对自身的不断否定的尽头是抑郁症,失去行动,失去爱,失去意义……
当然人活着有许多无法不面对的难题,正是因为我们在那些可以逃避的时候痛快地逃避了,才能积蓄力气和勇气,在无法逃避时做真正的抵抗。
而不是给自己制造难题。
人是经不住这样的磨损的。
人的秉性,有建构与解构的区别。
倾向于“建构”者,喜欢上价值,能在细微事物里解读出伟大的意义。多愁善感、热血中二、宏大叙事、急公好义、天下家国……这些词有好有坏,但是气质都是一致的,就是“做加法”。
倾向于“解构”者,则刚好相反,喜欢拆台。总觉得所谓伟大、美好、纯真之类的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疾世愤俗、冷嘲热讽、人间清醒……这些说法也都指责同一件事:“做减法”。
你的倾向是什么,这并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同时具备这两个面相,只不过比重不同。
但是,你的这两个倾向,分别指向什么,这很重要。
比如,如果一个人的“建构”倾向,永远指向强权,习惯于以宏大叙事的思路,解读历史车轮一路碾压的合理性,号召大家情绪稳定地化为齑粉。同时又对其间不可避免的叹息、感慨、悲愤采取“解构”的态度,觉得这些都是无病呻吟,打一顿就好了,那么,TA就一定是个混蛋。
孔子所谓“斯文在兹”,韩愈所谓“道统”,黑格尔所谓“时代精神”,指向的是同一件事:重大的社会议题,要有人能站出来讲清楚,要能形成代表性的,有传承价值的经典文本,不然,就不配叫文明社会。不过,由于贵族/士阶层的消失,现代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没有谁天然就承担这样的义务,而是由专业知识分子从记者、律师、作家、学者等职业出发,分别从各自的角度(也就是事实、法律、描述和反思)触及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重大议题。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就被统一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公知”这个词被污名化,吓退了很多人;另一方面“公知”这个词又被泛化,门槛太低,当公知太容易,应有的训练肯定就会不足。很多人只注意到前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后一个问题才是更可怕的。后人视今,很可能会留下这样一句评语:有担当者已然很少,有能力者更是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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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n this way🏳️🌈对女权主义性少数平权都有兴趣/一往无前地生活/读书锻炼睡觉是充电的三种方式/可以和平沟通不接受举报和仇恨语言/一个姬佬的碎碎念/偶尔刷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