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泮艳开了油管，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达到一定量的关注和观看她就可以有点分成收入了
被猫咪主动亲近的人是被天使选中的人类😭😭
正在聽端傳媒烏克蘭議題的Zoom 分享，講者好激動呀，說我們有duty of understanding，瞭解她在第一手的無奈，但是越聽越覺得局勢對🇺🇦好不利呀，如果公民反對無法撼動政府，如果制裁無法成功施壓，不知道市井小民的我們還能做什麼….
破坏军婚要坐牢这件事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
这件事赤裸裸地展示了，婚姻是一种资源分配制度
秦晖：民主人权、群己权界与紧急状态：全球疫情下的反思（共识沙龙） 2020
只是笔记，不是原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7CgHyeeqlA&t=27s
对中国而言是对执政者的考试，因为中国集权很深，考验的就是好皇帝和坏皇帝。对民主国家是体制的考试。对中国的批评铺天盖地，当然都被压制了。吹哨的打压、红十字的乱象、封城的惨象，以前说“低人权优势”是带引号的，是血汗劳工吸引外资的优势，这好像不低价劳工也不行；但这次低人权优势可以不带引号，强制隔离就是低人权优势，西方就很难推进高强度强制隔离。这次数字正好调高了50%，就算美国统计口径不一样，也差太多。有两种说法我不喜欢，互相搞阴谋论：不是我们向他们传播就是他们向我们传播，把这种自然灾害说成是两个国家竞争本来就很荒唐，当然有人搞细菌战是另一回事；有人作文化分析，说西方是个人主义文化，中国喜欢戴口罩，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胡说的。我觉得这些人可能就是文化自信爆棚，或者是自由派为了维护民主把它推到文化上去。其实戴不戴口罩都是强制有关，武汉封城有抗争抱怨，但都压制下去了，美国要这么搞我看够呛，这是体制的产物，而不是文化的产物。美国人和中国人没有多少分别，戴口罩的人都是正态分布。他们不戴口罩是因为口罩是紧缺的，我们疫情先发，一开始也戴不了口罩，还买光了全世界的口罩，那现在他们戴不上口罩，跟文化有什么关系呢。中国集权制度就看执政的能力，我们也看到许多地方执政很差的地方，像1966年毛泽东鼓吹大串联，造成一次空前的流脑大流行造成16万人死亡，在我们那个地方疟疾也是大流行，说屠呦呦搞青篙素是援越抗美，其实是胡说的，那时我们疫情更严重。毛泽东的大串联和武汉的万人宴不就是政治权力介入吗，权力大了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当然封城是最有效的，但非常极端，连门都封了。习近平访问时还能派两个警察到每家阳台驻扎，这种力度哪个国家可以实现？可以说“如果你把疫区变成奥斯维辛，把每个感染的人扔进焚尸炉，那肯定最快能解决”。有人说：“世界应该感谢我们，世界应该抄作业”，这都是很荒唐的。病毒起源哪里和疫情哪里爆发是两个问题，美国第一例发现就是中国传过去的，这不就是西方白人把天花带到新大陆，可是最后把天花灭掉的还是西方科技啊，那当地人是不是要感谢白人呢？本来就是你带来的，你灭掉了不是应该的吗？
谈到抄作业（当初多少老人不愿意戴口罩，跟美国有什么区别？），也不用抄中国的，这是高人权防疫困境。戴口罩、隔离都是西方发明的，当时封城时西方有人说这是中世纪的防疫方式，多么不人道。口罩、全身防护都是当时鼠疫搞的，就那个鸟嘴服。马来西亚华人伍连德博士也是有贡献的，1910（？）年去东北应付鼠疫。1918西班牙大流感，美国西雅图这些地方都有强制戴口罩，那时候还是低人权的。我说过“抗疫不是战争状态，战争有胜负，抗疫从来只有人类胜利”，隔离这个事很多民族在远古时代就知道了，比如旧约的利未记，比如圣经、东汉。今天的隔离不光有患者隔离，现在还有流动的隔离，即使没有染病。这在1377年克罗地亚最早搞两级隔离。意大利拉古萨搞隔离要四十天。今天简易隔离的英文就是意大利的四十天，Quarantine。疫苗和抗生素出现后这种制度不断被淘汰。实际上以前谁不是搞隔离的呢。
所谓人权，就是自由，有可以做的权利、也有不去做的权利，如果必须做那就是义务了。如果我可以待在家里也可以走出去，那就有在家的权利和不在家的权利。如果被强制待在家里，那么待在家里就不是权利而是义务了。美国允许公民持枪，那这就是权利，至于好不好使另一回事，王建勋认为这是好事，我就认为不是。如果大家都有枪，怎么让大家都交出来，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通常人们的自由和权利都有利于人们的福利，也有例外，比如滥用持枪权对一般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很难说。包括我们现在讲的生存权，有人说这是猪权，我觉得不对，猪没有生存权，我们可以随时把他杀掉。比如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啊，得罪了谁就可以无辜被枪毙。但没有生存权也可以过的很幸福，比如杨贵妃，是唐玄宗允许他生存，一旦不被允许，她就得死，但人们还很羡慕她。人权和幸福并不是等号，这也不是文化区别，所有的人都是希望自由的，世界上任何监狱都是要上锁的，这说明大家都是愿意自由的。但就有人不愿意跑，我们当时50年代揭露美帝国主义黑暗的时候就讲过一个故事，说美国一个囚犯刑期满了不出去，说他出去会失业，在这里有吃有喝。这说明人是爱自由的，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无自由毋宁死”。人权非常重要，但也不是影响幸福的唯一因素。在人们缺少安全感的时候，人权是次要的，安全是重要的。以前的人能接受隔离是因为安全太稀缺了。中国的现代隔离制度，包括防疫隔离和治疗隔离，都是抄了人家的作业，现在看来这种作业不做还是不行。哪怕就是中世纪的作业，不抄还是不行的。我们的确抄了中世纪的作业，而且也是应该抄的，但这本来就是别人发明的，而且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都是“害”，没有人觉得隔离很开心。
如果民主政治要延续，你就不能不考虑紧急状态，不能不如极权国家。就比如，你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打了生物战，怎么办呢？看起来极权国家可以很好的控制，你民主国家不就完蛋了吗？你民主国家还能行吗？有人说自由侵犯民主、民主侵犯自由，这不存在的，民主制度本来就是强调群己权界的。代议制，你要有老百姓的授权才能做这个事。但群己权界是模糊的，所谓两党制就是决定模糊地方的方法，比如征税，这是义务，交多少是模糊的。民主国家处理这种方式的就是公域要民主，私域要自由，群己权界的界限也是民主决定的。所谓左派是把公共领域放大，可以多征税，但你征来的税必须用于群域，不能给统治者的。但是己域必须自由，比如瑞典个税最高达70%，但剩下的30%就是自由的，你不能抄家去了。现在好像征税没瑞典那么高，但税后剩下的那部分他随便可以抢的，那这根本就乱套了嘛。你可以在紧急状态移动群己权界，三十年前我跟杨支柱（？）谈过泰坦尼克这个例子，连生存权都受到限制，那就是妇孺优先，已经是很极端了，这是普世价值，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应当的，但跟泰坦尼克实际发生什么没什么关系。生存权在这里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了，理论上讲最好的就是大家开会讨论，一般来讲现在要议会讨论，但当时就是船长决定的，大家能接受这种专断的前提，就是专断者在这其中不能获得任何利益，专断者也是要牺牲的，至少不能谋利。这种情况你不能要求老百姓感谢你。
所有的紧急状态都是对人权的侵犯，常见的紧急状态还有战争。在中国有“没有404哪来四月四（清明）”，“没有封口哪有封城”，“我们给世界拉了一泡屎，然后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擦屁股能力。”西方也有：“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隔离，ICU，不隔离，IseeU”，诸如此类的。所以紧急状态都是侵犯人权的，有些权利你就是没有了。战争是有胜负的，战争可能有战争红利的，比如赔款、自由、独立、尊严，战争是有敌人的，但自然灾害就不是这样，它是无意志，你能向细菌要领土吗？防止自然灾害的目的就是少死人，反正人类都是赢的。战争可不是按死人算的，中日战争，越南战争死亡是美军二十倍，可胜负是不管的。但没有以抗疫这个理由来防止言论自由的，战争就有这个问题，比如害怕机密泄露、害怕敌人散布谣言恐慌，抗疫向谁泄露机密？西方这个例子就证明，言论自由没有造成恐慌，西方人多么言论自由，一点都不恐慌，心大得很，都觉得没事，没人封锁消息啊，也很多吹哨人啊，西方政客也会说谎，但他不会封别人的嘴。大家都恐慌一点，对美国是好事啊，但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任何影响。由于战争有胜败风险，所以战时对独裁者可能不要问责，但抗疫时的问责从来是要进行的，不问责他如何做好？你说抗疫谁得到好处，只有吃亏多少的问题，我们应该感谢谁啊？难道要感谢我没死？难道我本来就应该死了？
民主国家怎么应对紧急状态呢？典型的是古罗马的dictator制度，停止民主，让你独裁半年，半年后再授权或者剥夺你的权力，但抗疫在过程中都可以问责的。罗马当时和波斯对立，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从dictator来的，不同于专制（autocracy），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和平年代可以搞独裁那一套，在马克思那时候都没有实现普选制，只是财产资格制，无产阶级没有投票权。所以马克思主张暴力革命，提到专政也就几次，都是和战争有关的，内战期间专政一下，是共和的临时中断，到了列宁就完全变了，1912年党章里写入专政时列宁就说“我们在俄国是不可能得到多数的，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多数，我们就不用专政了。农民是多数，是反动的”。“在俄国六十个农民就是要无条件听十个工人的话。”这就是autocracy了。专政这个词被列宁糟蹋得太厉害了，dictator本来就是紧急状态的一个手段，现在民主国家就该研究dictator的临时权力问题，中国反而是要防止autocracy的问题，现在紧急状态又增加了很多权力，中国人有权利过一种正常的生活，有权利恢复正常的权利，人权本来就很少，不能越来越少了。
提问：威权主义的管理体制比自由主义有优势，如何反驳威权主义整体优于自由主义？
民主体制应该有处理紧急状态的机制，西方和平已久。另一个问题，不仅紧急状态，威权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有优势，就是不择手段的优势，流氓对于君子的优势。如果人类历史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看，是没有希望的，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太多了。但现在还是文明能存在，最近两百年可以说民主制度的创新，先进技术都在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能不能打败希特勒都是个问题。随着信息社会进展，创新的转移和仿效变得非常快，这对文明国家是个很大得问题。你的创新他很快可以学，他的低人权优势你又学不了。
卡尔波普：历史不可预测的原因根本在于创新不可预测。
提问：功利主义者认为，伦理是最多数的最多的善，我们知道这是集体主义，会走向自由的反面。
确实对密尔有这样的批评，但逻辑上是没问题的。大多数的人利益和个人利益是有冲突的，在群界这个问题上，按多数利益判断是没问题的，总不能按少数利益决定。不管富人利益还是穷人利益都是推动整体的利益，经济学上的效用价值论就是主观价值论，每一次交易使双方感到满足，这里就体现权界的重要。就密尔本人而言，他没有无限扩大群域的倾向，我们不能说集体主义也不对，至少群域中多数决定是对的，当然是投票决定的，但不能剥夺少数人发言的权利。结婚这种事就不是群域，不能投票决定。
提问：中国的自由很容易导致原子化，在中国消极自由是不够的，组织化是实现积极自由的条件，中国人能实现组织化的手段有哪些？
中国人就会抵制危害他的观念。假如说中国人有奴性的话，奥斯维辛的犹太人难道就奴性吗？他有得选的吗？这不是文化问题，中国人没得选。在中国某种思想受到压抑，某种思想受到鼓励，那就是制度问题了。
提问：东亚几个国家明显好于世界其他地区，东亚民主国家和地区疫情都还不错。这是否是文化影响呢？
我并不认为有文化差异，现在日本有第二波的趋势，韩国是比较早感染上的，他也应该比较早解决。如果你看看1月23日前后中国人的反应，假如没有强制的话，中国人也很难说的。坦率的讲，本人就不喜欢戴口罩，如果不是强制的话，我就不会想戴口罩的。
看到那个自愿无害化承诺书，对这类事的一点小经验，不一定有用
询问这是哪里出的规定，如果对方说是政府规定的，要求对方出示有公章的政府文件
谁让你签，让他提供身份证件，问他领导叫什么，职位是什么，万一出了事谁能为此负责，并且要求体现在需要签署的文件上
态度要强硬，比如对方说这是政府的要求，可以质问你凭什么代表政府，哪个部门要求的，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装的
一般这种事都不会有正式公文的（你会发现那个承诺书只有签署人的信息，其他一概不提），对方拿不出来，也不想担事，不会提供个人信息给你
但这是在其他类似事件上的经验，人被关在隔离酒店这样的情况，我也没有遇到过，不敢断言，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我出纸
“任何美好的事物一到了这片土地上就会变得丑陋不堪，杂乱无章——
文明被愚昧替代，善良被邪恶替代，秩序被混乱替代。
自由化、社会化的商品经济被注入了封建化的基因，变种成一个畸形的怪胎，以癌细胞的裂变方式产生着新的罪恶，也需直到躯体死亡之后才能终止。”
Context：
商品经济：将妇女变成商品
“封建化”：男人是人，女人不是人的社会
《古老的罪恶》：
“所谓明媒正娶，说穿了也是一种买卖，不同之处就在于从人贩子手中买女人不合法、需要在阴暗之中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进行；用聘礼买女人法律管不着，舆论谴责毫无用处，小小的老百姓完全可以不在乎舆论如何，只要自己愿意就行，何况那些舆论常常只是谴责某种现象而很少涉及到具体的人。
在这里，法律和传统的道德并肩站在一起了。
道德不讲感情，它只管是否名正言顺。”
贱畜就是贱畜
在爱与生命公众号有关乌克兰女性被迫从事性工作和代孕行业的文章底下还能说出“气抖冷”
笑死我了最新一批中俄笑话：虽然因为制裁俄罗斯ios系统缺少很多功能，但还是比中国ios手机的功能多；虽然俄罗斯在战时，言论管制还是比中国更宽松；虽然俄罗斯人都在查北朝鲜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但是俄罗斯人还是用谷歌搜索的；虽然声援乌克兰的英超联赛在中国不能播，但是俄罗斯还是转播了。
笑死我了………………
微博显示ip位置，意味着沉默的权利进一步消失了
假如你与大多数不同，那么你需要解释与你相关的一切
最初是为你的愤怒，你的发声辩解
接下来是为你的沉默辩解
继而为你为什么宁愿为沉默辩解，也不愿像大多数人一样表态而辩解
“心里没鬼的话，表个态不难”
现在你甚至需要解释你的地理位置了
而有的人永远不需要做任何解释
吃饭的时候听到隔壁桌的中年男人指点江山真的让人没有胃口…
被爹到了（虽然我爹并没有这么爹）
born this way🏳️🌈对女权主义性少数平权都有兴趣/一往无前地生活/读书锻炼睡觉是充电的三种方式/可以和平沟通不接受举报和仇恨语言/一个姬佬的碎碎念/偶尔刷屏
加入于 2022年0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