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替李老师说几句话吧。他一个人在海外,没钱没工作,朋友又少,家里联系也不方便。还被世界上最恐怖的组织通缉,虽然不至于每天心惊肉跳,但是总会有担心、焦虑的。

很多指责他的人没体会过,真得身无分文的感觉,吃碗羊肉面都得犹豫半天,每天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真得很痛苦。

之前,他在《不明白播客》受访时说,怀念家乡的撒汤和包子。我兜里没钱吃不起加肉羊肉面的时候,也怀念家乡的撒汤和各种馅的包子。我非常能理解李老师的处境。

给他一点宽容和理解吧。一个每天无偿为大家传播国内新闻的义士,为一点点填饱肚子的钱发愁,这是我的悲哀,这是看到这段文字的你的悲哀。这个国家要从很多像这样的悲哀里走出来,怎么能不带着血呢?

想起以前我对李克强死因的推断就是:没那么复杂,李克强其实就是被一尊给气死了。
想像一下,你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考上北大的法律高材生,后来又苦读经济学。踏入仕途,又费了多少周章、干了多少违心事、说了多少混账话、拍了多少马屁、赔了多少笑脸,终于快成为整个中国权力最大的人物了,总算可以施展抱负了。
结果不知道上面那帮老头子抽了什么风给你整成了二把手,一把手还是个可以进博物馆的蠢货,三分之一加五分之一能算成八分之二的纯文盲。干不好事也就算了,破坏能力又是一绝,前人留下来的万贯家财就被他拿去烧火玩。又喜欢对着极为复杂的经济领域指手画脚,动不动就公开说出类似“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种能把经济学家活活笑死的大蠢话,偏偏所有的烂摊子还是你在收拾……
真的,就是被气死了,没那么复杂。大家只是感受到一尊执政的后果就已经非常想死了,更何况是还要在后面补锅的李克强呢?

台湾总统一演讲,中国就军演。演讲一次最多花1万刀,军演一次少说500万刀。我要是台湾总统,每周演讲一次~

要能靠演讲拖垮中国经济,也算是美谈了~

几天前在时间线上看过一条象友post是推荐一本parenting的书,当时忘记存结果现在死活找不到,如果有记得的象友麻烦再告诉我一下书名,万谢!

为啥美国wild robot上映那么晚!我这儿明天才上映,最近憋着不看影评我已经熬不住要疯了。

讲真我这样的人就活该不被人爱,任何人跟我有亲密关系的人的生活都会被我变得miserable。虽然我也可以怪在原生家庭上但讲真root cause还是我自己就是个心理畸形的混帐。虽然不想毁了我女儿一生但可能她是我女儿就约等于已经毁了。

2024年8月29日西九龙法院就《立场新闻》“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作出判决,判决前总编辑钟沛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绍桐、母公司Best Pencil(Hong Kong)Limited 罪名成立。该案是1997年后香港媒体首宗被定罪的煽动案。

林绍桐未出庭,由辩方代表、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在庭上代为读出陈情书。

【原文粤语,翻译成普通话】
法官阁下,我依然记得,在还押最初,有几位警官循例公务探访,其中一位形容大家各为其主,我后悔当时无把握机会向警官解释:

新闻工作者从来都没有所谓效忠谁,拥护谁,或者与谁为敌。
我们真正效忠对象只是公众,只能是公众。
因为我们信奉新闻自由。唯有传播思想的自由,才能够保障每个人的自由。

新闻自由半空坠落,巨大压力下同事仍然紧守岗位,无疚于时代,发掘被埋没真相,即使困难重重,我们为无权者、弱势小众发声,面临谴责、攻击,尽可能纪录香港,在人和事消失前,尽力留下历史初稿。

我们的自由在倒数,每一位同事都心知肚明,我们选择留下,加紧步伐,用尽狭缝裹所有空间。曾经,与这一群出类拔萃新闻工作者并肩工作,是我的荣幸。

本案关键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工作者不单为自己报道负责,在明知公众有知情权,刻意回避不报道,亦都系失职。
捍卫新闻自由唯一方式,就是报道。而我只是行业中其中一个人,刚巧成为被告。

原文:
instagram.com/p/C_P0AkbhN0O/

今天是我的喽啰打工人高峰了,在All Employee Meeting跟CEO,CFO,前CEO一起发了言,讲了我的项目,CEO还跟我说”You did so good that you make all of us look bad” ,真tm肾上腺素飙升,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立刻开始躺平到年底是不是还能凭这次露脸让我加薪有望😑

回了一趟国,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一下子就唤起了啊原来我有朋友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原来我听别人闲聊的时候可以这么开心。不明白里说那些为了美签焦虑的同胞们为了追求理想的自由而不得不放弃物理的自由,我也在这个困局里不知何日才能解脱。

@AFWood 非杠,纯粹好奇想要知道是tiktok app不允许中国号码注册吗,我不用tiktok,刚刚试了一下网页版,注册是有+86的选项的。

这期没听完,感觉就是袁莉在搞tragedy porn,让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小孩讲述自己痛苦的细节,(“你怎么自残?怎么自杀?),毫无新闻伦理,也没有讨论清楚更细致的问题,是找不到对你国和社会有更全面更结构性认识的专业人士来讲述吗?需要这样abuse一个还可以称为青少年的个体吗?而且从袁莉的采访里也根本听不出她在乎这个群体,或者就是这个采访对象。她只能向上采访,一旦采访比她社会阶层更低的人,就很像一般老中人在凝视ta人的痛苦,一种隐秘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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