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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一遍，瘟疫是瘟疫，防疫是防疫。封锁，失业，隔离，方舱，消杀宠物，核酸检测，饥饿，高价团购是防疫带来的，不是瘟疫。

望周知 以下均来自公开信息
健康码首先没有任何大数据可言 它纯粹是靠流调民工在一个一个“赋码” 说白了 它只是官方是否允许你进入公共场合的电子标签 它和西方差异化的技术路线决定了它不仅对防疫更低效（需要人工干预操作）而且被挪用于防疫以外场合更高效
其次 健康码不是被滥用到维稳目的扩大当局权力，相反，健康码本身是维稳体制被挪用到公共卫生领域创新的结果。早在疫情前中国身份制度就与吸毒史、上访史、民族以及政治风险紧密结合，实现刷身份证（并进一步发展为人脸识别）显示风险等级（同样被承包商可视化为绿、黄、红），警察刷身份证可以依次判断是否需野外盘查
总之，诸位所幻想的每个人都根据各自情况被给予红黄绿影响出行，绝不是受健康码启发的维稳创新，而是恰恰是健康码的灵感来源，换句话说，健康码并非“被挪用”到维稳体系，健康码本身就是中国整体维稳体系的一部分。

运动式执法（严打）淡化了遵守日常规则的重要性，片面的强调了阶段性目的，缺乏规划长期有效的治理方案。

我们需要在极端的社会丛林法则和极端的国家暴力机器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而非在两端反复徘徊。

疫情以来，诸多社会事件中，行政系统表现出强大动员能力，同时我们看到了与之相对的法治系统在基层的崩溃。强者蔑视法律，弱者不信任法律，执法者无法出示相关法律。

如果行政干预屡屡奏效，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牟利或自保而攀附权力，越来越少的人尊重规则本身。

所谓“李佳琦悖论”，也就是“不想触碰红线就需要了解所有红线，而了解所有红线其实就是在触犯红线”，根本就不成立，因为“充分了解所有红线（并且对此不发一言，甚至对自己了解红线也不发一言）”，本来就是服从性训练的要义——如果你只是因为不了解而不说，怎么显得你懂事呢？套用罗曼罗兰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奴才，就是在看清了奴役的全部真相之后，仍然老老实实当奴才。

《梦华录》里有段花魁和宋印章的对话，大谈卖艺是凭本事吃饭，卖身才是下贱，这其中透露出的对妓女的无知和恶意，已经到了我难以忍受的地步。当然，我也清楚，虚构角色的台词首先出于作者的安排，有太多的功能需要，然而类似的对妓女的贬低还分布于整个故事的其他角落，我很难说服自己这只是文学的显现，而不具有道德教化的延伸。更不用提在简中过审的诸多条件作为外部因素所扮演的角色。

以前写过沟口和成濑镜头下的妓女形象，他们除了拍出了贫穷和不公，还将她们的困境带入到关于人如何守住自我与尊严的探索。他们的视角无法覆盖到方方面面，但看懂了的人至少会问自己，如果我身处这样不幸的命运，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出卖的尊严比较少，又有多少是来自我的道德运气所给予的选择环境。我本来也不指望在国产作品里看到这些，不劝人从良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女人，至少我们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弃这样来自父权道德的排位？判定一个人的灵魂是否纯洁，和判定一个人是否真的堕落，它们的标准与条件，根本不在这样的排位里。

大家有空可以看看 Instagram 北方广场这个账号，最近有很多人投稿讨论新疆，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也有个人感想，少数民族汉族台湾人海外内地的都有。

这期《经济学人》的封面由于高度敏感，我之前联系的几个渠道都说没有资源。终于，一个渠道小哥想办法弄到了这期的资源然后发给我，让我赶紧保存一下，保存好了他立刻撤回，因为他怕炸号。
获得资源后，我速速把这期中国相关的几篇内容都看了下，不得不说《经济学人》分析得还是蛮透彻的。
封面的这篇报道（如图），讲了习近平主导的意识形态下的政策如何拖累中国经济，一个就是疫情清零政策；另一个就是瞎制裁，对科技巨头的制裁，地产行业的暴雷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也提到国家主导的经济怎样都是比民营经济低效。
然后在专门的中国篇章下，《Rumours about Xi》讲了关于习近平的一些传闻，他和莉可酱的微妙关系，下半年二十大的召开，他的第三个任期，包括前段时间他在人民日报头版消失，《经济学人》都有提及，不得不说这本杂志的信息敏感度很强，面面俱到，配图也配得恰到好处。
剩下的文章也提到了中国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考研热和考公热，双减的一刀切和对GDP贡献巨大的科技巨头制裁直接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
另外也提到了新疆难民营的人权状况；河南村镇银行存款暴雷事件。
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人就算每天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是由于天朝的审查机制，在信息茧房下，知道的信息量远远不如老外。
人家《经济学人》把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症结整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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