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金观涛和刘青峰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社会停滞性问题，提出了“超稳定结构”的概念和理论，认为中国古代王朝有着巨大的修复能力，而在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中，很少看到这种“死则又育”的再生现象。其中宗法一体化结构对完成新王朝权力秩序的修复和重建有重要作用，而宗法一体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具备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具备统一的信仰 。这个观点算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较为系统的回答。

美国学者艾森斯塔得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中谈到中华帝国权力秩序维持“超稳定”的原因时指出：通过各种礼仪和教育活动来维持士人阶层的忠顺，特定的技术和地理因素造成低水平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军事技术没有得到高度发展，帝国的若干组成部分通过灌溉系统而互相紧密依赖，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统治者长期维持了某种程度的中央控制。

二者都仍然是在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和魏特夫设定的中国社会史前提——“亚细亚生产方式”去论证中国的超稳定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