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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高级经理 针对您今日某条关于中国宗教的广播，我读后不以为然，并尝试以两个方面对您“中国宗教（民间信仰）仅仅停留于物质世界/不存在超自然性”进行辩驳。第一，中国的民间信仰者的确在总体上非常精于不虔诚的、功利的计算，但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宗教的特殊形态所决定的—杨庆堃先生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中认为相比于西方的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有着明确教义与社会组织的建制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gion），中国的宗教更应被定义为弥散性宗教（diffused region），即中国宗教的崇拜主要依附于世俗制度当中，如家庭制度、职业制度等，是世俗结构的一部分而非泾渭分明，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相互弥散，而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信徒将世俗世界的意志自然地渗透至宗教信仰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宗教/民间信仰中不存在精神追求，以您在广播中强烈抨击的城隍庙为例，全国各地许多处城隍庙都在其“俗不可耐”的外形装饰上表现出了最质朴的道德追求与劝诫，如湖北应城城隍庙的门前对联：“为人须凭良心，初一十五，何用你烧香点烛；做事若昧天理，半夜三更，谨防我铁链钢叉”，
又如贵州关岭城隍庙：“进来摸摸心头，不妨悔过迁善；出去行行好事，何用点烛烧香”，至少在这两处，这种“福祸善淫”思想与康德所认为的道德是一种“实践哲学”具有一致性。并且，如王德福在《帝国的隐喻：中国的民间宗教》中所提到的，中国的神灵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隐喻（这部分不好长话短说，如有异议欢迎私聊讨论），且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一直处于某种被迫的“绝地天通”、“以圣从俗”，而皇权作为“天子”，横亘在宗教与宇宙之间，的确一定程度阻碍了宗教之间向宇宙与“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的直接思考，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宗教没有这种思考，只不过因皇权的压制及对秩序的重视而转向了井然有序的宇宙的接受，这种接受是必然建立在对“天行有常”的思考与认识基础上的。第二，我对您使用儒家孔子（可能）的言论来论证这种信仰活动中的功利主义完美拒斥了宗教生活中对哲学与科学的掘索同样报以怀疑；首先，再结合我前面举的“城隍庙”的例子，我相信您对中国宗教的理解或许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对中国宗教的看法一样，都太囿于经典的效力。中国宗教特异性，是中国文化特异性路径在宗教领域的自然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