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鱼 @[email protected]

你有多恨当年的日本，就应该有多警惕现在的中国。否则，你就不是恨，而是羡慕。

简中的“独立思考”，最多也就到这一步了。因为身处简中，要意识要简中本身就是一个屎坑是很难的。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简中天天说外国领导人如何如何，发表了什么什么观点，你回想一下，他们自己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低沉还是高昂？你想不起来，对吧？因为根本就没有！你再回想一下，你从来看到的都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论述呢？得出这个观点的理由呢？仍然没有，对吧？因为这些观点，都是简中媒体总结出来的！简中只告诉你右翼，拜鬼，挺台湾，完了。然后你说，人家是自己把自己符号化了？自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抽象的恶人？自己把自己过成了死不足惜的样子？直说了吧：操。

我之所以不是很喜欢“平庸之恶”这个说法，是因为在它所强调的“恶的平庸性”，根源是“恶的系统性”。如果说在德国，恶的系统性已经得到了清算，所以阿伦特只需要强调平庸性就可以了。那么在简中，强调平庸性而非系统性，就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转移焦点。甚至可以说，在简中我们要反过来看——恶作得再有戏剧性也别被误导，要关注背后那些系统性的，看似平平淡淡几个字，实则比奥斯维辛还要恐怖的东西。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劳东燕教授说，一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在社会结构层面，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在政治结构层面，基本单位则是个人而非家庭。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话能说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不容易。不过，她那个“不可思议”，真是给公权力留足了面子。而且所谓“政治结构层面基本单位不是家庭”，也有点一厢情愿。

真相是，当你向公权力问责的时候，你就是有家的，要福利（比如养老）的话，它会宣扬孝道，要司法救济（比如家暴）的话，它会宣扬“清官难断家务事”，总之，这都是家事，你们自己解决吧。

而当公权力向你问责的时候，你有没有家呢？不一定。如果能够很轻松地搞定你，比如警察叫你删帖你就删了，piece of cake，你是没有家的，三更半夜上门吓到你孩子了？不存在的。可是，如果你不服，搞你有点难度，那你就是有家的。比如你润出去了，警察叫你删帖你不干，接下来就轮到你在国内的家人接电话了。没家人也有师长吧？没师长也有老领导吧？人间自有温情在，你总不能不顾念这些家人吧？广义的也行啊！

所以说，劳老师的这个区分，真的还是太秀才了。兵是不讲道理的，怎么方便怎么来——啥叫社会结构层面？啥叫政治结构层面？我就问一件事：我的权力怎样最大化？我的责任怎样最小化？我怎样把你管得服服的？家不家的并不重要，实在不行我给你调剂一下。

或许还有人不知道邵氏孤儿事件，邵阳市政府将超生的孩子强行带走，并伪造弃儿的身份和文书证明。并以每个婴儿可以得到数千美元“赞助费”的价格，将婴儿通过国际领养的方式卖到国外。因为所有“弃婴”统一改姓邵，故称为邵氏孤儿事件。在那个国际领养的婴儿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年代，这样的故事只多不少。

更多相关内容，还可以看看王男栿导演的纪录片《独生子女国度》，里面后半部分讲了一个收养了中国婴儿的美国家庭，如何一步步发现自己收养的孩子其实并不是弃婴，而是从其他人手里抢来。

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两人被强行带走了一个，那之后两人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最后得以通过社交媒体再次相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B5%E9%98%B3%E6%94%BF%E5%BA%9C%E6%B2%A1%E6%94%B6%E5%A9%B4%E5%84%BF%E4%BA%8B%E4%BB%B6?wprov=sfti1

问学姐她怎么融入外国生活。学姐：我不融入。我们：就是不会有自己是外国人的感觉吗？学姐：我就是外国人啊……。我们：就，你懂的！就是在其他国家生活的融入问题。学姐：我说了，我不融入啊，我是外国人。作外国人可好了，你想干嘛就干嘛。别人不理解你就说你不懂文化多元，其实只是我奇怪。我在中国也是外国人。我不需要土地。我是永远的外国人，永远自由。

倪匡，一位偷渡到香港的内地青年。倪匡于1951年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历经三个月，倪匡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干警，最后参加内蒙古开垦期间，因将一座木桥拆毁充作烧火取暖的木柴，被判破坏公共交通设施，接受隔离调查。1957年，他伪造多种公章、证件、介绍信由内蒙古畏罪潜逃至广州，七月间叛逃偷渡至澳门再逃进英国香港。叛逃之初，倪匡原本想北上逃往外蒙古，却因坐错火车，南下到了大连，经过曲折坎坷的逃亡路，最终抵达广州，并在当地报纸的广告上识得"业界良心偷渡蛇头"，花450元"一条龙服务"偷渡至香港。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因为恐惧，而选择背井离乡“叛逃”祖国。留在内地，他大概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而去往香港，他很幸运的有了另一种人生。这是时代的悲喜剧。

中国女孩真的好美。

发一下，来源水印，作者说：
「随意拿走，尽快拿走，在消失之前，苦难的呐喊应当响得遥远 」

袁弓夷：香港人不歡迎你訪港。七一的就職典禮就是一場國際鬧劇，我勸你倒不如留在大陸繼續做你的皇帝夢。我們香港人不做中共的韮菜奴隸。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kO1A-E4PK4

很多人说，为防政郁，要少看阴暗面。我觉得正好相反，要少看光明面。阴暗面再阴暗，至少也是痛苦者在发出声音。而那些彩旗招展欢天喜地腆胸迭肚耀武扬威寡廉鲜耻爹味十足是非颠倒奴颜婢膝自鸣得意的正能量宣传，从致郁效果来讲，实在是强太多了。

中国当然有靠勤劳致富有良心的有钱人，然后因为不愿意和中国同流合污，所以有良心的有钱人都在牢里

孙大午，良心企业家，给当地村民办学校建医院，村民免费看病，1元营养午餐，福利堪比北欧，却被用“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8项罪名，判处18年有期徒刑。

刘晓波评论孙大午案是自由派商人被中共“恶法治国”#ccp #中共

同样的经历还有湖北襄大集团董事长张德武因上访被判13年， 亿万富翁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20年。
刘晓波也是煽颠罪，在中国犯煽颠罪的都是有良心的

蠢的本质是坏，坏的本质是缺乏（面对真相的）勇气

@hulloanson

https://www.facebook.com/200954406608272/posts/pfbid0Rfd9Gb3eWukWSMLJ7GGV59L7CWyyTbqdGhstE38JF7EFqKNVSHc7VNevZmimDZn8l/

香港過去兩年消失媒體

关于文学，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它“矫情”，也就是所谓“无病呻吟”。其实，最反对无病呻吟的，恰恰就是文学本身。区分一种表达，到底是内在涌现出来的，还是胡乱编造出来的，需要的正是文学造诣。

当然，生活太难了，从避免痛苦的角度说，你有权拒绝文学，也就是说，拒绝在自己本已痛苦不堪的感受上再做流连。但是，正如你有权堵上高压锅却无权拒绝它爆炸，这种回避的后果比想象的更严重。那些从高楼上和大桥上一跃而下的少年，不是死于表达自己的感受，而是死于没地方表达自己的感受。即使结局相似，他们的决绝，也比少年维特的那种纠结更令人心痛。

而且，写作即使会带来痛苦，那也是与生活的折磨完全不同质的痛苦。生活中的痛苦来自被践踏，文学中的痛苦来自升华中的撕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至少要选那个在痛苦之后还能有收获的。

最后，还有一个性别视角：自杀，本来就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严肃精神活动的重要主题之一，伟大的思想家里，认真想过自杀，甚至是真的实施过的大有人在。男的想这些问题，都是人生之根本痛，女的想这个问题，就成了矫情？

卢安克是令人难忘的，他在中国乡村支教十多年，奉献的几乎是一种神圣的爱，全然无我。以前没听他谈过自己的宗教信仰，今天看到一位老师提及，才恍然大悟，卢安克和他哥哥（他在中国教育事业的资助者）都是鲁道夫·斯坦纳的信徒，无怪乎，会有如此坚纯的爱。斯坦纳一生像一个神话，创立了人智学与华德福教育的庞大体系。他在中国的传播度不高，因为斯坦纳同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他提倡的是基于灵性信仰的人智主义。知道这一层渊源，不禁更加感动，虽然卢安克的中国教育黯然收场，我相信他已无愧于自己的灵魂、无愧于他的精神导师斯坦纳。“如果一个人是为了他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人类就是他的后代。——卢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