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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的时候,有两个新闻特别让人觉得温暖。一是大家自发相互提醒,在求助贴和相关tag里不要说别的事情,把真正需要帮助的信息顶上去;另一个是某快递员临危受命,连续加班工作,把自己负责的区域的物资供应安排得妥妥帖帖。而现在的情况则是,官方一方面主动安排水军下场,把相关城市的求助tag冲掉;另一方面则是打击民间物资供应渠道,连封城期间坚持原价卖面包的良心企业也要秋后算账。里根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还是太温柔了。甚至“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也不会对。现实的情况是,他们不但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甚至还要解决那些能解决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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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一个还挺喜欢的视频博主,英文脱口秀演员,这位还是个自由派,怎么说呢,为什么讨厌中产阶级,就是这些人的圣母心是脚不沾地的,一句话暴露始于阶级的信息壁垒,民主国家的所谓皇室再怎么骄奢淫逸,总归也没多少实权,你在微博上义正言辞的批评英国皇室是腐朽的特权阶级,怎么没见你批评ccp红色权贵呢,一天生活支出顶十个家庭年收入这种事红色权贵轻松做到,还没人监督,吸着十几亿人血照样没把钱用于民生,反而是用来维稳,你怎么不义愤填膺呢,并且红色权贵掌握政治实权,比英国皇室不知高到哪里去了,特权到哪里去了,那才是真正的天龙人,你随时可以骂英国女王,你骂个维尼熊我看看?况且人家英国公民不比你老中有人权?和上次不学英语的那位一样,这些人在简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么多粉丝,占据信息高位,随时润出海外,西方进步思想挂嘴边,但天天就想着利用信息差薅羊毛割简中韭菜,却从没见他们对ccp这么痛心疾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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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核酸我们家拒绝做,不要问为什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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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村繪本案五位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成員被判刑十九個月,均不認罪,這是楊逸意今天在法庭上陳情:今次審訊是一種對「正確」歷史觀的審判,但回顧歷史,雅典能夠審判蘇格拉底,但無法審判哲學;羅馬能夠審判伽利略,但無法審判日心說。
歷史沒有所謂的「絕對」,而只有多元的;沒有所謂的「正確」,而只有經得起反覆驗證的。哪怕權傾朝野,亦無法確保一己史觀永恆正確,文化大革命即是一例。三本繪本有否真誠反映香港的社會情緒、貼切記錄民間角度的歷史觀點,還是散播謠言,只有人心才能夠審判。
今次審訊反映了個體自由與政權存續之間的張力。國家與政府,說穿了也只是個體的集合,他們與一般百姓的分別,只在於手握更多的政治權力。如果國家安全只等如執政集團的安全,而不尊重個體自由,即使看似歌舞昇平,亦只是建基於恐懼的假象。無數香港人前仆後繼的,就是為了改變不平等的政治權力分配,但不僅他們遭受棍打槍傷,權力結構還愈發傾斜。
因法律之名,我們五位被告已還押一年多,不知是幸或不幸,在獄中遇到不少這些勇敢的面孔。呼應工會成立時的立場聲明,馬丁路德金曾說︰「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歷史上無數反抗者同樣曾因法律之名被收監、刑求,甚至處死。
在這些時候,達致公義或者只能另覓他途,直至法律和制度平等保障身處其中的每一個個體,這是我們理應承擔的道德責任。而這才是出版繪本的意圖——指出故事裏的羊所作的是正當的。與其說繪本是煽惑所謂直接或間接的暴力或仇恨,不如說是要制止暴力——制度的暴力。
hkcitycreation.com/202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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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共联合国大会代表章含之衔毛泽东之命拜望“民国第一外交家”定居美国的顾维钧,顾时84岁,然神智爽睿,章告以毛泽东之盛意,请顾先生回国看一看。顾笑谓章:"我是毛泽东点名的战犯,回去批判我吗?"章忙答道:"那是非常时期”顾笑道:"贵党何时不是非常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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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移民?因为不想在这个把老百姓当猪养的国家里“等通知”,想做个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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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级地震,死了几十个人,然而简中在讨论的是,当时往外跑,是不是反应过激。小时候语文老师说,白描是最高级的写法,但是没讲原因。现在明白了: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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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上焉有良知存,谁记零八月下魂。蜀中子弟且听令,宁教压死不出门。
泸定、雅安地震,遇难人数已逾50。愿此数字不再攀升。昨传成都以防疫为名不许人下楼等事,今被官方辟谣,吾亦愿此为假也。今又见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称,若需到室外避险,则应戴上(或至少拿上)口罩,再避至室外,当谨记之。9.6日

2014年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年度最佳照片:神秘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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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策不可能推广,因为相当于个人破产数量的公示,可以从中看出经济情况的真相。就像法拍房的数量,现在已经不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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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米克戎的病死率,全世界的统计差异极大,但是我觉得上海的0.0607%(也就是万分之六)应该是最接近真相的。首先是因为核酸检测最严,几乎没有漏网之鱼,而“感染者没有被检测出来从而拉低了分母(导致死亡率被高估)”,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其次(根据BBC报道)是统计口径比较严,不像国外那样跳楼的也算,而且多报和少报在宣传上都比较尴尬,所以还比较可靠。那么,这个“万分之六”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国,生孩子的死亡率是万分之1.67,也就是说,你生三胎,总的死亡率是万分之5.07,考虑到奥米克戎的死亡病例几乎都是老人,而生孩子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所以你自己再算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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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迷底,真的很难猜。比如防疫这件事,你说是加强还是削弱了利维坦呢?两边都有道理。我个人的猜想,是比较倾向于后者的。因为虽然从各方面的管制细节来说,都是在加强;但是在最根本的“财政”这个点上,则是在削弱。至于意识层面,大家到底是被规训得更老实了,还是逐渐丧失耐心,则是一个更难讲的问题。而我仍然倾向于后者,因为“老实”这个东西,表演/自我安慰的成分居多,对铁拳的体感,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被直接砸中的人越多,意识到不对劲的人也就越多,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毕竟中国人还没有和世界产生基因隔离级别的突变,越砸越爱老大哥的奇行种,不大可能是主流。当然我也会警惕,这些猜想也许还是太乐观,但是如果连这点乐观都没有,那就真的要抑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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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友邻的一篇回家记录,提及的一位历史人物与西藏的文革记录,然后我想起来好些年前读过唯色的一本书《杀劫》,这个世纪头十年特别是08年以前在西藏屡次发生的抗暴与暴力事件,我开始关注一些藏人自己的发声,唯色就是05年前后在网站和后来推特上关注的一位写作者。我不想评判抵抗者们在艰难的环境中选择通过什么途径或与谁合作,毕竟,有的选也是一种privilege。唯色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她的父亲是当时驻藏部队的一员,爱好摄影,记录下来珍贵的影像资料,私人资料未曾被管控到官方档案馆里,得以公开发行,她又拿起相机,与国保周旋,采访寻找旧时和线索记录下来,这的确是我目前读到对西藏文革时的状况最完整也最可信的记录资料了。我刚刚又去图书馆借来电子书、截图分享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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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上书毛泽东” 的王容芬2009年在德国发表回忆录,她的个人记忆和视角,与历史事件有出入,但一些国内不怎么提的细节其实挺重要:

四清、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发明的“全套整人手段”。(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文革初,在学生开始批斗老师之前,老师先对学生动手——两个与王容芬无冤无仇、从未教过她的Z老师和Y教授,突然写大字报说她是反动学生,欲置她于死地。
后来矛头掉转,变成学生“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死不少老师。
(王容芬没有透露Z老师和Y教授的姓名,两个老师后来都混得很好。)

八十年代,有人想搞“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历史学术讨论会”,写信给费孝通。费孝通却把这些人的名字举报给了当局,导致他们遭到迫害。
(1986年11月,方励之、李淑娴、刘宾雁、许良英组织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1个月后,八六学潮爆发,大学生抗议当局不遵守选举法、要求落实民主选举。1987年初学潮被镇压下去后,邓小平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肃清学生当中的不良思想、趁机打压对手胡耀邦。方励之等人是不是费孝通举报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赵紫阳的回忆录里说费孝通、钱伟长两人直接向他告密。)

王容芬认为1989年之后派系斗争从未停止过,还愈演愈烈,遭殃的都是老百姓,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哪个派系上。

dw.com/zh/%E7%8E%8B%E5%AE%B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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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师的存在让列车加速,这是共识,没啥说的。我反对的是:
1、为了加速,期待国内更糟更乱,乃至千方百计支持他继续做董事长,全然不管底层死活的观点;
2、因果逻辑链条太长,把相关性当必然性的认知;
3、作壁上观、隔岸观火,看戏一样、“死道友不死贫道”的鸡贼想法。
4、最令人反感的,就是基于国民性啊、素质论啊、罪人说啊, 认为国内人活该的这种邪恶且愚蠢的认知。也不知道这种愚蠢的优越感是哪里来的?分不清施害者和受害者么?
5、还有更奇葩的,认为国内受罪的老百姓都是“帮凶”。那我就好奇了,恶魔是作恶者,其他人是帮凶,那谁是受害者?合着在国内赚足了不干不净的钱、跑出去享受自由世界福利的··你们,是恶魔和墙内老百姓合谋的受害者?能不能不要这么搞笑?!
我反对的“加速派”,指的是以上种种愚蠢奇葩之论。
其余的,就别给我扣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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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四川沙坪劳改农场,约6000名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被送往此地劳教,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有9岁。孩子们的任务是在山上开荒。
12岁的颜嘉森所在的学校内,发现了“反动标语”,派出所怀疑标语是颜嘉森所写,便将其劳教。怀疑他的原因仅是由于“他父亲可能是历史反革命”。
13岁的杨泽云,因家中孩子多,生活十分困难。街道与派出所对他的母亲说:给孩子放条生路,送孩子去劳教,那里有饭吃,有书读。母亲便签字申请将杨泽云劳教
1960年六一儿童节前一天,两百多名小劳教一起去大堡镇偷东西。管教干部、当地农民全体出动,枪声大作。当时农民也十分饥饿,所以对这些儿童毫不留情。农民也去偷劳教队的粮食,遭到劳教队管教干部殴打。最后,大堡作业区五个中队的队长与火花村的生产队长共同喝酒杀羊,双方约定互不侵犯。
1960年,自成都市来了几位母亲。因为孩子向她们写信说饥饿。她们申请领儿子回家,被管教干部拒绝。最后这些孩子全饿死在大堡作业区。
沙坪农场的“右派”分子大批饿死。大堡作业区的儿童饿死数量也十分惊人。根据林宪君等大堡作业区成年管理人员回忆,大堡作业区关押的儿童约有五、六千人。大堡作业区一位姓蔡的组长称,自己当年逐个登记了死亡儿童,死亡儿童达2600多人。
1961年,大堡作业区崩溃。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山将这些濒临死亡的“小劳教”背下山,转送至周边县城粮食较充足的劳改工厂休养。这些儿童都在床上躺了半年至一年才得以恢复体力。海拔最高的五中队死亡人数最多,一名医生因怕追究责任而喝碘酒自杀身亡。沙坪农场场长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导演谢贻卉拍摄了纪录片《大堡小劳教》,时长104分钟。2013年5月,该纪录片在香港、台湾公映,半个月之后在腾讯、凤凰网等中国大陆门户网站播出,但很快被删了。
zh.m.wikipedia.org/zh-hans/%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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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丽巴哈尔不愿在镜头前唱她在“学校”里学过的歌。但她清楚地记得那些歌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学习雷锋好榜样》、《一条大河》、《56个民族56枝花》......

每周五是考试日。她们被告知,必须通过考试,否则就要永远呆在那里。

“有没有关于习近平的歌?”记者问。

“有的,“她说。“2017年1月,一些学生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习近平崇敬的心情。他们把信寄给他。他回了信。中国政府为此创作了一首歌。”

“信中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她唱了一句,忍不住笑了起来,“太荒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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