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美国人以前对中国的善意,基于“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会催生政治改革的诉求”的这个信念,也不一定是错的。只是美国人错算了一步,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居然会伴随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以至于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规模远没有想象中来得大。有一个统计说,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更不用说其中有多少是体制内)。了解政治斗争史的人一定会对5%这个数字特别敏感,因为“团结大多数揪出一小撮”(不断这么搞下去就能波及所有人,但是每次都得声称“团结大多数”,这是邪恶且有效的斗争智慧)的这个“一小撮”,基本上都是以5%为上限的——过了这个线,镇压起来就不太容易了。所以,并不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什么特别奴性和软弱的地方,而是因为规模确实还不够,很难形成势力。
有两条政治常识是中共千方百计要遮掩的:
1. 不关心,不谈论政治。政治和普通人无关。
2. 普通人就算关心谈论政治,也无法做出改变。
这两条都是中共长期洗脑要中国人接受的。
政治就是公众治理。公众关乎你我。能不能出家门,生几个孩子,都是政治。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关心你。
在恶政面前,谁回避政治,谁就主动放弃了公民的责任。权责对等,责任和权利是相应的。不愿意负公民责任,就不享有公民的权利。
说到公民政治意识改变,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许多人一提到效用,就泄气。
首先,这些人忽略了价值。我们坚持做一件事,是因为这件事是对的。这件事是对的,所以我们要坚持。
其次,事实不是民众无法改变政治。中共最重视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如果说没用,必然中共不会花大力气,大价钱去营造“水不能载舟,不能覆舟”的假象。
关于过去三年发生了什么,结果如何,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篇文章真是讲得太透彻了,摘抄如下:
过去三年以残酷的社会隔离进行新冠清零的政策,也是封闭政治下的历史重复。几乎重复了1959到61年期间的三年饥荒,而它的政治根源,也与1958年大跃进的背景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搞动态清零,其核心关系到所谓“制度竞争”。北京的所有政治考量和集权努力,一方面在于防范苏联崩溃的命运重演,另一方面则在于与民主世界进行制度竞争,通过宣传和输出威权主义的中国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围抗衡和消弱民主制度的影响,从而真正巩固中国国内的政权。这是中国从2013年以来不懈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初衷,也是过去十年来中国政治宣传战狼化,以极端的民族主义论调诋毁民主、宣传“四个自信”的根本考量,尤其是在三年疫情的制度竞争当中总结出所谓“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为坚持清零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防控疫情本身,成为与美欧进行制度竞争的战场。中国试图展示一种不依赖西方的先进疫苗和开放社会的弹性治理,而能通过土法炼钢式的低劣疫苗和中药、以及依赖暴力和宣传的官僚行政体系,进行严格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和产业与物流管制,即长期坚持全国范围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模式,控制病毒的传播并且维持生产和经济,实现一种中央意志指挥下的疫情控制和管制经济模式。
北京领导人所青睐的所谓新型举国体制,被用于展示针对病毒的制度竞争。几乎所有的行政资源都被投入集中营式的隔离方舱建设,而非用于医院设备的改善、医疗体制的改革、有效疫苗的引进和重点人群的关护。其结果,当然错失三年时间,在拒绝与病毒共存也是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交流的同时,坐视医疗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爆发,如同三年饥荒的重演。
有关制度竞争的宣传战,不仅主导了中国民众的新冠认知,甚至主导了实际的防疫措施,也因由国际竞争主导国内政治从而造成了致命的失败,如同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围绕两种制度之间的竞赛,包括意识形态和军备领域的双重竞赛,最终耗竭了内部的一切潜力。对中国来说,这种制度竞争的后果已经浮现:不仅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的失败,也是治理模式、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失败。
这几年通报非常无耻恶心的一个表现是所有的政策都是“不断优化”、“进一步优化”、“继续优化”……
意思是:原来的没有错,没有不好,而现在的更优。
哪怕是朝令夕改,完全相反的规定,也是在“优化”。
比如上海规定外地返沪要五天五检,不能去餐厅等等场合,大概也就十几天的事,当时就叫“优化”。昨天突然取消了,这也叫“优化”
每个政策都在瞎折腾,每件事都做了错误的选择,每天都在欺压人民、牺牲人民。
但是没有纠错,没有改变,没有道歉。
以无法想象的厚脸皮坚持粉饰自己永远正确,永远胜利。
我对着他们有一个困难就是骂不出来,因为任何辱骂的话语在他们面前都显得轻飘飘的,轻飘飘的。骂不出他们无耻程度的百万分之一。
(所以觉得油管上那些长期做讲土共坏话节目的主持人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