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鲜餐（横渡大海版） @[email protected]

因为有象友问我，就把自己的一些小技巧写了一下分享在tl上，其实没什么独特的方法，但希望能有所帮助。
我之前的英语基础是大二裸考六级550的水平，然后断断续续地准备了一点LSAT，体感上英语水平没什么提高。备考雅思的总时长是一个月左右，期间听完了Simon的写作+口语，摆烂了半个月，觉得再不学不行了开始刷题，真正做题的时间大概有二十天。最后分数是L8.5R8W6.5S6，总分7.5，对我个人来说是很好的结果了。

因为备考时间比较紧，来不及打基础，我做的都是临时抱佛脚的工作，把重点全放在刷题上。
雅思阅读，我的方法就是做题+总结错题，我本身既讨厌精读又厌烦背单词，自测词汇量大概是9000-9500的水平。一开始因为长时间不看英语，读文章的时候头昏脑胀看不下去，就一天做两套阅读，强行提高自己对英语的耐受度。拉了一个excel表格，总结每道题的错误原因，以及推测出题人的出题意图和倾向。雅思阅读题目是有挺多取巧空间的，在此推荐做题时使用平行阅读法，既先把题干看一遍，再对照原文选答案，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你了解原文大意，也非常方便定位段落，免去反复阅读的时间消耗。另外，一定要总结错题和蒙对的题目，这样能够看出自己的薄弱点，以我本人为例，我容易因为生词和想当然地推测文本大意做错，在考试时就会格外注意这些易错点。持续做个七八套题目，也能基本摸清楚出题人常用的陷阱手法，比如填词题打乱前后排序，判断题出文本里没有提过的结论等，熟悉之后就能明白对方想考什么东西了。等到我的阅读分数稳定在8分之后，就变成一天一套，持续到考试前一天。

雅思听力，和阅读的准备方法相反，阅读材料要越多越好，听力材料则要仔细地精听，把每一套都听懂听透。我用的是王陆练习听力的方法，根据我的情况改动了一下。如果听力分数在7.5分以下，就在做完题之后把原文看一遍，画出来所有的名词，然后放录音，一边听一遍跟着默写出所有的名词，每个section听五遍，前两遍原速听写，后三遍1.25倍速听写。因为我报名的是机考，所以用word打字，这样既能熟悉键盘操作，也有利于避免后续写作时拼错单词看不出来。地图题需要特地抽出来一天练习一下特殊的方位介词，不然考试时很容易反应不过来。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果练习时听力能到8分以上，那么考试时基本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矢板明夫九月中做了一份二十大预测，倒是可以与今天不明白的嘉宾Victor的对照一看。矢板原话可参见附图。

矢板明夫这个人很有意思，一方面是他在中国很不受欢迎，因其出生成长背景，也因其言论立场显然是与中共对着干的，而我觉得赞扬者反对者都藏有真意，当然前提是基于事实与思考而来的，立场是次要的，因而这种赞扬不能是宣传、反对也不能是谩骂。另一方面他的政治敏感度很高，这种敏感度不是人人都有的，有些天生加长期实践训练以及不走寻常信息搜检路线。

矢板明夫写过好几本名人传记，我也听过他的一些访谈，先说他中文极好，是母语。他父亲是当时的日本遗孤，祖父在日侵华时期到中国开灯泡厂，45年打到最后收到日本政府发的征兵令，入伍被派到东北立刻就被苏联俘虏，死在西伯利亚俘虏营里。祖母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灯泡厂的中国职工照顾，他父亲在中国长大又结婚，文革中被当作日本间谍吃尽苦头，家里困窘时有卖血维持生计。72年，也就是矢板明夫出生时，田中角荣访华，关切当时的日本遗孤在中国的情况，他父亲立时被记起，生活与社会地位180度大转弯，当政协委员，统战对象，一家人似乎在中国有了稳妥的未来，但他父亲后来还是坚持要回日本从头开始，说自己没做什么就一下子打入地狱也没做什么又一下子青云直上，云霄飞车一样，这样的生活是没有保障可言的。矢板到了日本以后从头学日语，极其用功，想要从政，考取了特别有名的松下政经塾。中国骂他的人说他忘恩负义，指的当是他小时在中国的成长，历来都是如此的逻辑，吃了中国“给”的饭，就不能“砸”中国的锅。

他其实是在中科院完成博士学位，还在南开教过书，后来去了产经新闻（右翼立场媒体），在中国跑了好几年政经记者。他的中文太好，是加分项，他说我能听到字里行间别的记者听不到的东西。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挖掘信息的思路，他曾经说采访民主国家领导人，你主要看这人说了什么，而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则是找他做过什么，与他打交道的人怎么说。比如他写邓小平秘录时（秘录是一个日语词汇并非字面上强烈的八卦气息、而是对故去的人士之一生经历与评价），他说根本不可能采访到邓也不可能采访他家人，邓榕根本不理会他们的采访要求，他就去采访邓的敌人，比如文革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徐讲到许多官方资料里无法见到的邓的资料，比如他的弱点，最了解你的弱点的是你的敌人。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他说人与人的信任建立常常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六四以后，邓让刘华清出山为他压阵，邓与刘的信任是在129师时，邓顾家，时常要去河对岸看家里人，他个子矮，过河不方便，刘华清个子高，就背着邓过河。

矢板明夫算是最早写习近平的人了，早在12年就写出来《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一书，当时国内还是一片习大大彭妈妈的爱戴之情最浓时。在书中，他认为各方势力妥协下出线的习近平，执政初期非常可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直爽而强硬的作风，也为其执政走向埋下不确定的因子。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习近平比起胡锦涛拥有更多军方的人脉；他在外交场合上的作风强硬、政治立场则倾向保守。一旦国内统治遇到危机，习近平更有可能动用军队镇压国内民众的抗争，或者对外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

而有关习被软禁的流言这几天从历来的几个小报媒体逐渐到外媒也开始关注，例如newsweek也在今天有提及，历来权力交接时都有暗流涌动，十年前是第一次大戏一出接一出（从薄熙来到令计划）演到台前，不知这个档期我们能看到什么。

恋爱婚姻是一种很好的转移注意力的无关紧要的琐事，就没有时间精力耐心处理更重大的事情了。没有人跟你表白求婚，是啊，可是还没人爱你，你还没有学位和工作，你还没有存款，你还没有自己的公司，你还没有房子，你没有城堡或别墅，你还没文化，你还没自尊，你还没朋友，你还没人权，你还没自由。你跟对象吃了一顿饭无所事事一天，给孩子做个爱心早餐，觉得很有成就感。

反社会人格的金句。好喜欢。

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各位可以对比纳粹和中共，比如什么无害化、清零、社会面、按下暂停键、慢生活、再教育，等等等。

-> 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

为什么阿伦特用“平庸之恶”来形容艾希曼？因为她通过观察发现，艾希曼似乎并不是什么天性残忍、头脑扭曲的变态狂魔，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甲，用阿伦特的原话来说，艾希曼身上充满了“奇怪的空白”（bizzarr vacuousness）。精神医生对他的分析报告也显示，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心理或精神疾病，对工作、对家庭，甚至颇有责任心。在其逃亡过的一个小镇里，人们记忆中的艾希曼是一个爱拉小提琴、喜欢给儿童巧克力，还时不时帮助邻居维修各种器械的“暖男大叔”。他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执行上级命令、做了本职工作而已”。在他的叙述里，他既不是这场屠杀的编剧，也不是它的导演，更不是它的制片人，他只是其中一个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演员”而已。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在她看来，无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在艾希曼的眼中，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传达一些信息，执行一些命令，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他反复强调：“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艾希曼觉得特别冤。事实上，在我看过的所有纳粹历史记录中，几乎所有的纳粹分子都觉得自己很冤，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一万分之一，做了0.001%的恶，你们却把我当作100%的恶棍来审判，这也太不公平了。殊不知，他可能对每一个受害者的死只需要负0.001%的责任，但是他要对几百万个人的0.001%负责，即使从数学上来说，他手上所沾染的鲜血也是无数生命了。

生产“暴民”的机制一：高压。“二战”结束后，很多普通德国人声称自己不知道对犹太人的屠杀，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其实，所谓“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敢知道”。只要稍微想一想，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一批批的犹太人消失了，而在消失之前，他们被辞退、被剥夺财产、被隔离、被殴打、被羞辱……然后，他们消失了。即使想不到其中的细节，也能想到那是一条非常黑暗的隧道。何况在消失的途中，无数普通人不断接手他们：隔离区的工作人员、警察、火车站工作人员、医生、狱警、厨师……也就是说，有无数的艾希曼们，而这些艾希曼们很容易把所见所闻告诉亲友以及亲友的亲友……但是，因为恐惧，人们不去想，不敢想。政治学中有一个词汇，叫作“理性的无知”，通常用于分析选民的投票行为，但是，用在这种极端恐惧下的思想自我屏蔽，同样恰如其分。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生产“暴民”的机制二：利益。比职业升迁带来更大满足的，是心理上的成就感。26岁加入纳粹党之前，艾希曼可以说一事无成。就是在这个时候，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成为其中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所以，哪怕战争结束，他已经逃亡到阿根廷，从“神”重新变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养兔专业户”，他依然沉浸在昨日辉煌中。最后他之所以暴露自己，被摩萨德抓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实在忍不住向当地的其他德国移民炫耀自己是谁。在一张送给朋友的照片背面，他郑重其事地签名道：阿道夫·艾希曼——党卫军军官（退休）。

生产“暴民”的机制三：意识形态。我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其实，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有一个将其迫害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推行所谓“快速土改”时，任何反对他的人都被视为“新殖民主义者”。在袭击平民的恐怖主义者眼中，他们是捍卫神圣宗教、反抗世界霸权的“圣战”战士。在缅甸军方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中，罗兴亚人则被说成是恐怖主义暴徒。在卢旺达屠杀中，胡图族将被杀害的图西族称为蛀空国家的“蟑螂”。当萨达姆针对库尔德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时，他宣称库尔德人是分裂祖国的罪人。之前的课我们谈到过韩国电影《辩护人》，在电影中，那个安全人员把宋律师打倒在地，并呵斥道：“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吗？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人。”

给大家看可爱羊咩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