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wen12 @[email protected]

#地缘政治

俄罗斯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泄漏了（从量上看怎么都像是炸裂了吧）

https://www.tagesschau.de/ausland/europa/nord-stream-eins-druckabfall-107.html

是谁给了google photos权利，我只要删掉上面一张照片，它就把我手机上的也删掉，我操，即使我停止同步，我手机上照片已经无法同步上传到上面，但我删掉上面照片，它还是会把我手机上的也删掉。

Google photos 必须要有手机的full access，不然你就完全不能用，选项中的none和selective photos 完全形同虚设，这种恶霸式做风以前只在中国app上见到过。

别说以前的不做恶了，这都是恶之源了。Fuck you google!

我要寻找替代品了。

支持总加速师，他锤得越狠越好，最怕温水煮青蛙，最好一天锤爆一个行业。

https://youtu.be/BjsfDipjc8o

WTF ridiculous

@synchronicity @runrunrun 不知道新西兰whv在象友的考虑范围内，算上中介费用体检费用语言考试费用可以在一万块钱左右搞定（如果自己有技术的话可以试着抢，能省5k以上）澳洲whv本来是更优选的但是今年改抽签制了，澳洲内政部拖了半年也不抽名额 新西兰whv是一年有效期，而且签证类型是工签（比旅游签过关的概率大）我觉得简直就是绝佳的跳板签【今年第二批名额开放是2022.10.11，如果要了解抓紧时间了】比较详细的攻略指路https://iwhver.com/nzwhv （要注意的是这个是中介的网站，不代表我推荐这个中介哦，我本人也没有找这家）

@board
大家好这是一条收集全国精神病院就诊体验的嘟嘟（可以请我替你发嘟保护个人信息）

@zhangwang
这些个社媒都有一个共同特性是“实名社交”。大多数人的朋友圈都是给自己现实认识的人看的，或多或少都掌握了一些对方个人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自保，人们必须有选择的进行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言论自由。只有在完全匿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避免因言获罪，才有可能畅所欲言，才有可能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无法自由表达的环境下，表面呈现出的岁月静好，背后又有多少痛苦的现实被掩盖了呢？

很多孝子又在说什么西方国家承认科索沃公投独立，却不承认乌克兰四州公投独立。

《帝國解體與自由的堡壘》選摘[1]

借这本书的选摘说说。首先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人从土耳其人那里抢来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独立一向是西方主流，但我并不认同殖民地就要独立，反而有时候留在宗主国比独立之后享有更高的人权和自由。在1991年科索沃独立时，西方国家没有承认科索沃，而是在塞尔维亚政府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屠杀之后，北约才进行干预，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在科索沃成立联合国临时自治区，而且俄罗斯投了赞成票，中国投了唯一的弃权。2006年，联合国建议科索沃成立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而不是独立，被俄罗斯、塞尔维亚和中国反对。结果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获得联合国56%的成员国承认，在2010年国际法庭中裁决合法。再说了联合国对科索沃的介入是在发生大屠杀等人道主义危机之后才进行的，跟乌克兰被枪指着公投完全不同。

而且西方社会的民族自决是独立！而不是被吞并！！！

所以说，一个地方的公投独立，并不会天然就被国际秩序承认，但不管别的国家是否承认，我又不是哪个国家的奴隶，我干嘛要遵循某个国家意志？

枪杆子下的公投显然不合法。我就不说联合国承认不承认，乌克兰的土地被入侵然后举行公投，这不是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的行为吗？中国人丧权辱国的历史这时候又忘光了？再说了，中国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保护也等于一张白纸。

从道义上说，只有在本国受到强烈压迫，无法获得四大自由的时候，独立就有了合法性。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穷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专制国家被压迫，公投独立就是唯一出路，反而独立公投在民主国家缺乏合法性，而且民主国家的人很多根本不在意你一个地区的独立。

最后说下代理人战争，我并不反对代理人战争，前提是你支持的一方是先进的，而不是叙利亚阿萨德或者巴勒斯坦哈里发或者以色列的谁谁谁。美国在韩战和越战中都能代表先进的一方吗？从事后看，确实更先进一点，但美国对威权韩国施加过压力吗（待学习），至少美国记者绝对是个压力。如果当初美国支持蒋介石这个代理人，中国早就解放了，何必变成今天这个傻逼样子。至于中东的代理人，一个比一个宗教狂热，根本没法选择谁更好，只有接受联合国管制、解除武装才有可能转型。至于非洲那些独裁国家，真没救了，我不觉得当初独立是个好选择。

#桃桃的思考

[1]: https://www.storm.mg/article/4469583?kw=%E3%80%8A%E5%B8%9D%E5%9C%8B%E8%A7%A3%E9%AB%94%E8%88%87%E8%87%AA%E7%94%B1%E7%9A%84%E5%A0%A1%E5%A3%98%E3%80%8B%E9%81%B8%E6%91%98&pi=0

中国人把什么烧圆明园、抢文物当作血海深仇，有点傻逼吧？那东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清皇室的私有财产关你们贱奴什么事？清廷把别人使节残忍杀害，让你们赔点东西怎么了？？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whyyoutouzhele）
2022-09-23 https://threadreaderapp.com/thread/1573251391610568705.html

其实中国的防疫现在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因为病毒是不会消失的，只要你还跟世界有交集，你就必须默认病毒会源源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流入进来。
但是你能放开吗？你也不能放开，因为你的国民没有抗体。中国的防疫是土办法，做核酸，隔离，其实就是新时代的大炼钢铁，数据上好看，实际上全是无用功。
https://twitter.com/whyyoutouzhele/status/1573251391610568705

真正有用的，比如疫苗，你根本就没法普及，因为你已经普及过了，赢早了，现在再进口mRNA疫苗那就是打自己的脸，当然也没钱进了，钱都送给核酸公司了。
最终中国防疫的结局是什么呢？我想就是硬熬，要么熬到有一天新冠跟感冒似的花5块钱买盒药吃了就好
要么就是熬到终于研制出了自己的mRNA疫苗，然后接着加强针打名义再打几轮，宣称打完就是小感冒，再赢一次。
这还是病毒今年冬天不变异的前提下。不然还能怎么结束？我反正是不知道了。
好多人说，美国都死了100万，中国开放至少死400万。那现在我们就搞清楚，当下的防疫到底是没有让400万人死，还是只是延缓了400万人的死亡，用一种非常夸张的代价
当国外开始群体免疫产生抗体的时候，中国人的体质和2020年没有区别，只要放开就是400万，而且越往后放开风险越来越大，因为全世界都免疫了
全世界大家都有抗体，带着病毒往你这跑，你怎么办？学朝鲜整个封起来？哦，人家朝鲜封闭成那样都搞群体免疫了。
而且你如果真的关注这件事，你会发现在这场防疫里就是简单机械的筛查和隔离措施，没有任何的治疗和预防手段，你进了方舱也是自愈，简而言之就是其实我们对病毒是没办法的。
这就意味着在一味追求动态清零的情况下，无论是今年，明年，10年后，只要放开就是400万，但是不放开的话就是14亿人一起烧钱喝西北风。
那剩下的问题就无非是今年死，明年死，还是十年以后死。
但是中国经济还能折腾几年？到时候就不是400万的事情了。
我不信当下的那些人想不出解决办法，你好好的科普病毒的危害，老老实实的普及有用的疫苗，趁着这波奥米克戎毒性小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的降低疫情对社会的伤害，让人们尽快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是一个对政权和老百姓都双赢的事情，结果现在就像整个国家被核酸机构绑架了似的
你天天验孕能防止意外怀孕吗
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死胡同，你放开也不行，因为你的民众没有任何保护。你不放开呢，大家还能陪你熬多久
实际上大家没有注意点是，从四月以来上海各处，深圳，花桥等多地，北大，北外，武纺等多个大学都爆发过群体性事件了，随着越来越严峻的防疫形势和防疫规定，这种事会越来越多
很多人看个开头就又开始了
封城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感染，其意义是延缓病毒扩散换取时间来找出解决办法，但是我们是怎么解决的？疫情来了，封住，封到人自愈了，结束。而对于大众来说，依然没有获得任何保护措施，下一次疫情来了你就只能再封一次。
面对一个不会消失的病毒，你要一直这样吗？
有朋友说，这个事情是政治问题，我当然知道，不过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否则我们的所有讨论最后都会回到“美国死了一百万”
而这条推文的核心是，中国除了封城以外没有去做任何的进一步实际措施，一切防疫措施都只是围绕着“封到清零”展开的，这样没有意义，只是在单纯的拖延时间而已，
最后无非就是要么实在没钱了主动开放，要么实在没钱了被动开放。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病毒不会消失，国外共存已成定局，你只靠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你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下中国面临的困境是，不管你觉得西方是草菅人命还是怎么样，人家就是不跟你一起清零，人家选择了共存，而你的经济是依靠跟人家做生意，这就意味着对你而言必然要迎接一波一波的病毒潮，你在这种前提下，你要怎么做？这才是核心的问题，而不是看起来好像现在数据很好看，而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
而封城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人们再也不敢像19年一样说走就走，再也不能出国旅游，再也不能脱下口罩，人们会失业，会停业，会还不起贷款，会陷入贷滚贷的恶性循环，如果你恰巧在封城，那你连吃东西都要团购，这样的事情要重复多久？你还记不记得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们不谈政治，我们就从疫情的角度来说
中国从四月至今感染了多少万人？死了多少人？后遗症严重的有多少人？你如果是一个关心疫情的人，你完全清楚
所以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病毒，是否要透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医保，我们的养老金，我们的地方财政，只为了变成一根根棉签塞进我们的喉咙？
账是这么算的。

国家能力越强越好吗？苏联往事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0418.html

《可能性的艺术》被删除的一章。也算是给“国家建构”作了一个解释，告诉某些西方学者，不要盲目相信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强大会唤回极权帝国。但关于苏联傻逼的内容并不多，就这还被删了，以后有空摘录些从国家制度上给苏粉诛心的文章。

->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为什么在比较政治学界，会出现“重新带回国家”的潮流，讲到了国家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秩序、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都至关重要。不过，我发现，最近这些年，国家能力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万能化”的趋势了：一个国家经济为什么发展？因为国家能力。为什么民主质量不行？因为国家能力低下。为什么发生了战争？因为国家能力下降。为什么战争结束了？因为国家能力上升……有时候，国家能力低下被定义为“腐败”，用来解释经济落后；有时候，国家能力低下又被定义为“经济落后”，用来解释腐败；等等。这就有点像犯罪学中的“童年阴影”了，每当一个离奇杀手出现，专家们就冒出来，从这个人童年的家庭关系说起，说得头头是道。总之，国家能力很重要，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国家能力的衡量尺度

尽管不同的学者常常用不同的尺度衡量国家能力，通常而言，有几个指标是最受公认的。一个是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也就是国家暴力垄断的能力；二是财税状况，也就是政府能把多少社会资源聚集到自己手里来。这两点，大家都容易理解，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钱袋子——国家能力的两大支柱。

还有第三个，也是近年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的一点，就是国家的信息能力。什么叫信息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国家的“视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其疆域内人口、土地、资源的信息——别小看这种信息能力，政府如果都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人、谁去世了、谁出生了，它怎么征兵？如果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土地、公司、矿产，又怎么征税？所以，枪杆子和钱袋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信息能力。历史上比较强大的国家，通常也是土地册、人口普查和登记，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那么，我们用这几个指标来看看苏联。首先，苏联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毋庸置疑的。直到今天，俄罗斯，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主要成员国，仍然是世界上核弹头最多的国家。2018年，它的GDP只有美国的1/12，但是它的核弹头数量仍然超过了美国，显然，这是苏联的政治遗产之一。警察力量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苏联不但有警察，还有“秘密警察”，也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系统。你们可能听说过一个著名的苏联笑话，说苏联人在一起谈论什么叫幸福？最后的结论是，幸福就是当克格勃半夜敲门、宣布“伊万同志，你被捕了”的时候，你惊喜地告诉他：“对不起，伊万住在隔壁。”

正是因为军队和警察力量强大，苏联政府在其国土上的暴力垄断能力无人匹敌。在其69年的历史上，除了起点处的内战，以及被迫加入的二战，苏联境内几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莫斯科的大街上绝没有墨西哥式的毒品黑帮，阿富汗式的军阀割据也是闻所未闻，至于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那是有一个镇压一个，甚至可以说，有一个镇压十个。

我们知道，哪怕是美国，世界第一强国，刺杀总统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甚至在纳粹德国，也发生过“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苏联历史上，有过刺杀最高领导人的事情吗？除了苏联刚建立和快倒台的时候，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别说刺杀企图了，就是斯大林死了，身边的人居然很长时间都不敢过去检查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前两年有个电影《斯大林之死》，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以黑色喜剧的方式表现这个事情。可以说，苏联整个国家鸦雀无声的程度，真的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见”。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古拉格群岛，苏联用来流放各种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地方。我出于好奇曾经专门去查过，在古拉格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武装反抗？毕竟，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俄罗斯称为“战斗的民族”，那么，这个战斗的民族在古拉格群岛有没有“战斗”过？答案是“没有”。在古拉格集中营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反抗。

唯一一次勉强可以称为有组织的反抗，还是集中营的几个看守组织的，是一次逃亡行动，参与者大约有一两百人。根据《古拉格：一部历史》这本书，这次逃亡的结局是这样的，“最后的决战发生在1月31号，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当民兵逼近时，一些暴动者开枪自杀。内务部派人围捕森林里的残余暴动者，将他们逐一射杀。尸体被堆放在一起，民兵将其肢解，然后拍照留念。从档案里的照片来看，变形的尸体浑身是血地躺在雪地里。没有人知道尸体被埋在什么地方。”这就是集体逃亡的下场，这就是苏联的国家能力。即使是传奇的“战斗民族”，政府面对社会，也是“如入无人之境”。

再看苏联的财税能力。这一点就更不用说了。政府的税收能力，通常是指政府能从整个社会生产的“蛋糕”中切分多少，也就是能收百分之多少的税。一般来说，政府往往需要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说服民众多交一点税，有时候说服不了，还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像当年的大英帝国，想说服北美民众交点印花税，结果直接就被北美人民用扫把赶回了大西洋对岸。

但是，苏联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它直接把经济全部改造成了国有经济，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所以，问题不再是国家能从社会中切割多少“蛋糕”，而是社会能从国家手里分到多少“蛋糕”。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苏联时期几乎没有有组织的反抗。当你的工作是国家给的、你的住房是国家给的、你孩子上的学校是国家的、你的粮票是国家的，甚至你出门上个火车都要国家开的介绍信，你怎么反抗？反抗就相当于金鱼拼命跳出鱼缸，你以为自己是在自救，其实你是在自杀。

再来看看苏联政府的信息能力。经济信息就不用说了——既然是计划经济，政府必然要全方位地掌握关于生产、消费的信息。人口的信息也不用说，苏联时期有一种证件叫作Propiska，既是户口，又是迁徙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作许可证，通过这样一个系统，政府对每个人的位置与流动可以说有显微镜般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通过鼓励所谓积极分子，政府还塑造了一个庞大的相互告发系统，使得政府能清清楚楚地掌握着每个人的私生活信息。这一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本叫作《耳语者》的书，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OrlandoFiges）写的，内容是关于苏联时期家庭生活。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就很说明问题了：耳语者，英文叫作The Whisperers，也就是窃窃私语的人。为什么要“窃窃私语”？因为没人敢大声说话，每个人都怕自己所说的话会被亲友或者邻居告发，哪怕所说的话无关政治，更不反动，但是，无名的恐惧始终存在，就像一把利剑悬在头顶，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强大的军事能力、财政能力、信息能力，还不是全部，在苏联时期，最具苏联特色的，恐怕还是国家的思想改造能力。苏联时期的洗脑，不仅仅是依靠暴力威胁或者宣传口号，它有一整套的仪式、程序、配方，让活泼泼一个人走进去，然后像个机器人一样被吐出来。出来之后，就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说着同样的语言，散发着同样的气质，拥有同样的审美，甚至穿着一样的衣服，总之，拥有了一种“集体人格”。这种思想改造的成功，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德国，还会发生军官们联合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斯大林的苏联，哪怕被斯大林亲手送到了断头台上，革命将领们还在热泪盈眶地高呼“斯大林万岁”。

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苏联被戈尔巴乔夫给搞垮了”。这个说法也不能完全站住脚，因为就算戈尔巴乔夫是个坏人，想搞垮苏联，问题是：“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如果民众“不答应”，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搞不垮一个国家，对不对？一个有点令人尴尬的情形是，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权的倒台，还是各个共和国的独立，都没有遭遇民意大规模的持续抵抗。哪怕是沙皇当年倒台，都还有几十万人加入白军，为旧政权而战，但是当苏联政权崩溃的时候，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却是“慢走，不送”。所以，把责任推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也说不大通。

苏联的瓦解，真正的原因，可能恰恰是其国家能力过度地强大。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这个国家失去了刹车机制，无法调整自己的方向，导致它一条道开到了悬崖。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它消灭了社会，从而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反馈机制和压力机制，最后只能靠“死机”来实现“重启”。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它走向了过度扩张，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过度扩张，最后耗尽了资源，也耗尽了民心。总之，无节制的国家能力导致过于庞大、沉重的政府，最后这个国家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

暴力的过度扩张不仅仅是在苏联国内，也向国外蔓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布拉格之春”，1968年，面对其卫星国捷克的民众抗议，苏联一口气把两千个坦克给开了过去，扑灭了捷克革命的火苗。“布拉格之春”只是类似霸权主义的一个例子，无论是东德1953年的风波，还是匈牙利1956年的风波，它们难以掀起巨大的风浪，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但是，苏联最严重的一次过度扩张，则是1980年入侵阿富汗。某种意义上，阿富汗对于苏联，就像是越南对于美国，一个超级大国踏进一个弱小国家，以为可以轻松搞定，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怎么也跳不出来了。

再来看苏联经济。超强的国家能力有没有带来苏联的经济发展？有，至少在一个阶段内如此。斯大林上台后不久，就提出要用10年的时间去实现西方国家100年的工业化成果。于是，政府利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发动了经济引擎。1928—1940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年均5.8%，1950—1960年是5.7%，所以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才会宣布苏联1970年人均GDP将要赶超美国。不但他这么自信，当年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学者也认为苏联赶超美国指日可待。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发展开始减速。60年代经济增速跌至百分之4点几，70年代跌至百分之2点几，到80年代，只剩下了百分之1点几，而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跌到了负数。

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发展会先加速、后减速？同样是因为国家能力的过度拉伸。简单来说，第一，过强的国家能力扭曲了经济结构；第二，“发展型国家”一旦过度，就成了“掠夺型国家”——因为国家指哪打哪，苏联经济模式被扭曲，重投资，轻消费；重军工，轻生活；重模仿，轻创新。这一系列扭曲的后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了后劲，陷入“短缺经济”的陷阱。

而且，在全盘的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下，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对普通人来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他们就失去了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在所有的苏联笑话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以一个工人的视角说的，他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发工资。”（We pretend to work,and theypretend to pay.）短短一句话，道尽了苏联经济的全部问题：劳动者根本没有动力生产，而政府发的钱什么也买不到。

再来看苏联的思想改造。的确，苏联一度成功地改造了无数人的头脑，但是，这种成功是过眼云烟。为什么？因为这种思想改造的核心，是号召人们为了集体完全放弃个体,为了理想完全放弃利益,为了信仰完全放弃情感……可以说，它是向人性开战。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复杂，是多变，是魔鬼和天使混合体。而思想改造是什么？是要消灭复杂，消灭变化，让人类完全变成天使。这可能成功吗？不可能。如果要强行把现实按到理想中去，结果就是虚伪和假大空。

《耳语者》里面，有一个情节我非常难忘。里面讲到一个所谓的反革命教师，他被枪毙后，他的遗孀和孩子为了生活而投奔这个教师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家。但是，奶奶家明明有两层楼的房子，却拒绝收容他们，甚至不愿给长途跋涉的一家人一口饭吃，他们只好在村子里租了一个小房子住。而在他们住在村子里的15年里，奶奶家的亲戚从来不和他们来往。这个孩子后来回忆说：“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哪怕周围肯定没有人监听——他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人际关系如此扭曲，连奶奶都不再怜惜孙女，或许能证明思想改造的成功，但是，比国家更强大的是人性——人们渴望亲情,渴望友谊,渴望舒适,渴望美……或许人们会因为理想的感召而暂时放下这些渴望，但是，最终，人类通过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道德本能、情感本能、求生本能，会在政治的潮起潮落后重新浮出水面。

梅德韦杰夫公子的财富故事
https://www.proekt.media/narrative/ilya-medvedev/

一个中国移动运营商15亿条数据的数据库已被泄露。数据库的组成：IMEI - 手机号码。整个阵列为90GB。

#DataBreach #China

https://t.me/iyouport/11523

#数据泄露

中国部分地区的隔离开始自费，跟俄国的“部分动员”一样，都是很危险的信号。因为想要叫醒一个装醒的人，其实也简单，一个是要他的钱，一个是要他的命。

它能发挥作用吗？一个镇压机构并不足以发动群众动员。它需要人民，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真诚的爱国情怀所驱使。而我们并没有。在六个月的电视曝光期间，也许有可能在一些公众中形成一种在电视前吃爆米花 "为我们欢呼 "的文化，就像以前在格鲁吉亚、叙利亚等地的情况那样。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影响了因年龄而不被动员的人口群体，但在被动员的人口群体中，情绪是不同的。每一个国家，当它进入战争时，都会被一些想法所引导。这要么是输出他们 "正确的 "价值观（例如，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要么是国家的未来（抱歉，我提下"生存空间"），要么是保护自己不受敌人的侵扰。今天的俄罗斯没有这样的想法--尽管多年来它一直在推销非政治化和体育电视战争，但不清楚宣传还能做些什么来向公众推销动员的想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明天我们会看到自发的不满情绪的爆发。当然，克里姆林宫了解风险，因此动员确实将是 "部分的"--他们将把小部分人口送进熔炉，而其他群体则在我们的俄罗斯思想指导下瑟瑟发抖，"你今天死，我--明天死"。然而，不难看出，这种做法与主要目标相矛盾：战胜乌克兰武装力量。小部分的动员将无法在前线形成一个能够用西方武器阻止邪恶的乌克兰人的临界质量。我假设这次动员会是这样的：他们会把俄罗斯人的骨头扔到乌克兰军事机器的车轮下--机器会打滑、减速，但不会停下来。其目的是拖延克里姆林宫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克里姆林宫的生存原则也是 "今天大家都死了，而我--明天"。我想即使是伊戈里瓦尼茨[Strelkov]也会很快明白这一点，并再次感到悲伤。
https://twitter.com/wartranslated/status/1573065823174135808

刘瑜：什么让俄罗斯走到今天这一步？——看理想

这是被删减的俄罗斯篇，网上找不到来源，只有转载。为什么删了呢？因为俄罗斯跟中国的手法非常近似。

俄罗斯是不自由的民主，那中国就是不自由的专制。在不自由这部分，手法是一摸一样。靠“民族复兴”获取合法性；支持率因战争升高；煽动狂热的民粹主义；打压政治自由获取选票。除了习近平没有个人魅力，毕竟有1/5的女性想嫁给普京呢！

->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失败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暂时的失败，而是代表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被很多人称为“不自由的民主”。
什么叫“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最早由一个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开始普及。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新兴民主中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明明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却挣脱权力的制约机制，打压反对派的言论和行动空间，以此实现权力的巩固。

1997年，扎卡利亚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字就叫“不自由民主的崛起”。在这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民主意味着自由式民主，其特征不仅仅是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且是自由主义，也就是法治、分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财产保护等等；今天，自由式民主的这两股力量，曾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合二为一，却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分为二。民主在崛起，宪政自由主义却没有与之同步。”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扎卡利亚提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因为他发现，民主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未必同步。我们常常假定，民主必然带来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市场自由，但是扎卡利亚发现，在新兴民主中，民主的出现未必伴随着这些自由的出现。

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普京的得票率高达77%，但是这个数字也意味着，有近1/4的选民并没有投票给他，而是投给了其它小党。但是，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俄罗斯的政治自由是大打折扣的，甚至是稳步倒退的。

比如，2013年，纳瓦利内（俄语：Алекс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Нава?льный），一个比较有政治号召力的反对党人士，还参选了莫斯科的市长选举，甚至赢得了27%的选票，但是，2019年，当局就吸取教训，不让他参选了，甚至几度把他给抓起来。

那么，不能参加选举，和平集会可以吗？那得看政府的心情。反对派集会需要政府批准，而政府多半不会批准。如果一定要聚众，那就只能抓你了，抓了之后，你就有了犯罪记录，而根据法律规定，有犯罪记录的人是不能参选的。所以，这套逻辑可以说是环环相扣、行云流水。不集会游行，办个独立媒体可以吗？那就看你有没有误解“独立”的意思。过去20年，俄罗斯政府以收购、起诉、吊销执照、抓捕投资人等等方式将自由派的媒体几乎一网打尽了。

有一份报纸不服，叫《俄罗斯新报》（Novaya Gazeta），因为一直“执迷不悟”，从2001年至今，已经有6个记者被神秘谋杀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6年被杀害的女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俄语：Анна Степановна Политковская）。

这位勇敢的女记者曾经追踪报道车臣战争，激烈地批评过政府的车臣政策，但她的结局是被枪杀在自家的公寓楼里。

办报纸也危险，那做公民组织呢？不是不可以，但是显然你不能从事“极端主义”活动，至于什么叫“极端主义”，则模糊不清。而且，如果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里有国际资助，哪怕只是一个研究机构，也要登记为“外国代理”。“外国代理”听起来是不是很难听？难听，就是他们要的效果。

那个体言论呢？同样得小心掂量，尤其如果你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的话。俄罗斯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俄语：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一个石油大亨，因为公开批评普京被各种调查，偷税漏税、欺诈、盗窃、腐败……总有一款适合你。最后他被关了10年，被放出来后就逃亡到瑞士去了。
或许，对俄罗斯政治自由状况最鲜明的注脚，就是频繁的政治刺杀。前文提到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神秘死亡，其实，她的死不是偶发事件，暗杀几乎是俄罗斯政治的一个传统。

最近一次的著名暗杀是针对反对派政治家涅姆佐夫（俄语：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Немцов），这个人曾经在叶利钦时代担任过副总理，但在普京时代一直批评政府，曾数度入狱。2015年，就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大桥上，他女朋友的旁边，身中四枪，当场死亡。

俄罗斯知名反对派人士在异国他乡常常被暗杀，而且死法也经常是神秘诡异，有放射性物质中毒的、有神经中毒死亡的、有在公寓被勒死的、有在大街上被枪杀的、有自杀或者被自杀的……

这些神秘死亡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最后查无真相——要么是追查不了了之，要么是追踪到一个环节线索就断了，似乎所有此类的政治刺杀都有一个信息熔断机制，一旦触及到某个点，信息就会自动黑屏。

所以，从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出来，俄罗斯有选举，但是少自由，这两个元素相互组合，就构成了“不自由的民主”。在这个组合当中，一个枢纽性的元素，就是魅力型的领袖：普京。事实上，魅力型领袖，不仅是当代俄罗斯政治的特色，也是几乎所有“不自由民主”政体的特点。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要成为选举当中的“常胜将军”，必须具有个人魅力。大家在媒体上可能也看到，普京一会儿赤裸着上身骑马，一会儿弹钢琴，一会儿冬泳，一会儿柔道，为了赢得民心，也是蛮拼的。

这和苏联政权后期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领袖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一项民调甚至显示，有1/5的俄罗斯女性想嫁给普京。

普京的号召力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善于“凹造型”，而是因为他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系列价值的代言人。什么价值？经济发展、打击豪强，以及最重要的——民族复兴。

在俄罗斯，很长一段时间里，普京被视为经济救星。俄罗斯在90年代的转型之初，由于转型的阵痛，经济一度严重下滑，而普京上台之初，俄罗斯经济复苏，2000-2007年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油价飙升的结果，但在很多普通的俄罗斯人看来，这是普京政府英明决策的证明。
不过，过去十年左右，普京作为经济救星的形象也陨落了。为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际油价下跌了。过去十年，俄罗斯经济增长越来越慢。甚至，2013年以来的6年里，俄罗斯有5年真实收入下跌，2019年的真实收入比2013年下跌了10%。因此，很多分析家说俄罗斯经济遭遇了“失去的十年”。
尤其尴尬的是，这种下跌与前苏联阵营一些邻国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90年代初，俄罗斯的人均GDP与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匈牙利等中欧国家不相上下，但是到2019年，曾经的“老大”已经明显落后于这些邻国。

有些人信奉“政府越威权，经济越发展”，但是至少从前苏东阵营转型后的命运来说，并非如此，事实上，正好相反。波罗的海三国、中欧四国这些苏东国家，经济比俄罗斯更发展，政治也比它更民主和自由。

没有经济牌可打，没关系，普京还有第二张牌：打击豪强。从2000年上台伊始，普京就开始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寡头”。

大家可能知道，在叶利钦时代，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公正透明性，俄罗斯崛起了一批“经济寡头”。普京上台后，对很多经济寡头展开调查、拘捕，一时间大量的经济寡头要么破产、要么被抓，普京因此树立了“不畏豪强、为民做主”的政治形象。

当然，这个形象也不完全经得起推敲，有学者分析指出，普京其实并不是打击所有的寡头，只是打击那些“不听话的”而已。在国际透明度的腐败排名中，2019年，俄罗斯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37位，所以，反腐实在不能算是普京政府的强项。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有个口号，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普京的使命感是一样的，就是“让俄罗斯再次伟大”。上台后，他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2000年镇压了车臣叛乱，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频繁介入中东战局……这一系列的动作让俄罗斯人重新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仿佛慢慢走远的帝国背影突然转身，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从这张普京上台以来支持率的变化图中可以看到，普京支持率的三次高峰，恰好与他的三次军事行动吻合。

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本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只有3、40度，但是长期的受害者教育、复仇宣传给它慢慢加温，结果就是长期处于沸点状态。在查韦斯的委内瑞拉、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欧尔班的匈牙利、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穆加贝的津巴布韦、杜特尔特的菲律宾……相似的模式不断浮现。虽然他们兜售的观念内容各不相同，有的是“樱桃”，有的是“芒果”，有的是“西瓜”，但是他们所搭售的“酸苹果”却是相似的：一个魅力型的领袖通过选举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不过，有一点扎卡利亚说的并不正确，在西方，民主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自由式民主”，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最后都走向了“不自由的民主”。

余英时：没有一个政权能全恃暴力而传之久远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806-interview-luosiling-yuyingshi-china-regime/
https://archive.ph/rV4wy

-> 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如此容易生根？是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崩溃，共产主义才趁虚而入的？

余：这是一个假问题。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只是共产党假借共产主义之名，以暴力征服了中国，又用暴力统治人民至七八十年之久。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出现于现代西方的一种极权式（totalitarian）政党（即共产党，但此外还有纳粹党和法西斯党），竟能夺得了中国政权，并统治了这么久？这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同并接受了共产主义。譬如在井冈山时期，按当时共产国际人员如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调查，红军中虽有农民，但并不是自愿参加，而是被强迫进来的，所以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当地农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他们当土匪来攻击。 （见《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伊罗生的完全根据中共内部文件，并得中共人员刘仁静的协助，所以是可信的。伊罗生的话稍后又在《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78年）中得到直接的印证。龚最初是在井冈山追随过毛泽东的人，更无可疑。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暴力夺权，看作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生了根。

关于中共统治何以能持续这样久？这更不能看作是中国人认同了一党专政的体系。认真解释起来，原因多得很。但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个最大的关键。这就是中共用暴力夺权之后，又用暴力没收了所有人（士、农、工、商都在其中）的私有财产。这一苏联模式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以往没有一个王朝政权敢这样做。

中共最早用分田分地的号召，进行土改，以争取农民的支持，然而一两年后边开始了所谓的农业合作社，把土地逐步收为国有（事实上是党有）。中共也曾保证过民族资本家可以经营企业，但三反、五反一来，他们的产权便消失了。此外，知识分子曾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可以有一些活动的空间，然而，1952年便展开了思想改造，受尽种种侮辱；1957年反右之后，则沦为劳改的对象。工人在名义上是正宗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不但不是领导人，而且连罢工权也被剥夺了。

中共何以能如此任意摆布士、农、工、商？这是因为一切生活和生产的资料已收在党的手中，他们之中任何人和党闹翻了，便立即失去生存的条件。

西方人想像不出党资本主义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西方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增多了，大家就会有政治诉求，并且要求民主，但目前这种趋向似乎并不明显，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余：这是上世纪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界普遍流传的一个观点。在上世纪中叶，美国现代化理论一派社会学家对这一题旨做过很多研究。但最近大家都承认这是将西方（如英、法、美等）的特殊历史经验扩大到全世界，今天已为新的历史事实所否定，不足取信。

经济发展对政治一定会有影响，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结果不一定是促成民主，而且往往会加强专制或独裁。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经济繁荣，反而导致纳粹希特勒的崛起；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高度工业化，则为军国主义铺了路。

六四之后，江泽民有意废除乡镇企业之类经济放松的活动，这一转变引起了邓小平的愤怒，于是才有所谓南巡之举。后者经过对六四事变的反思，认定经济放松是决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是挽救党脱出危机的唯一道路。与毛泽东从一穷二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相反，邓小平坚信：经济兴旺才是共产党专政的唯一可靠的基础。所以他不但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且公开禁绝姓社姓资的争论。这其实是明确表示：他的经济放松将援用资本主义中一切能够致富的手段。这是中共史上划时代的大变动：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变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实现而奋斗。

但是我必须补充的是，邓所构思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西方长期流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他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控制在党的掌握之中的，其模式大致如下：共产党变成一个大资本家集体，所有重大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国企，其实便是由党委控制的组织，所以应该称为党企。西方观察家把邓小平模式称作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西方人不能想像有党资本主义（party capitalism）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党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该如何理解其中逻辑？

余：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是抓在一百三四十家国企的手上，它们的势力遍布世界各国。但后台老板都是党中央。除党企之外，当然也有私人或公私合营的企业，但它们也同样直接在党的控制之下。试想从银行贷款到运输工具等等，无一不需党的允许，离开党如何能运作？私人企业家偶有不听党的话，不是破产，便是入狱，甚至死刑。在这一独特的体制下，党随时随地操纵着市场的动态，上述一百多家国企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自由市场中运转自如，大获其利。但美国大企业想打进中国市场却困难重重，受到无数限制，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自由市场。

共产党既成为独一无二的集体大资本家，在中国先富起来的，当然只能是自己的人。直接负责发展党资本主义的人员（如国企经营者）固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从中央到各层地方一切相关机构，其中稍有权势的干部，无人不要求分享利益。这样一来，整个官僚系统便进入了资产阶级化的程序。

近几年来，中共发动的所谓反腐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证据。现在当权派消灭政敌，一律用反腐为罪名，反腐已正式取代了毛时代的路线，如薄熙来、周永康等，明明是在与习近平争权中被斗垮的，但腐败却在罪行中占着重要的部分。最令人惊异的是在千千万万腐败罪犯之中，有许多只是中下级干部，但所报贪污数目竟从数百万（人民币）一直上升到数亿。至于高级干部则更加可想而知。

这恰好说明，所谓腐败，在党资本主义下，已是官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条主要渠道，这真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讽刺，当然更是这位改革开放总工程师始料所不及的。但是在既无法治又无任何社会制约力量的情况下，权力在握的党资本家走上这条路是无可避免的。

再看所谓的私人企业的组成方式，情况便更清楚了。从许多大贪污案中，我们发现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如周永康）的家人、亲戚、朋友等，不但都以私人名义经营企业，而且规模之大极为惊人。最高层如此，各阶层官僚也无不如此，可知这已构成官僚系统资产阶级化的一个普遍律则。

在这一党资本主义建立和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平民，由于机缘凑巧而富起来的，但他们的人数与规模都远不能与上述类型的人相比，因而也不是足以形成自由市场中的中产阶级。所以，整体观察，在改革开放以后致富的人，不是一般自由市场中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特权群体；他们的特权完全依附于党的当权派，自然不可能产生民主诉求，因为民主是不允许任何特权存在的。大陆观察家对于这一党资本主义早有深切认识，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据我所见，晚年赵紫阳在反思中也接受了这一概念。

余：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推动所谓的改革和开放，在整个1980年代，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中共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型。大陆上的文化热和对西方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的追求，都是在这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我们在海外的人（包括台湾与香港），也同有此感，以为邓小平可能像蒋经国一样，试图从一党专政的旧格局中脱离出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但是六四事件彻底否定了大家的幻想，不但大陆和海外人民，中共党内也有一大批人误解了所谓的改革与开放，胡耀邦和赵紫阳便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经济方面改革与开放，最后不可避免地要求政治方面的改革相配合。这就逼使党将独占的权力逐步让出来。赵任总理时期将一部分党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以便于发展经济。这已造成党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的形势。但权还在党内，邓小平等尚不得不容忍。但发展到六四前夕的状况，社会上普遍要求党权外放，邓便不惜下狠手，以武力逆转了局面。

我曾写过长文，说明邓小平及党内保守老人（如陈云）等对于改革与开放的构想，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经济放松，政治加紧，而且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只要经济放松伤害到政治加紧，他们便立即牺牲前者以便保全后者。总而言之，共产党的最大特色是将所有权力都收在党内，然后通过党组织控制每一家，每一人。而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主要在于上面所说的，它全面掌握了生活资源，人人要吃饭都离不开党。共产党这一基本性质不变，便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转型。

邓小平和中共元老所推动的改革开放虽然是要通过经济放松来加强政治加紧，但鉴于毛泽东的殷鉴，对一党专政还是立下了一些限制。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设党主席，改为总书记，进行集体领导，这就可以避免流为一人独裁的局面；二是对人权、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普世价值不公开攻击，以免引起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指责，因为当时中共在经济发展上正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帮助。

与邓时代相对照，今天的现状把上述两点限制完全抛弃了：第一，集体领导不但已名存实亡，一人独裁更取得宪法的认同而成为终身制；第二，中共现在正式公开宣布，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的变名，中国人是不接受的。所以中国人现在上不能妄议中央，下不能寻衅滋事，媒体上更不许发布任何不利于党的消息。学术思想的严格控制不但在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普遍存在，而且近年已延伸到国际上来了。现状如此，我们说它将极权统治发挥到了最高峰，是丝毫不夸张的。

余：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今天大陆上与党相抗的知识人只剩下一两百位人权律师。但他们正在不断被迫害中，或罗织入狱，或被捕失踪；他们连为自己的人权辩护也做不到了。此外，社会上更没有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我实在看不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但这绝不表示我认为党资本主义专政已一统天下，再也不可能撼动了。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没有出现一个全恃暴力而能传之久远的政权。如果焚书坑儒和偶语弃市是政权的可靠保证，那么中国今天应该还是秦始皇的世界。得力于现代发展出来的极权组织和种种科技手段，中共的专政程度已远在秦始皇、李斯之上。但上面曾论证，党资本主义主要是为先富起来的特权群体服务的，其最显著的后果之一即贫富两极化。为了维护这一特权群体，党的专政往往不免要牺牲其他贫弱群体，并因此引起他们的集体抗议、造成事件。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天下的内在的致命弱点。

几年前，大陆媒体比较自由时，经常报导每年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有时竟至十几万次。近几年来，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厉，我们已读不到这类统计数字。但相关信息仍然不绝于耳，例如最近卡车司机联合大罢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号，上海、山东、重庆、广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机都起而响应，显示出危机蔓延之广。以中共的专政力量，它也许能把这些个别的抗议和危机一一压制下去，但这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压制可以永远成功。专政一天比一天加紧，正是它害怕的反应，所谓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掩饰害怕。

总结一句，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量变总有抵达质变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