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wen12 @[email protected]

中国部分地区的隔离开始自费，跟俄国的“部分动员”一样，都是很危险的信号。因为想要叫醒一个装醒的人，其实也简单，一个是要他的钱，一个是要他的命。

它能发挥作用吗？一个镇压机构并不足以发动群众动员。它需要人民，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真诚的爱国情怀所驱使。而我们并没有。在六个月的电视曝光期间，也许有可能在一些公众中形成一种在电视前吃爆米花 "为我们欢呼 "的文化，就像以前在格鲁吉亚、叙利亚等地的情况那样。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影响了因年龄而不被动员的人口群体，但在被动员的人口群体中，情绪是不同的。每一个国家，当它进入战争时，都会被一些想法所引导。这要么是输出他们 "正确的 "价值观（例如，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要么是国家的未来（抱歉，我提下"生存空间"），要么是保护自己不受敌人的侵扰。今天的俄罗斯没有这样的想法--尽管多年来它一直在推销非政治化和体育电视战争，但不清楚宣传还能做些什么来向公众推销动员的想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明天我们会看到自发的不满情绪的爆发。当然，克里姆林宫了解风险，因此动员确实将是 "部分的"--他们将把小部分人口送进熔炉，而其他群体则在我们的俄罗斯思想指导下瑟瑟发抖，"你今天死，我--明天死"。然而，不难看出，这种做法与主要目标相矛盾：战胜乌克兰武装力量。小部分的动员将无法在前线形成一个能够用西方武器阻止邪恶的乌克兰人的临界质量。我假设这次动员会是这样的：他们会把俄罗斯人的骨头扔到乌克兰军事机器的车轮下--机器会打滑、减速，但不会停下来。其目的是拖延克里姆林宫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克里姆林宫的生存原则也是 "今天大家都死了，而我--明天"。我想即使是伊戈里瓦尼茨[Strelkov]也会很快明白这一点，并再次感到悲伤。
https://twitter.com/wartranslated/status/1573065823174135808

刘瑜：什么让俄罗斯走到今天这一步？——看理想

这是被删减的俄罗斯篇，网上找不到来源，只有转载。为什么删了呢？因为俄罗斯跟中国的手法非常近似。

俄罗斯是不自由的民主，那中国就是不自由的专制。在不自由这部分，手法是一摸一样。靠“民族复兴”获取合法性；支持率因战争升高；煽动狂热的民粹主义；打压政治自由获取选票。除了习近平没有个人魅力，毕竟有1/5的女性想嫁给普京呢！

->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失败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暂时的失败，而是代表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被很多人称为“不自由的民主”。
什么叫“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最早由一个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开始普及。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新兴民主中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明明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却挣脱权力的制约机制，打压反对派的言论和行动空间，以此实现权力的巩固。

1997年，扎卡利亚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字就叫“不自由民主的崛起”。在这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民主意味着自由式民主，其特征不仅仅是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且是自由主义，也就是法治、分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财产保护等等；今天，自由式民主的这两股力量，曾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合二为一，却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分为二。民主在崛起，宪政自由主义却没有与之同步。”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扎卡利亚提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因为他发现，民主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未必同步。我们常常假定，民主必然带来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市场自由，但是扎卡利亚发现，在新兴民主中，民主的出现未必伴随着这些自由的出现。

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普京的得票率高达77%，但是这个数字也意味着，有近1/4的选民并没有投票给他，而是投给了其它小党。但是，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俄罗斯的政治自由是大打折扣的，甚至是稳步倒退的。

比如，2013年，纳瓦利内（俄语：Алекс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Нава?льный），一个比较有政治号召力的反对党人士，还参选了莫斯科的市长选举，甚至赢得了27%的选票，但是，2019年，当局就吸取教训，不让他参选了，甚至几度把他给抓起来。

那么，不能参加选举，和平集会可以吗？那得看政府的心情。反对派集会需要政府批准，而政府多半不会批准。如果一定要聚众，那就只能抓你了，抓了之后，你就有了犯罪记录，而根据法律规定，有犯罪记录的人是不能参选的。所以，这套逻辑可以说是环环相扣、行云流水。不集会游行，办个独立媒体可以吗？那就看你有没有误解“独立”的意思。过去20年，俄罗斯政府以收购、起诉、吊销执照、抓捕投资人等等方式将自由派的媒体几乎一网打尽了。

有一份报纸不服，叫《俄罗斯新报》（Novaya Gazeta），因为一直“执迷不悟”，从2001年至今，已经有6个记者被神秘谋杀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6年被杀害的女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俄语：Анна Степановна Политковская）。

这位勇敢的女记者曾经追踪报道车臣战争，激烈地批评过政府的车臣政策，但她的结局是被枪杀在自家的公寓楼里。

办报纸也危险，那做公民组织呢？不是不可以，但是显然你不能从事“极端主义”活动，至于什么叫“极端主义”，则模糊不清。而且，如果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里有国际资助，哪怕只是一个研究机构，也要登记为“外国代理”。“外国代理”听起来是不是很难听？难听，就是他们要的效果。

那个体言论呢？同样得小心掂量，尤其如果你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的话。俄罗斯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俄语：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一个石油大亨，因为公开批评普京被各种调查，偷税漏税、欺诈、盗窃、腐败……总有一款适合你。最后他被关了10年，被放出来后就逃亡到瑞士去了。
或许，对俄罗斯政治自由状况最鲜明的注脚，就是频繁的政治刺杀。前文提到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神秘死亡，其实，她的死不是偶发事件，暗杀几乎是俄罗斯政治的一个传统。

最近一次的著名暗杀是针对反对派政治家涅姆佐夫（俄语：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Немцов），这个人曾经在叶利钦时代担任过副总理，但在普京时代一直批评政府，曾数度入狱。2015年，就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大桥上，他女朋友的旁边，身中四枪，当场死亡。

俄罗斯知名反对派人士在异国他乡常常被暗杀，而且死法也经常是神秘诡异，有放射性物质中毒的、有神经中毒死亡的、有在公寓被勒死的、有在大街上被枪杀的、有自杀或者被自杀的……

这些神秘死亡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最后查无真相——要么是追查不了了之，要么是追踪到一个环节线索就断了，似乎所有此类的政治刺杀都有一个信息熔断机制，一旦触及到某个点，信息就会自动黑屏。

所以，从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出来，俄罗斯有选举，但是少自由，这两个元素相互组合，就构成了“不自由的民主”。在这个组合当中，一个枢纽性的元素，就是魅力型的领袖：普京。事实上，魅力型领袖，不仅是当代俄罗斯政治的特色，也是几乎所有“不自由民主”政体的特点。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要成为选举当中的“常胜将军”，必须具有个人魅力。大家在媒体上可能也看到，普京一会儿赤裸着上身骑马，一会儿弹钢琴，一会儿冬泳，一会儿柔道，为了赢得民心，也是蛮拼的。

这和苏联政权后期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领袖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一项民调甚至显示，有1/5的俄罗斯女性想嫁给普京。

普京的号召力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善于“凹造型”，而是因为他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系列价值的代言人。什么价值？经济发展、打击豪强，以及最重要的——民族复兴。

在俄罗斯，很长一段时间里，普京被视为经济救星。俄罗斯在90年代的转型之初，由于转型的阵痛，经济一度严重下滑，而普京上台之初，俄罗斯经济复苏，2000-2007年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油价飙升的结果，但在很多普通的俄罗斯人看来，这是普京政府英明决策的证明。
不过，过去十年左右，普京作为经济救星的形象也陨落了。为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际油价下跌了。过去十年，俄罗斯经济增长越来越慢。甚至，2013年以来的6年里，俄罗斯有5年真实收入下跌，2019年的真实收入比2013年下跌了10%。因此，很多分析家说俄罗斯经济遭遇了“失去的十年”。
尤其尴尬的是，这种下跌与前苏联阵营一些邻国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90年代初，俄罗斯的人均GDP与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匈牙利等中欧国家不相上下，但是到2019年，曾经的“老大”已经明显落后于这些邻国。

有些人信奉“政府越威权，经济越发展”，但是至少从前苏东阵营转型后的命运来说，并非如此，事实上，正好相反。波罗的海三国、中欧四国这些苏东国家，经济比俄罗斯更发展，政治也比它更民主和自由。

没有经济牌可打，没关系，普京还有第二张牌：打击豪强。从2000年上台伊始，普京就开始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寡头”。

大家可能知道，在叶利钦时代，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公正透明性，俄罗斯崛起了一批“经济寡头”。普京上台后，对很多经济寡头展开调查、拘捕，一时间大量的经济寡头要么破产、要么被抓，普京因此树立了“不畏豪强、为民做主”的政治形象。

当然，这个形象也不完全经得起推敲，有学者分析指出，普京其实并不是打击所有的寡头，只是打击那些“不听话的”而已。在国际透明度的腐败排名中，2019年，俄罗斯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37位，所以，反腐实在不能算是普京政府的强项。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有个口号，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普京的使命感是一样的，就是“让俄罗斯再次伟大”。上台后，他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2000年镇压了车臣叛乱，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频繁介入中东战局……这一系列的动作让俄罗斯人重新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仿佛慢慢走远的帝国背影突然转身，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从这张普京上台以来支持率的变化图中可以看到，普京支持率的三次高峰，恰好与他的三次军事行动吻合。

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本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只有3、40度，但是长期的受害者教育、复仇宣传给它慢慢加温，结果就是长期处于沸点状态。在查韦斯的委内瑞拉、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欧尔班的匈牙利、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穆加贝的津巴布韦、杜特尔特的菲律宾……相似的模式不断浮现。虽然他们兜售的观念内容各不相同，有的是“樱桃”，有的是“芒果”，有的是“西瓜”，但是他们所搭售的“酸苹果”却是相似的：一个魅力型的领袖通过选举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不过，有一点扎卡利亚说的并不正确，在西方，民主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自由式民主”，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最后都走向了“不自由的民主”。

余英时：没有一个政权能全恃暴力而传之久远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806-interview-luosiling-yuyingshi-china-regime/
https://archive.ph/rV4wy

-> 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如此容易生根？是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崩溃，共产主义才趁虚而入的？

余：这是一个假问题。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只是共产党假借共产主义之名，以暴力征服了中国，又用暴力统治人民至七八十年之久。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出现于现代西方的一种极权式（totalitarian）政党（即共产党，但此外还有纳粹党和法西斯党），竟能夺得了中国政权，并统治了这么久？这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同并接受了共产主义。譬如在井冈山时期，按当时共产国际人员如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调查，红军中虽有农民，但并不是自愿参加，而是被强迫进来的，所以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当地农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他们当土匪来攻击。 （见《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伊罗生的完全根据中共内部文件，并得中共人员刘仁静的协助，所以是可信的。伊罗生的话稍后又在《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78年）中得到直接的印证。龚最初是在井冈山追随过毛泽东的人，更无可疑。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暴力夺权，看作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生了根。

关于中共统治何以能持续这样久？这更不能看作是中国人认同了一党专政的体系。认真解释起来，原因多得很。但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个最大的关键。这就是中共用暴力夺权之后，又用暴力没收了所有人（士、农、工、商都在其中）的私有财产。这一苏联模式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以往没有一个王朝政权敢这样做。

中共最早用分田分地的号召，进行土改，以争取农民的支持，然而一两年后边开始了所谓的农业合作社，把土地逐步收为国有（事实上是党有）。中共也曾保证过民族资本家可以经营企业，但三反、五反一来，他们的产权便消失了。此外，知识分子曾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可以有一些活动的空间，然而，1952年便展开了思想改造，受尽种种侮辱；1957年反右之后，则沦为劳改的对象。工人在名义上是正宗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不但不是领导人，而且连罢工权也被剥夺了。

中共何以能如此任意摆布士、农、工、商？这是因为一切生活和生产的资料已收在党的手中，他们之中任何人和党闹翻了，便立即失去生存的条件。

西方人想像不出党资本主义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西方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增多了，大家就会有政治诉求，并且要求民主，但目前这种趋向似乎并不明显，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余：这是上世纪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界普遍流传的一个观点。在上世纪中叶，美国现代化理论一派社会学家对这一题旨做过很多研究。但最近大家都承认这是将西方（如英、法、美等）的特殊历史经验扩大到全世界，今天已为新的历史事实所否定，不足取信。

经济发展对政治一定会有影响，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结果不一定是促成民主，而且往往会加强专制或独裁。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经济繁荣，反而导致纳粹希特勒的崛起；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高度工业化，则为军国主义铺了路。

六四之后，江泽民有意废除乡镇企业之类经济放松的活动，这一转变引起了邓小平的愤怒，于是才有所谓南巡之举。后者经过对六四事变的反思，认定经济放松是决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是挽救党脱出危机的唯一道路。与毛泽东从一穷二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相反，邓小平坚信：经济兴旺才是共产党专政的唯一可靠的基础。所以他不但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且公开禁绝姓社姓资的争论。这其实是明确表示：他的经济放松将援用资本主义中一切能够致富的手段。这是中共史上划时代的大变动：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变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实现而奋斗。

但是我必须补充的是，邓所构思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西方长期流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他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控制在党的掌握之中的，其模式大致如下：共产党变成一个大资本家集体，所有重大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国企，其实便是由党委控制的组织，所以应该称为党企。西方观察家把邓小平模式称作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西方人不能想像有党资本主义（party capitalism）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党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该如何理解其中逻辑？

余：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是抓在一百三四十家国企的手上，它们的势力遍布世界各国。但后台老板都是党中央。除党企之外，当然也有私人或公私合营的企业，但它们也同样直接在党的控制之下。试想从银行贷款到运输工具等等，无一不需党的允许，离开党如何能运作？私人企业家偶有不听党的话，不是破产，便是入狱，甚至死刑。在这一独特的体制下，党随时随地操纵着市场的动态，上述一百多家国企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自由市场中运转自如，大获其利。但美国大企业想打进中国市场却困难重重，受到无数限制，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自由市场。

共产党既成为独一无二的集体大资本家，在中国先富起来的，当然只能是自己的人。直接负责发展党资本主义的人员（如国企经营者）固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从中央到各层地方一切相关机构，其中稍有权势的干部，无人不要求分享利益。这样一来，整个官僚系统便进入了资产阶级化的程序。

近几年来，中共发动的所谓反腐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证据。现在当权派消灭政敌，一律用反腐为罪名，反腐已正式取代了毛时代的路线，如薄熙来、周永康等，明明是在与习近平争权中被斗垮的，但腐败却在罪行中占着重要的部分。最令人惊异的是在千千万万腐败罪犯之中，有许多只是中下级干部，但所报贪污数目竟从数百万（人民币）一直上升到数亿。至于高级干部则更加可想而知。

这恰好说明，所谓腐败，在党资本主义下，已是官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条主要渠道，这真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讽刺，当然更是这位改革开放总工程师始料所不及的。但是在既无法治又无任何社会制约力量的情况下，权力在握的党资本家走上这条路是无可避免的。

再看所谓的私人企业的组成方式，情况便更清楚了。从许多大贪污案中，我们发现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如周永康）的家人、亲戚、朋友等，不但都以私人名义经营企业，而且规模之大极为惊人。最高层如此，各阶层官僚也无不如此，可知这已构成官僚系统资产阶级化的一个普遍律则。

在这一党资本主义建立和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平民，由于机缘凑巧而富起来的，但他们的人数与规模都远不能与上述类型的人相比，因而也不是足以形成自由市场中的中产阶级。所以，整体观察，在改革开放以后致富的人，不是一般自由市场中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特权群体；他们的特权完全依附于党的当权派，自然不可能产生民主诉求，因为民主是不允许任何特权存在的。大陆观察家对于这一党资本主义早有深切认识，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据我所见，晚年赵紫阳在反思中也接受了这一概念。

余：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推动所谓的改革和开放，在整个1980年代，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中共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型。大陆上的文化热和对西方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的追求，都是在这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我们在海外的人（包括台湾与香港），也同有此感，以为邓小平可能像蒋经国一样，试图从一党专政的旧格局中脱离出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但是六四事件彻底否定了大家的幻想，不但大陆和海外人民，中共党内也有一大批人误解了所谓的改革与开放，胡耀邦和赵紫阳便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经济方面改革与开放，最后不可避免地要求政治方面的改革相配合。这就逼使党将独占的权力逐步让出来。赵任总理时期将一部分党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以便于发展经济。这已造成党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的形势。但权还在党内，邓小平等尚不得不容忍。但发展到六四前夕的状况，社会上普遍要求党权外放，邓便不惜下狠手，以武力逆转了局面。

我曾写过长文，说明邓小平及党内保守老人（如陈云）等对于改革与开放的构想，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经济放松，政治加紧，而且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只要经济放松伤害到政治加紧，他们便立即牺牲前者以便保全后者。总而言之，共产党的最大特色是将所有权力都收在党内，然后通过党组织控制每一家，每一人。而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主要在于上面所说的，它全面掌握了生活资源，人人要吃饭都离不开党。共产党这一基本性质不变，便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转型。

邓小平和中共元老所推动的改革开放虽然是要通过经济放松来加强政治加紧，但鉴于毛泽东的殷鉴，对一党专政还是立下了一些限制。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设党主席，改为总书记，进行集体领导，这就可以避免流为一人独裁的局面；二是对人权、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普世价值不公开攻击，以免引起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指责，因为当时中共在经济发展上正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帮助。

与邓时代相对照，今天的现状把上述两点限制完全抛弃了：第一，集体领导不但已名存实亡，一人独裁更取得宪法的认同而成为终身制；第二，中共现在正式公开宣布，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的变名，中国人是不接受的。所以中国人现在上不能妄议中央，下不能寻衅滋事，媒体上更不许发布任何不利于党的消息。学术思想的严格控制不但在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普遍存在，而且近年已延伸到国际上来了。现状如此，我们说它将极权统治发挥到了最高峰，是丝毫不夸张的。

余：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今天大陆上与党相抗的知识人只剩下一两百位人权律师。但他们正在不断被迫害中，或罗织入狱，或被捕失踪；他们连为自己的人权辩护也做不到了。此外，社会上更没有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我实在看不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但这绝不表示我认为党资本主义专政已一统天下，再也不可能撼动了。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没有出现一个全恃暴力而能传之久远的政权。如果焚书坑儒和偶语弃市是政权的可靠保证，那么中国今天应该还是秦始皇的世界。得力于现代发展出来的极权组织和种种科技手段，中共的专政程度已远在秦始皇、李斯之上。但上面曾论证，党资本主义主要是为先富起来的特权群体服务的，其最显著的后果之一即贫富两极化。为了维护这一特权群体，党的专政往往不免要牺牲其他贫弱群体，并因此引起他们的集体抗议、造成事件。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天下的内在的致命弱点。

几年前，大陆媒体比较自由时，经常报导每年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有时竟至十几万次。近几年来，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厉，我们已读不到这类统计数字。但相关信息仍然不绝于耳，例如最近卡车司机联合大罢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号，上海、山东、重庆、广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机都起而响应，显示出危机蔓延之广。以中共的专政力量，它也许能把这些个别的抗议和危机一一压制下去，但这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压制可以永远成功。专政一天比一天加紧，正是它害怕的反应，所谓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掩饰害怕。

总结一句，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量变总有抵达质变的一天。

本日最佳

《我谈到血》
许立志

我谈到血，也是出于无奈
我也想谈谈风花雪月
谈谈前朝的历史，酒中的诗词
可现实让我只能谈到血
血源自火柴盒般的出租屋
这里狭窄，逼仄，终年不见天日
挤压着打工仔打工妹失足妇女异地丈夫
卖麻辣烫的四川小伙
摆地摊的河南老人
以及白天为生活而奔波
黑夜里睁着眼睛写诗的我
我向你们谈到这些人，谈到我们一只只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的蚂蚁
一滴滴在打工路上走动的血
被城管追赶或者机台绞灭的血
沿途撒下失眠，疾病，下岗，自杀
一个个爆炸的词汇
在珠三角，在祖国的腹部
被介错刀一样的订单
解剖着我
向你们谈到这些纵然声音喑哑，舌头断裂
也要撕开这时代的沉默
我谈到血，天空破碎
我谈到血，满嘴鲜红

@reading

昨天不是装了敏感信息监测软件嘛，刚综合办通知说接到监测中心电话，检测有人用的U盘问题，让大家引起注意。从此办公室电脑和单位配备笔记本都可以当摆设了朋友们。趁现在能买到国外设备国外软件也买起来，能多新就多新。别哪天买不到也配不了，就只能用被监测的，或者全国产的了。去年单位采购电脑已经要求全国产了，从机子、系统到软件全部是国内版本。而且国产机和原有打印机还不适配，还要单独配打印机。这个打印机和windows系统也不兼容，只适配国产机。现在那些机子在吃灰。未来是什么样已经有雏形了。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能让我高兴的，也就是小朋友的童真世界和还能磕到的cp了。但这两者也是有尽头的，快活一日是一日吧。

亚速领导层的释放对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打击比哈尔科夫撤退更大。撤退可以用军方的错误来解释，而亚速指挥部的释放破坏了“去纳粹化”的想法。过去八年来，俄罗斯的宣传一直在妖魔化亚速营，讲述他们如何“杀死顿巴斯的俄罗斯儿童”的故事。他们变成了党卫军，反对“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乌克兰士兵。去纳粹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消灭亚速，马里乌波尔的陷落和他们的俘虏是迄今为止战争的主要胜利。他们的审判和处决应该是乌克兰“解放”的高潮。然后突然，当法庭的笼子准备好时，它们被换成了普京教女的父亲。对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来说，这类似于 1942 年苏联俘虏隆美尔将军和一个党卫军师，并将他们换成斯大林的儿子。随着哈尔科夫战败，普京已经让大部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反对自己，但今天，由于他的背叛，他实际上已成为他们的头号敌人，这让所有人都明白，“让乌克兰去纳粹化”的想法只是虚张声势.似乎这还不够，就在同一天，通过宣布动员，普京还破坏了俄罗斯过去 30 年的主要社会契约——你让我们致富，我们远离你的私人生活。
这不仅会激怒政治化的激进分子，还会激怒大量非政治人士，这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我很确定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将 22 年 9 月 21 日标记为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垮台的关键日子之一。

#书摘
#中国国民性演变史（张宏杰）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对西方文化了解越深的人，提出的现代化设计越合理。然而不幸的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越重的人，越有机会掌握改造中国的权力。

现在国内对公共场所比如餐馆、商场和写字楼的要求早就是这样了，不仅强制要求监控系统进行公安联网，还要求安装IMSI catcher，费用七八千赵币都是店家出。

这就是为什么唐山的事情发生在餐馆里，但马上就被全国统一的公安网拿到视频并用于内斗，老板娘却一脸无辜。
https://mp.weixin.qq.com/s/1NRhGm4ub79YWictTVjwIg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2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伊朗在性别差距指数中垫底，在所研究的 146 个国家中排名第 143 位。
韩国排名第99位，中国排名第102位，日本则是第116位。
老秦人还是比波斯强一些吧。

RT @evilinside44:

《100个空调工人死在了这个夏天》

我看不惯任何一种夸祖国好的言论原因就在这儿。背后全是血债。无声无息的。

而这100多人只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统计而已。

https://twitter.com/evilinside44/status/1572074681175519238

推特上有人详细记录了自己从中国偷渡到美国的过程。这哥们从杭州出境，先经卡塔尔、西班牙转机到厄瓜多尔，随后一路坐长途车、乘独木舟、穿雨林，北上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境内买了辆摩托车骑行2900公里到美墨边境，再翻山越岭进入加州。入境后马上拨打911，请移民局把自己收监同时以中国抗疫政策侵犯人权为由申请政庇。到移民局走完初始程序大约24小时后被放出，现在在加州逍遥快活。除了从国内到厄瓜多尔的机票，后续入境美国一共花费6100刀。https://twitter.com/Junyang314

要疯了，我现在真的是瑟瑟发抖。不知道是生气还是害怕。

在武汉博主的评论区看到一位网友说疫情不会过去的，和他关系很好在生物科技城上班的朋友告诉他——核酸棉签排产已经到202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