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手机里19年六四晚会的相片,那年正值三十周年,有超过180,000万市民参加晚会,参与人数为历年最高。人群挤满维园六个足球场,手中的烛光数不胜数。所有人沉默不语一同祈祷,用自己的方式缅怀同胞,那是我印象最深的六四悼念记忆。那次烛光晚会出席人数破纪录,原因之一就是要为6月9日的大游行造势,而超过一百万人参加的大游行也拉开了反送中运动的序幕。
三十年前先辈们坚持过,三十年后港人仍要为现在抗争,但两次运动最终都因中共镇压而结束。89民运本应该成为改变的起点,人民已选择要迈向民主体制,但是中共拒绝接受反而令它成为了独裁统治下的悲剧,又在三十年后重蹈覆辙。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记住这段历史,悼念六四本身就是一种延续和抗争,为公义呐喊与极权对抗。
过去影响现在,而现在又决定着未来,政权希望得到沉默,因为89民运的生命力还存在于记忆中,有着无法撼动的力量。而作为公民,良知告诉我要铭记六四,在最绝望的境地里,我仍愿意相信所有的勇敢与执着会令公义重见天日,希望的种子仍将冲破障碍生根发芽,民主之花终有一日会在广阔土地上自由盛开。
六四33周年
点燃、举起、不灭🕯️
吹嘘“我们自己的文化比谁都强”倒也正常,自恋本来就是人类核心价值观。问题是“自己的文化”是个啥?如果讲的是五千年中华文明这一套,除了道德哲学——封建礼教君臣父子,还有帝制下的政治哲学以及文艺方面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真正学过这些的人到民国就没了,现代人连个相当于申论的八股文都写不出来。哪怕是中华文化的封建糟粕也没人能大略继承下来,当下流行的封建糟粕有八成都是现编的。
建国以后的教育系统没出十年就不上课了,不光大学生不上课,小学生也不上,去学校不是开宣传会就是开批斗会。在这之前就是学苏联,在这之后八十年代开始学西方,所有学科的教材体系都是照搬外国来的,数理化史地生哪样不是西方的?马列是哪国文化?我上小学的时候还真学过算盘,我觉着不学高数学算盘也行,就是不知道现在的家长和老师自己能打明白吗?
国内的整个现代医学,早期从医学术语开始,全都是从日本翻译引进来的,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要去日本学医。日本相当于把西方医学整体本地化了,然后再传播到中国。现在有些人也觉得中医比啥都好,我觉得也可以,只要别管着别人去哪看病,自己爱吃中药随便吃。就像有象友说“我以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后来吃中药治好了”,治不好也没关系,高兴就好。没文化才是你国文化,反正有也指望不上你。
↓ 作为留学行业从业者,我想说其实英美高校商业化程度非常高,不一定是中国政府在积极主导(不是说中国政府在其中完全没有参与),很多情况下就是英美大学自己的商业行为,因为政府砍了很多教育经费,那这些大学要存活就必须得依靠国际学生(国际学生学费比本土学生高很多),而国际学生最大来源国就是中国,所以他们不敢得罪中国。
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是UIUC商学院特地为中国生源购买了保险,如果中国生源下降的话保险要赔偿损失的利润(结果疫情爆发前忘记给这个保险续费了没能获得赔偿);二是去年超50所英国大学包机接中国留学生返校,生怕你不来他没有学费收入了。
除了常规的学费之外,英美高校还会开设各种暑期项目来疯狂捞钱,有些是大学官方办的,有些是学院自己办的,有些是学院把自己的教室和名头租给第三方机构办的,有些是教授自己个人顶着学校的名号偷偷办的。还有很多名校教授会出来走穴,通过中介机构来向中国学生提供所谓的“科研项目”,写篇论文带着学生发表,我甚至见过西点军校教授、美国现役军官出来走穴带中国学生做“科研”的。
根本不用中国政府渗透,英美高校自己就出来卖屁股了,Vera Zhou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吃惊。
顺了一遍中国主要税制改革,终于搞明白什么是黄宗羲定律了,分享一下学习笔记
黄宗羲定律
🔷定义:描述秦制中国税制越改革减负,民间实际反而税上加税负担增加,积累莫返之害的历史规律。
🔷表现:每当民间负担加重入不敷出,政府就会进行相应改革以精简税收,负担曲线改革后有所下降但很快更加升高。表面上并税减负,短期休养生息,但一段时间后,地方政府暗中巧立名目加派新税费。中国老百姓善忘且无任何政治权力,对秦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而无任何制约人民对税制改革后果只能被动承担,几年后就忘却当前税收是先前多种杂税并税而来,最后再减税名义下,民间负担更重直至财政瘫痪民不聊生国家崩溃。
🔷原因:中国社会历来是明规则潜规则的双轨制,这二者之间灰色地带提供了官府寻租剥削空间。国家表面减少负担,实际中央到地方需要庞大开支,集权专制帝国需要大量金钱养统治基础的官僚,行政官僚管理成本大(汉宣帝一半国家财政养官员,北宋超过七成财政收入以养兵)增加方式即原赋税基础上增加非税收摊派(民间保护费)特殊时期,杂费会更多,民间负担更重。集权官僚制度无可避免的弊病。
🔷本质:秦制时代,要想改革只有依靠皇权,变成效率型单目标系统执行的改革,如此就容易形成为能够更好推进执行,巩固支持而排出异见,使用酷吏和小人,发展党争或者下层盘剥更甚。根本原因是,皇权和改革初衷是相悖的,秦制极权的统治阶级和人民根本矛盾对立。虽然改革名义上是解决财政问题,但皇权实际上是希望增加朝廷收入,加强民间汲取为手段,维持统治为自己王朝续命,官僚在意任内无错,捞钱和安全退休,民生疾苦和税负公平并不在皇权官僚考虑之列。
理性化制度的国家要求国家治理行为,严格遵守客观正规的法律法规办事,而不是个人的主观心意,要符合公共利益而非私人私利。秦制社会公共利益只属于皇权官僚,公共利益和皇权私人利益不区分,秦制极权的公共利益只能依靠皇帝对个人利益的理性追求来实现,例如想要江山永固就要约束皇权和代理人官僚权力为满足个人利益的膨胀,但实际人性更愿意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变成权力分配成为皇权和官僚博弈分配但目标一致搜刮民间汲取。所有权利都是皇权的个人私产。人民只是皇权满足个人欲望的牛羊,国家不是服务人民而是相反。
🔷放到现代中国就是,国家表面上强调支持中小企业和民间企业减免赋税,但实际上通过碳中和,新能源绿色经济,企业整改和反垄断,要求思想意识学习内循环等手段加强民间盘剥,使民间企业更难生存。
今天听了周濂的对《正义论》的批判,因为太学术,所以没做笔记。我就一个感想,这些正儿八经影响了全世界的哲学家,我在22岁之前一个都不认识,这就是中国的教育水平,政治学水平等于零,就别吹中国教育水平了。
其实也说说我的一点思考,我知道六四的时间非常晚,而且听信的中共那套学生暴动说,就是说什么学生杀害「解放军」。我就没什么思考全盘接受了。直到今天我才回过味来,学生杀人说多么离谱呢?军队进城是六月四日凌晨,之前两个月在北京城中心根本就没有士兵,哪来的人杀呢?所以显然就是学生反抗士兵的镇压,是在反抗暴政。如果我的思维不是僵化的「被灌输式」的中国思维,而是想一下是多么离谱,也就不会被骗了,这是中国洗脑教育最牛逼的地方,当然现在全世界都在中国化,也没多好就是了,只有少数发达的地方真的在做教育。
说真的,我现在的思维还是很大程度上听什么就是什么,根本没法思考多少东西,因为大学根本没学过政治学,底子太差,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建立一套思维。这就是素质教育的目的,给学生足够全面的知识、让学生自己思考。
附上周濂三小时的报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3tIhUc4eM
其实政治学还是有点意思的,比马克思好听∞倍。可以闲着听听,少玩游戏哈哈哈。什么是正义、权利、正当。虽然我内心更倾向诺齐克的自由意志主义,但福利国家看起来也还可以。不过我想分配正义限制还是太多了,容易赤字崩溃。当然中国是比诺齐克还要右的君主意志主义,以国家权力擅自私有化,根本不给人民分配任何东西。罗尔斯还说要给「因各种原因而无法拥有平等机会的人」给予福利,而中国?是从这些人身上剥削、榨干任何一滴价值,然后回报给权贵、或者甚至不知道回报给了谁。不光体制,因为权力不受限制、权力也不会进行监管,以资本形式展现的权力一样作恶,就比如说交钱一万多去当实习生的某公司(忘了是谁)。
资本是无关道德的,所以资本从来不会作恶。真正作恶的是权力,而权力最突出的表现形式的政府和资本,当然还有宗族父权。我想现代自由主义左右翼、无论是哈耶尔、诺齐克还是罗尔斯,都会认为政府和资本是要被监督的,哈耶克都说要用法治监督资本呢。然而全世界总有些逆行的,政府和资本都是不受控制的,劳动法没用的问题真的在于资本家吗?当然是政府的问题啦!所以今天中国的新左翼还在骂资本家,只能说……你们多骂,把中国带入深渊吧,从此变成一个又穷又臭的臭水沟。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26555
《一個人的香港史:香港最後一場選舉與47個國家的敵人》
☆★《港區國安法》第一大案★☆
☆★香港版美麗島事件☆★
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香港民主與公民社會的最大斲傷
除了相信法律賦予代議士的力量、相信選舉可以帶來改變,這47人的相異處可能多於共同處。他們究竟做了什麼, 為什麼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一夕間成為國家的敵人?
一群相信民主的力量、嘗試運用體制內的方法來動搖體制的人
被極權政府指控犯下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
二〇一九年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社會遭遇連番衝擊,不過民間的抗爭意志依舊堅定。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的那個週末,在《港區國安法》的威脅下,仍有逾六十萬香港選民頂著烈日參加由民間組織主辦的民主派初選,以直接參與的方式選出二〇二〇年立法會民主派正式候選人名單。民主派及其選民希望,運用反修例運動所凝聚起來的強大氣勢,搭配通過民意考驗的候選人名單,若能在立法會中取得過半或以上席次,就能以《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在體制內要求港府回應抗爭訴求。
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港府出動上千警力同步捕抓五十五名參與二〇二〇年民主派初選的發起人和初選候選人,其中四十七人依《港區國安法》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起訴,一般稱「47人案」。此案牽連人數之廣,為《港區國安法》通過後首見;長達四日的馬拉松式審訊及長時間的未審先囚,則威脅到人權與「無罪推定」的基本法治原則。
除了前區議員與立法會議員外,這四十七人中還有社工、學生、法律學者、醫護、記者、連鎖商店老闆、樂團主唱……組成殊異多元,涵蓋了香港民主派從最激進到最溫和的光譜,年齡從二十三歲到六十四歲,實際參與政治的時間各有長短,有不少更是反修例運動後才初次參與政治的素人。
四十七人中的大部分人,是由總計逾六十萬選民所選出的民主派代表,他們各自的經歷與故事,反映出香港這個社會的不同切片與個人化的生活情境,串讀他們的從政經歷和參與初選的理由,則能較大結構地看見香港民主發展的進程。而他們被拘捕及在公私領域被噤聲,不只是個人,亦是社會集體性的巨大傷痕,彷彿宣告了香港公民社會的極度壓縮與民主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