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https://matters.news/@linsantu/13661-%E5%9B%9E%E5%BF%86%E5%9C%A8%E5%8D%B1%E6%9C%BA%E5%9B%9B%E4%BC%8F%E7%9A%84%E5%8D%97%E7%96%86
近年来观察中文世界对于新疆的讨论,一个很突出的印象就是发表意见的人对于历史的记忆往往只有上古至1952年以前,以及2009年7月5日以后。绝大多数的人对于1952-2009年这之间的50多年新疆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地人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心态生活的全无了解。这也非常正常,这一段时间的事情少有人叙述,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说二五事件——至今无论对于哪一方都是笼罩在迷雾之中。那我尽可能地为大家介绍一些故事和材料
高旭事件,详情请点击链接,是影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新疆政策的一个关键事件,也是为维吾尔人对新时代的民族关系的心态定下了基调的震撼人心的大事件。当年是1980年,胡耀邦在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两周后就召开西藏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政策的新说法,其中最扎眼的一点,就是从西藏撤出所有汉族干部。于是,在随后7月举行的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开始讨论也要从新疆撤出汉族干部的方案。9月16日劫法场事件引发哗然,时任自治区书记汪锋于是在9月21日的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交了关于撤出汉族干部的草案。然而这引起了胡耀邦的政敌、也是在新疆有深厚根基的王震的不满,于是他在9月27日率阵访问新疆,倚元老身份向邓小平提交《赴新疆慰问的汇报提纲》,要求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并提出恢复兵团。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际上已经在1975年1月5日与全国其他十二个兵团一起撤销了。但高旭事件也引发了当时汉族兵团人的不安,他们向 王震请愿,要通过恢复兵团保护他们免受自治区的限制。最终,胡耀邦也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在民族政策上做了让步,以换取元老在其他领域政策上的让步。1981年底,兵团正式恢复。邓小平特意去掉了名称中的“军区”两字,把名字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表明这是个和平友好无害的组织
@runrunrun 分享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雅思在家考在中国上线了!六月报名时间截止到17号,24号进行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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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在家考成绩的院校见https://takeielts.britishcouncil.org/take-ielts/which-ielts-test/ielts-indicator/organisations
看了一些杜导正08-11年的采访,人物杂志和中国新闻周刊的,又感慨那时候的言论可比现在自由多了,一个退下来的新闻署署长,大呼开放舆论,“内部的腐败很难根治,左手生个疮右手来挖下不了手”,“中国人现在有饭吃、有房子住、不打仗,觉得还过得去,但腐败太厉害了”,“第一条就是党内民主,第二条就是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条就是把舆论放开”,“西方国家的问题比起中国来,绝对不是大问题,因为他们的民主制度决定了人民有权选择和罢免政府”,“国家现在不奖励人文方面的东西,只奖励科学技术,这和斯大林一样”,“希望我们党能够与时俱进,由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再慢慢变成宪政党”……这时候他还表示,对未来很乐观,因为“世界进步潮流浩浩荡荡”,且“网络的力量会推动政治上的改变”。(1/2)
南都周刊真是勇士!(夸奖)
公众号发了河南储户码变色的事
#夜瞳的上课日常
没敢太深入探讨,最后努力拉回
但给出了具体多位的真实例子
并验证了同行者绿码不变
以及“接线员”的具体回应
有采访过程无实拍照片
图是网传,不知道有没有验证
猜测是远程网络采访(存疑)
今日推文:
谁能让健康码随意变色?多名“取款难”储户被强行赋红码
文章来源:
南都周刊公众号
文章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jWBUBLYz5vueePcQTUwFQ
《西坡原创|红码防民,这是一个恶劣的开头》
当一个社会具备了大规模精准化地重新分配流动性的能力,也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决定谁可以移动谁不可以移动,那么它就必须具备抗衡这种新能力被滥用的机制。我说的是机制,因为靠舆论抵御这股潮流是不现实的。舆论这只眼看不到的时候,技术的脚步就会悄然前伸,而我们的活动空间就会步步缩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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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夏河:我为何被内地全网禁言》
我的遭遇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并不新鲜。随着内网敏感点如病变扩散般布满全身,每个网友都随时可能一脸懵逼的被互联网死亡。只不过,有人比我早不必遗憾,有人比我晚也别侥幸,我们的结局是一样的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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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美国三个最大城市的街头暴力犯罪。大流行开始后不久,随着公众通过在家中花费更多时间来适应疾病风险和封锁,街头犯罪率下降了 30%。
但是当人们在外面冒险时,街道真的更安全吗?传统的犯罪率不允许我们回答这样的重要问题。我们使用 Safegraph、Apple 和 Google 的数据测量户外活动,发现街头犯罪的风险最初上升了 40%。
随着生活开始恢复正常,犯罪率开始上升,风险从 2020 年 4 月的水平开始下降。但两个数量都没有回到基线。从 2020 年 3 月至 12 月,户外街头犯罪的风险比基线高出 14%。
替代解释呢?也许犯罪报告在 2020 年有所下降,这可能导致我们对风险的计算出现机械性下降?虽然这是可能的,但对犯罪受害者的唯一全国调查并未表明 2020 年犯罪报告会下降。怎么选?会不会是低风险的受害者在 2020 年留在家中,从而改变了外出人员的组合?如果 2020 年高危人群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份额增加,这可以解释我们的发现。我们对此进行了多项测试。
首先,认识到年龄、性别和种族在预测受害方面的重要性,我们使用有关时间使用和大流行前受害风险的调查数据,使用观察到的活动变化和人口群体的先前受害率来计算反事实的 2020 年犯罪率。
反事实犯罪率与实际犯罪率几乎相同,这表明在高风险人口群体中选择户外活动不会使结果产生偏差。
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惊讶。但考虑到风险最高的人口群体,年轻的美国人,在 2020 年户外活动的时间减少最多。年长的美国人在 2020 年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减少了,但他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本来就少了。
接下来,认识到 80% 的犯罪风险变化是由社区之间的差异来解释的,我们以人口普查区块组固定效应为条件。我们表明*在社区内*增加了风险,因此排除了辛普森悖论的情况。
选择是否有可能沿着更微妙的维度发生变化?我们没有数据来排除每个故事。但鉴于年龄、性别种族和地点在解释犯罪受害方面的广泛解释力,我们认为这种选择的范围相当狭窄。
到目前为止,所有结果均来自三个城市。我们的结论在全国范围内是否成立?我们使用关于时间使用和受害的全国调查数据复制了我们的测试,并得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结论:街头犯罪受害风险在 2020 年全国增加了约 25%。
每次一个恶性事件爆发都会牵引出无数类似的相关的恶性事件曝光,举着身份证自述之前被打压不敢说,现在有相似的事网上有热度被重视才敢冒着被报复的风险实名举报的受害者数不胜数,你甚至可以从人们的口述中发现犯罪(这个犯罪的“罪犯”往往是一整个地区)的前因后果完整链条和逻辑,尽管是局域网,尽管媒体已经死亡,但原子般的证据透过个人讲述中的蛛丝马迹串了起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家实质上已经烂穿了,普通人的平静是一种普遍的假象,老天,你无法想象一个被打压却仍被曝光的具体个例后还跟着多少相似的事情,这个数量是统计学可以算出来吗?之前这些声音之所以不被听到,就像上海地铁解封时那个直播采访里被移走的话筒。如果畅所欲言,每个人都能说出亲身遇到的或是见证的恶性事件,被铁拳波及不是概率问题而是时间问题。每当我自以为我已经看过够多悲惨的人和事了,下一个事件就会给我重击刷新我的认知,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发生着,想象和见到就像是两个次元的事情。这地方就像一个柿子,里头已经彻底烂掉了,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最后一根稻草放上来之前骆驼其实已经死了很久了,我们只是在,缓慢地腐烂。
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因此他们就会放你一马,那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真了解到对方是好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会比老一代温和得多,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告诉你不是他愿意这样做,是职业所迫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够“配合”他完成工作,别砸他的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就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所有切身利益,取决的不是能不能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不能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这一章叫做《专业屠夫的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