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定要劝阻家里还有存款的老人,这是金融养老产品,也就是说客户是被定性为消费者,不是储户,消费者和储户完全就是不一样,这款养老金融产品绝对会暴雷,到时候老人维权下场就跟p2p,河南村镇银行一模一样,这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坑人呢。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7/29/content_5703512.htm
【多年的暴政、不平等、恐惧和恶政导致了极端主义思想和暴力的蔓延。这些危机的爆发大多都有征兆。它们都是积累多年——有时甚至是数十年的人类苦难:薄弱或腐败的治理和司法机构;歧视和排斥;极端不平等;剥削和剥夺经济与社会权利以及对民间社会和公共自由的镇压。包括性暴力、煽动暴力的言论和歧视少数群体的模式在内的特定人权侵犯可为从危机升级为暴行的过程提供早期预警。
随着电视屏幕和报纸上层出不穷的新闻,我们却相信自己正在走向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和无法预测的未来。我们还被如此多的新闻和评论所轰炸,这使得我们的思维也变得分散且无法明确这一切的意义。就连现在的社论也重点关注片面的新闻,而且没有哲学家加以整合以使我们看到一个包括应对挑战的方法在内的统一整体。
因此,这使我们很容易陷入完全的绝望感。但我们不能陷入这种思维方式。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目前已从惨痛的经验学到人权是抗击野蛮的唯一有效壁垒。
然而,虽然我们已作出努力,正如我之前指出的,政府和个人仍无视其承诺地违反这些公约和基本道德原则。 由于我们不能陷入瘫痪休克的状态,我们的任务就变成了加强我们的道德、思维的清晰度、开放性以及我们的道德勇气。】
——《能否预防暴行?生活在大屠杀的阴影下》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在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讲话
今天有学生问我为什么那种仇日和上纲上线的事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我真的是没法用仇恨教育去搪塞了,因为那相当于回避了个人本应承担的责任。
我说得直白点:很多中国人喜欢拿狗吠当人话,甚至去顺应甚至附和狗吠。让他们去叫,我们继续搞我们的,狗能咋地?再抡U型锁?但是我们看国内是怎么应对狗吠的?一说夏日祭,不仅全面取消,甚至中小学都在下通知禁止学生参与类似活动——这不就是便宜了狗么?所以狗只会越来越猖獗。
我说一个日本的例子。
疫情严重时期,由于中国国际印象极差,导致部分日本人去攻击横滨中华街,说他们传播病毒,但却导致了大量日本人去中华街吃饭——目的就是声援,让一些人知道极端声音无法阻止或代表自己。
大家再反观中国人,面对极端声音又是怎么做的?
不说了,气人。
佩洛西:我当年在天安门敢抗议六四屠杀,现在当然敢去台湾啦
https://twitter.com/speakerpelosi/status/1268557025266536455?s=21&t=lHDNVDMQ5BX7n6N6x0DH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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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极权启蒙(很怪的词)是《德国,一群老鼠的童话》,一本来自德国的儿童文学,以童话象征的方式讲述了在一栋房屋的老鼠之中极权建立又被推翻的故事。
要素非常齐全:围绕着独裁者(大老鼠)建立个人崇拜,树立不可能完成的光辉伟大目标(用积木搭通天塔),屏蔽外界信息(拉窗帘),树立假想敌(花园里有只猫),迫害异见者(将有异议的老鼠扔了出去)等等等等。
我只记得以上这些关于极权的要素,刚刚查了一下最后推翻极权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一只白化病小老鼠被排挤到没有油水的图书室,在这里她学会了“知识”,向其他老鼠传播人类反抗极权的事,最终把大老鼠赶下了台。
然而,尽管最后老鼠之间恢复了宁静,之前被扔出房子的老鼠却再也没有消息,或许已经遭遇了不测。我小时候读到这里心里感到一阵悲伤——极权带给人们的伤害是很难抚平的。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大概二三年级,虽然当时有很多触动但是并没有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的知识。但是之后再回想起来却觉得恍然大悟。我觉得这本书在我心里埋下了反抗极权的种子。童书是可以负担传递价值观的功能的,它可以告诉小朋友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觉得这本书做得很完美,家里有小朋友的嘟友们可以买来给小朋友看一看。
#长毛象安利大会
越读越心惊,原来由于车辆设计往往以男性身体为基础,这不仅导致车祸中女性受重伤概率比男性高出47%、轻伤高出71%、死亡高出17%,而且不合理的安全带设计对于孕妇和胎儿的安全也会造成严重影响,而这一点我以前居然从没听人讲到过,自己也是同样从没意识到过。
想起以前女性同事和我讲到“开始备孕时就一定要买车了,因为有车才方便怀孕后的出行,尤其是产检什么的,何况生了孩子也需要有车才方便带孩子出门。” 我当时觉得挺有道理的,点点头也就过去了。但如果放在这个角度下去看,私家车出行对于孕妇好像还真的也不是太友好,或者说,至少当前的设计也导致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孕妇友好……
(出自《看不见的女性》 第9章)
香港是如何从一个 "购物者和资本家的天堂 "转变为一个处于全球反华浪潮前线的 "抗议之城 "的?李静君将1997年后的中港之争置于 "全球中国 "的大背景中。北京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世界各地部署了一系列的权力机制--经济国策、赞助人-客户关系和象征性的支配。从亚洲到非洲,这个中国的权力项目引发了各种反击运动,从默许和适应到挪用和抵抗。在香港,对中国权力整体的反应采取了重要的抗议形式,这些抗议在20多年里已经扩大为一场重要的非殖民化斗争。香港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化城市和其共产主义专制君主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它的许多特殊性令人震惊,提供了关于中国作为一种全球力量的教训。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elements/hong-kong/52262049437D84C544F8C1B04BCE7C94#.YuMXFtWDrI8.twitter
每次打开内网都觉得这个地方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了,它会拖垮吞噬有希望有未来的人,在高歌二舅精神的同时仍然源源不断地人为量贩类二舅的苦难人生,再用所谓的二舅精神去束缚绑架他们。二舅故事可能半真半假,但类似二舅的悲剧却从没停止上演。疫苗致死致残,不是现在还发生着吗,叫小学生让他们的高龄爷爷奶奶打疫苗凑kpi,空口白牙说疫苗没有副作用不会导致白血病,实际上不知道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和终身残疾。掏空积蓄买的房子,恒大暴雷和郑州银行吞款,养老问题,全都是眼前发生的,而官方在干什么,在赞颂,在免责,就如同瘟疫爆发初期赞美被迫剃头、轮班猝死、克扣工资的医护一样,他们在夸谁就是要害谁。只要中国共产党还统治着这片土地一天,这片土地就没有希望,人肉的柴火架着人肉的锅煮着人肉的汤,这样地狱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最令人不适的也许不是影片本身,而是“治好精神内耗”的设定,瞬间勾起简中人被爹捏住鼻子强行灌药的梦魇,还没看已经开始呛咳:凭什么说我有病!我不要莲花清瘟!你才有病!
因为“精神内耗”四字包含了简中对情绪污名化的典型话术:把人比喻为机器,暗示一切缺乏功能性、无助于生产力的情绪都是无意义的浪费。同时把“消耗”往内投射,不问外在缘由,让元凶再次成功隐身。
这种心理问题的叙事方向太常见了。热搜上每个因抑郁症自杀的学生和打工人,每次翻出他们的心理病历,大家都有种“破案了!”的释怀,仿佛抑郁症是一切悲剧的终极答案。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是个进步,至少我们不再往当事人身上贴“心灵脆弱”的标签,也终于承认背后的化学病理机制。
但这不代表就能直接结案,把情绪问题和疾病当成天灾般的不可抗力、无由来的不幸,甚至概率性的玄学。
以“疾病”概括抑郁症患者一切行为,表面上是政治正确,实际上还是歧视。只不过以前甩锅患者的心理素质,现在归因于生理缺陷;以前是指责,现在是冷漠。
很多人形容抑郁症像“被黑色塑料袋蒙着头,再被一顿暴打,很痛但根本看不清凶手。”
从患者角度看,这形容很贴切,也杜绝了一切让患者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傻逼苛求。但在社会的角度,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默认凶手不存在。
病理化不是把背后的社会和环境诱因全撇清的借口。要不是把人当成耗材,何来内耗?
在香港,愈來愈感到”不自由“ 。一部份當然來自香港的大氣候,一部份是來自自我審查... (明明只是想買件由烏克蘭郵政出的T-shirt,但似乎另一個我叫我不要買... )
https://www.ebay.com/itm/155021999176?hash=item241807fc48:g:wmQAAOSwj75ih9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