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很长的update
有一位教授写了一封信给学校管理层,因为我觉得他写得很棒,所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天就过得比较混乱了,上午是第一次去旁听journalism theory的lecture,听老师讲public sphere,讲公民和政府的博弈,她举例的时候又讲到李文亮医生,我在下面听得默默抹眼泪,一下课就冲到学校调整课表的地方,把选修换到了这节课上了,课程内容实在让我太喜欢了!下午上这节课的seminar,讨论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直说,我们,中国人,无法拥有public sphere,因为想拥有它你得先拥有在这边已经是cliché的freedom of speech…这位新闻系的老师对中国的问题好像很重视,对我连连点头并示意我多说一些,我想这就是很好的机会提起学校不让我们贴海报的事情,于是就站了起来,说看我们在这里讨论public sphere,讨论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但就在this very school,在这所差点没把自由精神和critical thinking印在脑门上的学校,我们所谈论到的基本权利却正在被侵犯。大家都惊讶地表示啊?我继续描述了一下,星期六我所遭遇到的,学校不让中国学生贴海报的事情,大家又又又送来了很多张震惊脸(…)
上这节课时看到好像有中国人的身影所以我还蛮警惕的,但还是站起来突突突输出了一通,并举起很多海报给班里同学看。说完以后,老师表示靠我太震惊了,这简直无法忍受!她也说自己要支持我们,还问班里同学哪些是journalism专业的?好几只手举了起来,老师激动地:“好了!看!这就是你们该写的新闻!” 大家聊着聊着学校的这个事情,就扯到了中国离谱的政治现状,老师就问噢我们这节课还有另一位中国同学,不知道他怎么想呢?我心里咯噔一声,但还好,我身后的那个男生举起手,点点头说他也认可这些观点,而且他对中国的现状也感到很绝望,好像我们没有出路了。我:是的(T^T)。旁边坐着的一个男生这个时候说话了,“作为台湾人…我们和中国是邻居,所以一直都能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压迫,台湾现在虽然言论环境要比中国好得多,但在国际环境里,台湾的位置基本已经被中国压缩没了…”,我很无奈地摇摇头看向他说 “Hi, I’m so sorry…” 班里同学都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说,“但你很勇敢,我很喜欢你印的海报!” 接着他旁边坐着的女生也说话了:“作为香港人,我也…” 我扶额在心里仰天长叹,又看向她说,“I’m so sorry, again…”大家又笑了起来,后来就听到这个女生说了现在的香港…已经越来越不是香港了,我心里就很沉重很沉重,这些,全,他,爹,都是ccp造的孽。
课后老师喊住我让我把事情具体经过发给她,她要把这件事先反映给head of department。其他同学围过来,找我要邮箱,要ig,要海报图片,想要帮忙,有两位journalism的同学希望我发邮件给她们详细说一下事情经过,她们要做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那位中国同学等到最后,我们一起走出去的时候我用中文和他说了事情经过,他录了音并说他会很快写一篇report出来。晚上回来没吃饭就开始疯狂写邮件发邮件,另外两位journalism的同学在她们的邮件里说,it is horrendous how you and your group has been treated. 这个报道写出来以后可以发给校刊甚至end up in local newspaper.
学校的公告墙上也出现了质问学校的标语!(我觉得做得超棒,但涉及隐私的东西我还是遮掉了)。
很是忙乱的一天,但也收到了很多支持所以蛮开心的,晚上听说莱顿大学也不让留学生贴海报了…呵呵,一群伪君子 (竖中指ing)
第二部分
丑闻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美国和荷兰等受援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荷兰最大的收养机构 Wereldkinderen(相当于荷兰的收养中心)的负责人在得知有几个孩子被收养到荷兰后辞职。
但在瑞典,湖南省儿童被盗的丑闻却鲜为人知。 克里斯特森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在被盗儿童可能来到瑞典这一事实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公开问题。 在一个未来的总理通常都会对他们所有的收据、租金收据和同居者进行审计的国家,这很奇怪。
在 Kristersson 担任 Adoptionscentrum 主席期间,2003 年至 2005 年间,从中国到美国、欧洲和瑞典的收养人数有所增加。 中国成为收养中心收养儿童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 250 名。 中国很受欢迎:等待时间短,孩子们通常都很健康,而且他们没有出生证明,因为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被列为“找到”。
对于瑞典夫妇来说,收养中心传达了一个中国的形象,因为据说中国家庭更喜欢儿子,所以女孩被大量遗弃。 当然也有很多孩子被遗弃,但不足以满足西方日益增长的需求。 可以想象通过满足这种需求来赚取额外收入的人贩子和腐败官员手上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工具:独生子女政策。
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强制绝育,强制堕胎,还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必须申请许可证并向国家缴纳罚款。 在 1990 年代,那些没有钱的人可能会被剥夺一只山羊、一头猪,甚至可以没收或拆毁他们的房屋。 在 2000 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孤儿院加入该州的国际收养系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今以后,政府官员不再拿猪来惩罚那些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人。 他们带走了孩子。
孤儿院可以以每人约 3,700 瑞典克朗的价格购买儿童。 瑞典和西方的外国收养组织为每个孩子支付了 10,000 至 50,000 瑞典克朗,这使得整个事情变得非常有利可图。
孤儿院开出虚假文件,通常说孩子是被匿名送到孤儿院外或在公共场所被发现的。 这样一来,他们就绕过了在中国进行收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父母的签名。 取而代之的是,孩子们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然后被进一步收养,获得了另一个新名字。 因此,无法知道有多少被瑞典收养的人受到了影响。
会有很多猫猫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