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时见猫 @[email protected]

【帮助别人解决心理问题竟成“举报” 大学“心理干预”系统为何越来越像“监视”系统？】李舜（化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试图帮助别人心理健康问题的行为，竟成了“举报”。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在某社交平台上偶然看到一个女孩匿名发求助帖：“想自杀。”看到这句话，主修心理学的李舜，本能地感到一丝不妙。他装作同样想“自杀”的学生在帖子底下留言：“我也想自杀，要不聊聊？”没过多久，李舜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好。”女孩简短地回复道，同时私聊他了一个联系方式。
女孩是一位国内名校的大学生，没经历过创伤性事件，但因为抑郁症导致情绪低落，悲观厌世，也没有动力就医服药。这是归国不久的李舜第一次面对与他专业高度相关的求助样本。他准备将自己从国外大学里学习到的经验应用到女孩身上。 “一般高校都会有成熟的心理干预流程，”李舜回复女孩。“比如，带你看病、学业减免、每周1~2次免费心理咨询等。”
这是李舜在国外生活中了解到的经验。李舜问女孩，是否愿意让他代替她向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汇报，帮她“对接资源”？女孩同意了，并把自己的学生证发给了他。李舜照着学生证上的信息打电话给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这个事情我们了解了，你还挺有爱心的。”电话那头的老师夸他道，“我们会去核实一下。”
但随后，女孩质问他到底在跟谁“汇报情况”：“大半夜的，怎么学校保卫处来了两拨人找我？”原来，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将事情告诉了保卫处，保卫处立即把女孩的情况报告给了学办主任，学办主任又通知了辅导员。第二天早上，女孩告诉李舜，辅导员不仅跟她室友“核实情况”，同时还联系了她的家长。辅导员把学校的条例列出来，告诉他们不建议让女孩继续上学，“让我出去就医，如果就医后需要住院就住院，不需要住院就建议休学。”李舜一头雾水……学办主任是谁？为什么通知的不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为什么要和室友核实情况？
李舜很自责。他将事件的经过告诉了几个朋友，结果“没一个人说我做得对”。他清晰地记得，有位朋友甚至直接跟他说：“你这不是向学校举报她得了抑郁症吗？”后来，李舜从女孩处得知，经与学校协商，通过“家长陪读”的方式继续留在学校里上学。李舜意识到，自己成了让事态失控的“始作俑者”。但他也很疑惑，“为什么学校没有遵守心理干预最基本的隐私保护原则？为什么要让这么多不该知道这件事的人，知道这件事？”
高校的心理健康干预系统在一些大学生眼里，这个本意是“帮助”的系统，如今却越来越像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这双“眼睛”涵盖了“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四层“预警系统”。从开学做的第一份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开始，它似乎就注视每一个“状况异常”的学生，关注着他们的情绪、变故、挫折。等达到某一阈值，有的大学甚至会向学生发出警报：“你的情绪一直不太好，是否该考虑休学了？”有学生问：在学校里，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一位高校心理健康系统中的负责人员说，学校不是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而是帮助学生度过校内生活。“只要确认这个人不出事，危机就解除了。”（八点健闻）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IfiLNdadl4YyTvm4Phv2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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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是去年毕业的某211硕士，以前没怎么干过体力劳动，出于对脑力劳动的“背叛”，我决定去找一个体力活儿干干，于是我伪造了高中毕业的学历，在2月底经由一个人力资源公司到了上海的一家盒马生鲜干分拣。
分拣场所是在一个灯光暗淡的仓库之中，计件工资，按照“合流”和“一体化”两种计价方式，所谓的合流就是在捡好货物之后不需要自己打包的，一体化则需要自己拿个箱子打包，合流的一件商品2毛五，一体化的一单是1块2，这个“一件”商品不是真的一件商品，而是同一个商品，比如有人买了五瓶矿泉水，这五瓶矿泉水算一件，而一体化，无论你拣了多少商品都是1块2，一体化的一单平均要有10件商品左右，而且还要自己打包，所以拣货员不喜欢干一体化的，但是没法拒绝，被派到什么单就是什么单。
拣货员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捡完货物，一般10件商品会给2-3分钟的时间，你需要在这2-3分钟的时间内，用手挎着提包，在面积大约600-700平米且构造复杂的仓库里，用一个扫描枪把商品塞进包里，然后拿着包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地点，一旦超时就会被扣钱。与此同时，在工人们奔跑的另一边，三个管理员（两女一男）在椅子上拿着大喇叭不停地催促人跑快点：
“XXX！你干嘛呢！！磨磨唧唧的！“
”跑快点！都给我跑起来！”
“跑这么慢，还想不想干了？不想干就滚！”
你一边需要忍受管理员的呵斥，一边要像被鞭子鞭打的牛一样干活，是的，这是真的牛马，在这里，你不会有任何的尊严，任何的一点小失误都会遭受严厉的呵斥，我每天要听到十几句“草你xx”，甚至没什么失误也会遭到打击，有一次，一个分拣员好像跟一个女的管理员发生了争执，然后另一个女生过去看发生了什么（这个女孩还没有18岁，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在这里干分拣），然后那个女管理员看她走过来，就骂她：“滚回去！给你脸了？！看什么看！”，我还听到女管理员这样喃喃自语：“我最近是不是骂的少了，好些人干活不勤快，蹬鼻子上脸了！”
紧张而单调的劳动并不让我感到难受，顶多让我感觉到了一些人在劳动中的异化（实际上从研究的目的看，我并不排斥感受这种异化），但是那种充满了威权、严酷的工作环境却让我疲倦，以及内心深深的悲哀——我是学习心理咨询的，我的价值导向大体上是助人的，我并非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冷漠、防御、虚伪、暴力（事实上我在家庭和学校中也体会了不少），但是这种黑色的东西以一种大规模系统性的方式展示在我的面前时，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心理学拯救个人是有可能的，但是拯救社会却是妄想，而从和分拣员同事的交谈中，我在看到力量的同时也看到了底层人民相比于其他阶层更多的迷茫——在这里，没有什么阶级上升/个人发展的太多可能，个人更多地只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或者压根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思考这些问题会让人焦虑。
金钱和权力的耦合让社会好像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扭曲状态，我在所谓的大厂也工作过，一边是阿里巴巴炫目的写字楼，一边和其旗下公司（盒马）处于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大厂的繁华之下不过是满地的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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