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负与神恩》
我应当希望自己一无所是。若我是什么，那将是多么可怕！热爱我的虚无，热爱自己是虚无。用位于帷幕另一侧的那部分灵魂去爱，因为意识能感知到的那部分灵魂不可能爱虚无，它对虚无感到恐惧，如它以为热爱虚无，那么它所爱的不是虚无，而是其他东西。
经历这种情况后，一些人像疯子一样自占自语。此后，不管他们做什么，对他们只应有怜悯。另些人，为数不多，把他们全部身心交付给了沉默。
有些努力所取得的效果同所追求的目标相反（譬如：尖刻的女虔诚者、假苦行主义、某种忠诚等）。其他的努力总是有用的，即使这些努力并不达到什么目的。如何区别它们？也许是：有些努力同否定（欺骗性的）内心的贫贱相伴。其他的努力伴随着孜孜不倦地专心于人们所是和所爱之间的距离上。
尘世是关着的门。这是一道屏障。同时，又是通道。在两间相邻的牢房里，两名囚犯用掌击墙相互交流。墙是将他们隔开的东西，但也是使他们能交流的东西。我们同上帝也一样。每种隔离是一种联系。
对我们的迫在文明做一次清点或是批评，这意味着什么？努力以准确的方式去弄清把人变成自己亲手创造物的奴隶的那个陷阱。无意识是由何处渗透入我们有条理的思维和行动的？躲避到不开化的生活中去是懒办法。应当重新在我们所处的文明本身之中找到精神与社会之间原初的契约。由于生命的短暂，由于合作和继承的无法实现，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这并不是为不去完成它找到一个理由。我们大家都处在类似于苏格拉底的境地中 —— 当他在狱中等待着死亡，当他学习奏扗拉琴（ lyre ）之时 …… 至少，人们也许会经历 …… 屈服于数量重压的精神除了效力之外别无标准。
压迫这概念归根到底是一种愚蠢：只要读一下《伊利亚特》即可。因此，更不用说压迫阶级这个概念。可谈的仅是社会的压迫机制。奴隶与公民之问的差别（孟德斯鸠、卢棱 …… ）：奴隶服从其主子，而公民服从法律。主子可能十分和善，法律却可能十分严厉：这丝毫改变不了什么。一切全在于任性和准则之间的距离之中。
强者从压迫的某种程度起，必然会使他们的奴隶崇敬他们。因为绝对被强制，做他人掌中的玩物，这种思想对于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自此，所有一切摆脱强制的办法对于他来说都是好的，他别无办法，只有说服自己：别人强迫他去做的事情，他自愿地去完成，也就是说用忠诚去替代屈从。而且，甚至有时他会尽力去做比别人强迫他完成更多的事，而痛苦却更少些，这同下面的现象是相同的：当孩子们玩耍时，他们会笑着忍受肉体之苦，倘若这种皮肉之苦作为惩罚手段来对付他们的话，就会使他们感到受压迫。奴役正是通过这种迂回的方法使灵魂变得卑下：事实上，这种忠诚建立在谎言上，因为其理性是经不住检验的。
倘若有一天，人们被迫粉身碎骨以抗击强权，不然就被视为胆小鬼，那么把自己看成被事物的本性战胜的、而不是被人战胜的。人可能被囚在牢中带上镣铐，同样也可能失明或瘫痪。毫无差别。在强迫性的服从中，惟一保持尊严的方法是：把头领看成是一样东西。每人都是必然性的奴隶，但是有意识的奴隶远为高明。
在我们这样一种从根基就腐朽并且受这种弥天谎言启迪的文明中，有如此多的恶，这就没什么可惊奇的了。以色列的不幸重压在基督教民族身上。残酷、宗教裁判所、灭绝异教徒和对教会不忠者，这就是以色列。资本主义，这就是以色列（这在某种程度上尤为真实 …… ）。集权主义，这就是以色列，尤其在它最凶险的敌人的国度里。
时光在流逝中，销蚀、摧毁了世俗的东西。因此，在过去中有比现时更多的永恒。被充分理解的历史的价值，似普鲁斯特作品中回忆的价值。因此，过去向我展示了某种既是现实的、又比我们更美好的东西，这种东西能把我们往上拉，未来永远办不到这一点。
面对着事物，使思想获解放。若依附于人，那么面对着人就会使自己受到轻视，这是因为，或是这种依附具有屈从形式，或是它具有发号施令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