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对于政府在防疫上各种无人道作为感到费解的朋友, 我很推荐杨继绳记载1958-1960年大饥荒的<墓碑>. 我个人觉得此书精华不在于记载的死亡和暴行,而在于地方和中央决策层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毛泽东从1958成都会议为"冒进"亮绿灯,到1959庐山会议直接把决策层中的异见者打为"反党集团"，通过弄政让异见者无法出声; 懂得投其所好的因此就在地方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逼死基层以便向上级邀功, 基层干部为了保住官衔,便执行违背科学和常识的农业和基建项目,并且为完成上缴粮食和建设的指标对平民下毒手. 加上从之前的土改等运动中升任为基层干部的政棍许多本就是农村里没有正业的地痞流氓, 这些人就在上级指示的保驾护航之下兴风作浪. 在全国大部分主要产粮地的自然气候比起1954年都可以算是风调雨顺的三年里,几千万平民因为政棍的上行下效死于非命.
借古阅今, 可以清晰看到的是在政府至今未有根本改变的执政思维中, 执政的首要目的从来就不是便民, 而是弄政, 通过党同伐异,划清敌我来巩固统治地位.死几个平民这种一个指头的问题,敌不过削弱敌对势力的九个指头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