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母小猫（不想工作版） @[email protected]

说一点生活里的不快。

作为听障人士，日常生活里面很多时候都靠经验预判其他人可能在说什么。猜错的时候就非常尴尬。也有些时候预判的情况和实际发生的情况不一样，也会非常尴尬和不愉快。

比如在KFC订餐这件事，一般说来在手机上订好，然后看着前台屏幕上的号码，轮到自己的时候去取餐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个疯狂星期四我点餐后等了很久（APP上的取餐点写着窗口），并没有出现我的号码，然后前面不停地有人取餐，一直没有出现我的餐 手机又快没电了，我就问店员有没有拿过来，但店员似乎因为很忙态度非常恶劣，我也没听清她说什么，问了几次以后她显得不太耐烦，我在那里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进屋发现我的餐放在前台上。
（当天人非常多）

猜测店员也许当时跟我说到前台去取，但我完全没听见。（店里环境很嘈杂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本来点了餐在窗口取走就能做完的事情因为出现了跟之前设想的场景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没办法对话的时候就卡壳了。

【虽然可以用写的，但人多的时候你写东西，店员可能就忙着招呼其他能听到的人而忽视你。因此现在出来除了去比较安静的场合，我也很少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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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很想吐槽一下，在类似的情况下，我家附近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员的态度是有些不同的。麦当劳的店员人比较好，会帮忙拿东西，还看到他们帮忙不太会用手机的老人在手机上点餐，但肯德基的店员态度很糟糕。

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两次以后我再也不去那家肯德基了。

吃麦麦！

“饥荒政治。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研究发现：饥荒政治实际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它故意将目标人群长期置于食物（或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严重供应不足，或者价格远远超出消费水平的状态，以此来控制他们，迫使他们陷入基本的生活满足中苟延残喘，而无暇去组织参与影响他们的政治活动。”

我一直有件非常担心的事情，因为现在疫情快递已经很久不通了，我的助听器电池就剩下一盒了，现在自己独自居住，很担心哪天莫名阳了被人打电话或者上门找，如果我听不见不能接电话和开门，会遭到粗暴对待。

马来西亚每次大选，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投票，防止有人反复投票，用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办法：给手指染色。这种染色剂短时间内洗不掉，会保存两个星期左右。而为了提高投票率，大马很多企业商店都提供了优惠，凭借染了色的手指，去奶茶店领一杯免费奶茶啊，买打折的食品等。
真好呀，染色的手指就是行使权利的象征，不仅有精神加成，更能刺激经济，参与建设更好的国家，一举多得。

本来对吴晓波无感，但是他上梁文道的《八分》播客，提到一个说法，好感倍增。

说到记录，梁文道说自己陆陆续续在写香港，记录香港。吴晓波说，现在就要写，可能更有意义。20年以后再写，当下的心情会消失，就会失真，甚至会怀念那个苦难。而当下你是没有怀念苦难的，字里行间你会控制。如果你要写香港，就要现在好好写。

我们也该在荒诞不堪的疫情时代坚持记录，记录那些“苦难”，或许悲愤、或许痛苦、或许矫情，但是起码不会修饰、怀念这个苦难。

据闻Mastodon这个名字来源于同名重金属乐队，而这支乐队在台湾译作大只佬，茸友们的形象突然威猛起来……

不太认同体谅基层工作人员的倡议。

官员隐身，让基层的吏和志愿者出来执行恶政，同时宣传他们多么不容易，牺牲多大，多么有奉献精神来要挟民众理解、配合，本来就是一种狡猾的诡计。

半年多来我们楼的“楼长”负责统计每家每户的核酸和抗原。

老两口不会手机支付，封城的时候我会主动问他们缺什么，分给他们团到的蔬菜水果。

但是她“热心”来催做核酸的时候我要么敷衍要么黑着脸直接关门。

居委打电话也不接，管你统计黄码多么麻烦，一天要打三百还是五百个电话，有没有被人骂。

每对他们说一句”谢谢“，就多强化了一点他们是在委屈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幻想；每对他们说一句”辛苦了“，就让他们多生出一份自我感动。

错的事情，安排谁来执行，演什么苦情记都没用。

不理解，不配合，不体谅，更不感恩。

不搞他妈的变态清零，这些人就根本不用付出时间精力干这些无意义的倒霉催的破事。

#比较文淆#

你以为常不行，得习以为常。

#〇〇〇〇#

人体真是神奇！如果我通过理性的调节和健康的作息安排好了一切，让现在的生活找不到任何崩溃的理由，它就会崩溃得没有理由！

「今夜雪糕」的意思原来是「今夜should go」
今夜我可以吃更多雪糕
想像明天中午會被捕
https://open.spotify.com/track/475bkJocC02O9MQHiRfQsO?si=ed075f4148724d5a

次密接感染率数据公布有感，其实工作这么几年以来最大的感受是，曾经以为多么严谨科学的数据分析，几乎都是先有idea然后找数据back up。这点其实在大多数行业、大多数职能乃至大多数国家都是一样的。大家看着表面光鲜亮丽高大上的东西，都是内里蹬着三轮车外面套个法拉利的壳在路上跑罢了。只是可惜了那些被这些“数据”忽悠、折腾甚至失去了生命的人。

我在广州连读书带工作八年，四年大学城岛民，四年河南市民。疫情之后我去了很多地方，在杭州东站经历清零审查的时候我特别害怕不能赶上飞机回家，夜晚终于落地到了白云机场，不用扫码，不用排队，不用捅喉咙，工作人员面目亲切，大大方方回家去，我才松了一口气。想起我学会的第一句四川话是「口罩戴起」，在成都第一次在打车的时候被要求查验健康码，在昆明走几公里路去找核酸点，还有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受困于防疫政策活在朝不保夕的忐忑和不自由中⋯⋯我才意识到在全国高流动性的特大城市里，广州始终是清零运动中的一个缓进者。社会上的民生秩序从来没有受到防疫政治的深度影响，基层对待市民的态度也算善解人意。政府一犯错误，市民会上网问候你全家，听不听和改不改是另一回事，至少表达是到位的，因为广东话仍然保有审查规则之外的自由。所幸三年来不知什么是新冠旧罐。很可笑，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广州还是给我一种以「有饭食、有公开」为基本公共价值的幻觉，家在这里，语言在这里，同党在这里。还有在中国境内生活仅存的一点文化认同和精神安全感。昨晚十一点落楼丢垃圾，楼下水果档老板还在摆摊，有姨姨问咁夜仲唔收？老板笑，偷偷摆。白天不给摆。姨话，班死铲，咪鬼理佢哋，有咩理由唔俾人揾食。有这样的街坊，多少觉得安心。然而昨晚凌晨海珠发通知公布「加强防控」，今天所有外卖商超已经停业售空了，我又看到有人跳楼。有人游水过江被抓。有人凌晨三点在沙园市场排队买菜。萝卜10圆一根。粟米10圆一条。豆角20一斤。鹤洞大桥漏夜封桥。本地人埋怨城中村「低端人口」引发疫情爆发。这一切和我妈讲，我妈说，有菜抢你也要去抢，保命紧要。「保命要紧」，点会咁，又为乜呢。深圳、上海、杭州、成都，没有一个城市是为防疫而生的，它们都以某次特大病毒爆发事件为拐点，逐渐泯灭「人性」，变得无情。广州的那个拐点会不会已经来了呢。文明路上有晚风吹到我心碎，黄花岗找不到焦距。长堤大道里再追，海珠区今夜咖啡店失爱侣。

刚刚奶奶给我打电话。她八十六岁了，农村老太太，上次到广州来已经是爷爷生前的十多年了，信息来源只有隔离邻舍。她问你还有工开吗，我心里有点闷，就随口说没工开，怕没饭吃了。奶奶声音突然小了。是要讲很严肃的事情。她说，隔壁巷子有个阿婆和我说，在广州的亲戚没工开没饭吃，跳楼了。你有没有饭吃啊，奶奶在家总是挂住你们，你要好好的。我想流眼泪。我有饭吃。我当然有饭吃。又想到朋友说的，我有没有饭吃很紧要，别人有没有饭吃也很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