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自有暴力的好处，失去了意识形态的自我粉饰，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作茧自缚，从此更可以方便行事。

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暴露的时候。

他们问：“难道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有人回答得很妙：“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

　如果说共产党犬儒化的根源是“为权力而权力”，那幺，民众犬儒化的根源便是恐惧。

如果说统治者的犬儒主义表现在他们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口头上标榜的原则，而只是把那些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那幺，民众方面的犬儒主义就表现在我们也并不信仰我们声称的原则，而只是以此来掩饰我们的恐惧，为我们屈从权势加以合理化。

因此，毫不奇怪，随着阅历的增长，随着极权统溻的谎言的日益暴露，许多人并不是奋起反抗，可见他们原本就不是真诚的受骗者，他们先前的轻信其实并不纯粹是轻信。许多人只会变得更消极，更世故，更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一步，甚至努力去适应这个谎言的世界。

正因为他们多少意识到谎言是谎言，感觉到专制是专制，若反抗必招致镇压，所以才出于恐惧而不敢抗争。

只有肯思考的人才会变成犬儒，而一旦变成犬儒你就可以不再思考。

在这里，每一种控制和压迫都假借理论的名义，因此，每一种挑战和反抗也不得不首先是理论的挑战和反抗。

并非我们不敢批判，并非当局压制得太严，问题是如今的听众数量较六四前大为减少，我们的呼声缺少广泛的回应。

导致自由呼声缺少回应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泛滥成灾的虚无主义和犬儒心态。这是六四事件留下的最恶劣的后遗症。

不管我们如何反复论证说明六四的结局绝非必然，以期在人们心中重建对理性抗争的信仰，可惜的是，多数人一时间不会这幺想，他们更容易从那一震撼中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结论：思想打不过刀枪，理性敌不过暴力。

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幺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幺都不相信了。

人生苦短，大家都受了半辈子穷，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大发其财的机会，为什幺非要争什幺自由民主不可呢？

现在民运的低落，是因为政治理想政治热情遭受严厉打压被冷冻被放弃，不是因为人们利益的满足而是因为期望的收缩，不是因为物质主义的泛滥而是因为犬儒主义的蔓延。

犬儒主义是在理想主义惨遭失败后发生的。玩世不恭的心态是在严肃的追横遭蹂躏后发生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会使人深感疲惫，摆脱疲惫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扔掉精神再付之一笑。为什幺要“躲避崇高”、“渴望堕落”呢？因为“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王朔小说语）。阿Ｑ每遇挫败，要幺精神胜利，要幺自轻自贱，两法都有解脱之效。其实，不只是阿Ｑ，就连一些执着的理想
家在碰壁之后也常常要自嘲一番的，自嘲就是自疗。若置身于旁观者的地位，要嘲笑别人的碰壁就更容易。

王朔作品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但是作为一种玩主思潮在北京走俏，有特定的背景，实际上反映了九十年代初弥漫于整个社会上下的玩世不恭的虚无感。有人提到了“弥漫社会底层的无可奈何的失败主义情绪”。

因为犬儒之刺，读后“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鲁迅语）。

在暴力统治下，即便有自由批评也不足以形成与论，即便有舆论也不足以形成政治力量。所以暴力不在乎有人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而并不需要人们的认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

犬儒嘲笑权势，于权势无甚大碍，犬儒嘲笑抗争，却对抗争有大伤害
，因为抗争的力量端在于道义，端在于赢得人们的支持同情。

犬儒揭穿中共的真面目，但那不等于犬儒要成心和中共过不去，因为犬儒认为换上别人也不会有什幺差别。犬儒对民运同样不以为然。他认为民运无非是想取而代之。当中共镇压民运时，犬儒的态度是“都不是什幺好东西，我谁也不帮。”这其实是答非所问。因为我们并不是要谁你反过来帮助民运镇压中共。我们只要让你说个公道，谁也不准镇压谁。争自由争民主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犬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两者混为一谈。

不少人对现在流行的政治冷感大加称赞，主动提倡老百姓“莫谈国事”；有人说，既然自由主义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人民最不关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之口，都冠以自由主义之称。这哪里是自由主义？
这是遁世主义，是犬儒主义。

所谓六四事件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信仰，那首先是让许多善良者失去了对他人的信任，进而是让一些坚持抗争者失去了对一般民众的信仰。由此产生了对理性抗争方式的怀疑。于是，有人重新提出了暴力抗争的主张。

例如有人大声疾呼要强化国家能力，这主张孤立的看也无大错，因为今天中国政府的问题，一方面是管了不该管的，另一方面是该管的没管了，可是这批进言者只讲后一方面不讲前一方面，只讲政府要有效不讲政府要有限。新保守主义者频频引用柏克、严复的言论，但只
引用他们维护权威的言论，不引用他们维护自由的言论。极端民族主义派只抨击来自外国的自由民主理念，不批评同样是来自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一党专政。

中国的后现代派热衷于揭露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性，它并不是只批判
西方社会的现实，它连带着也要否定自由民主的理想，一旦理想被否定，再坏的现实也帱得到了原谅。中国某些后现代派的逻辑是，既然西方社会也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所以我们中国没有自由民主也就不足为病

有人提出，既然向专制当局正面抗争会招致镇压，为什幺非要正面抗争不可呢？表面上敷衍它，实际上不理它，难道不更明智吗？有人甚至宣称，今日中国，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了这种态度，共产党专制实际上已经徒留躯壳，逐渐消解于无形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懈呼喊，民运人士的艰苦抗争，反而没起到多少实际的作用。

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本来就是“
政府在装模作样的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中国的专制统治，除了在某些特殊阶段，例如毛泽东时代的某些阶段，“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工厂、公社、街道、学校等最基层，再加上狂热的“群众专政”，整个社会确实会像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年》那样，形同一个大监狱，“最高指示”能一竿子插到底，地方与个人毫无转圜变通的余地（其实严格说来也不尽如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中国式的专制都有其松动活滛的一面。最高当局的指示和政策固然不容批评，但它们通常都很含糊笼统，从而使得下面的人可以通融处理，便宜行事。

和统治者有了矛盾，有了问题，靠下面说情，靠打通关节，靠贿赂拉拢，不是去谈判对话，不是去对薄公堂，不是去向政府施加压力。“遇到红灯绕着走”这句话，固然是表明人们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人们避免触犯专制者的权威，从而承认了专制者的权威。

一个国家有没有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愿意对不同政见容忍到什幺程度，而在于当权者是否有权力去压制不同政见。

犬儒常常不肯承认自己是犬儒。他们每每要编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说词，予以合理化。

犬儒由于自己无信仰，也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一个自愿为信仰献身的人，其本身的存在就证明了信仰的真实。这就是说，榜样具有治疗犬儒病的功效。

现今犬儒病的流行，正是先前失败留下的苦果，是巨大创痛的滞后反应。

当一个人在某些问题上被贬为异端而他自己又不肯以异端自居时，他往往会比别人更急切地想在其它问题上显示出自己的正统。

谁说暴君不喜欢听真话呢？他只是不喜欢讲真话的人。所以暴君常常分不清真话假话，所以暴君常常被谎言所包围。

暴君尤其不能容忍别人先于自己指出错误纠正错误，因为那在暴君看来便有谋反夺权的重大嫌疑。

今天的中国人既然大多不信神，如果我们再否认运气即纯粹偶然性的作用，那就必然会把某些人的成功完全归之于他的才能，因而也就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他的才能。

什幺是“运动”，运动就是有控制的“失控”。

毛是皇帝的比喻，如同中国文化是酱缸的比喻，毕竟都不是准确的概念，更不是严格的理论。它们可以启发思考，但不可以代替思考。

权势崇拜原本出于恐惧，因此它的反面不是愤慨，而是轻视。

绝对权力的最大危险是，它会诱使掌权者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全社会，以一个人的大脑取代亿万人的大脑，以一个人的自由压制所有人的自由，以一个人的理想消灭其它一切理想。于是，理想中的天国变成了现实中的地狱，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最大的暴君。

奇怪的是，他们同时却又不承认那个犯罪者是罪犯、是罪人。理由是这个人还做了许多好事。

一个决非秘密的事实是，农民的这一举动并非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也不是为了实现邓小平的设计。相反，农民们是自觉地违抗党的方针，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自动自发地迈出这重要的一步。

专制就是只准自己干做好事，不准别人做好事。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专制就必须要去压制那些想要独立地做好事的人，这样它就做起了坏事。

我们之所以对统治者的某些举措心怀感激，并不是我们得到了什幺额外的恩惠，我们无非是得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但是，由于统治者权大无边，他们完全可以不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也毫无办法，而他们却竟然给了，不感激行幺？

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者，人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人民会把已有的一切都看做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农村，是由那些最贫苦的农民发起，因为人民公社这个大锅饭让他们无饭可吃；在城市，则是由待业者和无业者发起，因为铁饭碗没有他们的份。

大暴君之所以能做下大坏事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大好事，所以才积累起了足够的资源和威望去做别人做不到的大坏事。

如果不是在六四时采取“断然措施”，中国没有有今天的安定繁荣；如果今后发生类似事件，一定还要采取同样的“断然措施”。

他们认为，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总要以牺牲来换取前进。现阶段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什幺言论自由，更不必说民主参与，在眼下都是不重要的，是可以牺牲的，必须牺牲的，因而也就是应该牺牲的。如果有人不识时务地坚持这些东西，他就是违背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脱离了具体的国情。

有人说，再坏的政府也胜过无政府。这等于说再坏的政府也不应该反对。好政府倒是可以反对的，因为好政府同意把和平反对纳入体制之内，纳入正当的秩序之中，因此反对好政府没有社会脱序的危险，越是坏政府才越是反对不得。

假如你硬要说，为了社会稳定，必须牺牲言论自由。这就使人想起奥威尔讲过的一句挖苦话：“要结束战争，最快当的办法是投降。”

非暴力民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因为非暴力运动
的力量来自人民的自觉参与，它没有暴力工具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它只能瓦解强权，却不能制造强权。它可以对抗强权，但它本身并不是强权。

见到婆婆欺负媳妇，你可以想，等媳妇成了婆婆，还不是一样反过去欺负别人。见到强盗杀害儿童，你可以想，若让这儿童长大成人，说不定比那强盗还坏。

摆脱屈辱感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把压迫不再当作压迫，而是当作必要的管束。

专制者有犯错的无限权力，我们却连犯错的半点权利都没有。你有什幺根据还为专制者辩护？除非你认定专制者和我们不是一类，要幺他们不是人，要幺我们不是人。

只要你不去追求什幺自由民主，只要你不去计较什幺个人尊严和社会公正，只要你对强权的恣虐不再愤慨，只要你对他人的苦难不寄同情，生活原来并不沉重，它甚至还可以很安逸，为什幺不能这样过下去呢？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事实上，只要你还感觉痛苦，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沉沦——这很可以当作我们衡量当今社会沉沦程度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