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柴靜和蘇曉康對話:兩個十九世紀歐洲人(且自詡啟蒙者)費力地談論對彼此(也只是對彼此)都是常識的事,並為彼此的進步主義立場感到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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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有趣的幾句話。蘇曉康談論六四:
「激進的政治運動不能取代教育。」
「知識份子是在書齋裡,到了街頭,到了群眾當中,他們就完了!」
「我在人山人海之中感到恐懼。」
「街頭運動是沒有理性的,我知道,這些孩子們(八九),就是文化大革命當年我們自己。」

以及余英時對蘇曉康說:
「我們也不信基督教,但是我們可以從歷史當中汲取活的人的生命力。」
這也正是江緒林批判高華時的劍盾:「生命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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