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我为什么对中共绝望》，不明白播客
蔡霞：官方的系统之间，也是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我举个例子，我在《外交事务》杂志写习近平在厦门参选副市长，连等额选举都没过得去。他一个人参选，他都没上得去。参选者落选，在民主政治里很正常，但是在党的组织系统里，有一句行话叫“选举出了问题”：组织看好的人，代表不看好；代表看好的人，组织系统又不喜欢。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系统性问题，人大选举产生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和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二者之间的冲突。
最后变成了市委书记去兼任市人大主任，但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是市委书记归市委书记，人大主任归人大主任。后来兼任了，就可以控制。此外，人大要监督政府工作，但人大的主任往往是前任老书记老市长退下来的，当他对现任政府不满意，就拿人民的名义来监督，说我来制衡你。这样一来，现任的官就不好当，才变成书记去兼人大主任。
中国共产党执政中一系列的矛盾，很多是通过不同部门、不同利益的冲突而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和民众的关系，这就涉及到究竟是人民当家作主还是共产党统治，人大的民主是真的民主还是橡皮图章？这些问题他们都要讨论。
我一直认为，中国在演变成一个现代高科技技术条件下的极权专制统治（国家）。西方的政治学家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威权国家，一旦习近平推动市场经济开放一点，或者参加了哪个国际组织，他们就想当然认为中国会走向民主，因为市场经济可以推动民主生长。但他们不知道，中国不是一个威权国家，他是一个新形态的极权国家。所以我们讲，法西斯、希特勒、前苏联，那些叫粗糙的原始的极权政权，而现在（的中国）才是一个精致的极权政权。中国政府的高科技可以定到每一个人的脸部识别、声音识别、步态识别、背影识别、精致监控和控制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讲，中国社会笼罩着恐惧。为什么恐怖？因为它不仅有暴力，还有这样的监控。这种新的专制形态，西方政治学家没有研究，我自己没这个能力和水平去研究，但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边生活，感受到了。尽管我没有被他们暴打，没有被暴力侵犯，但是监控我、不让我说话，把我的声音完全封杀，污言秽语的攻击，这些都有了。实行不是硬暴力，而是软暴力。
袁莉：蔡老师，我看了您给胡佛研究所写的文章，里面很大篇幅写为什么中国一直是一个极权体制。我的困惑是，我们所谓的改革年代，也有过经济社会这些方面的松动，那段时间不足以被称为威权体制吗？
蔡霞：我觉得还不足以说是威权体制，只能说是从极权向威权体制方向的松动。威权体制有很突出的一条，政治上是控制的，但在意识形态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对新闻的管制也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尽管新闻管制是和政治控制连在一起的，不可能完全放开，但是新闻自由是有相当尺度的。此外，民间的意识形态，没有说只允许马克思主义、只允许共产党的话，别人的话不可以讲。中国社会的思想开放，始终通过学术交流引进，（但所谓改革年代也）并没有真正形成政治思潮上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共产主义并列起来，共同讨论，甚至争论，没有的，始终没有这一点。所以我们讲，它是极权向威权的松动，而不是一个相对能够定型的威权体制，所以后来要收紧政治思想控制，要消灭这个社会上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还不能叫政治反对派，只是异见人士——是相对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用这个威权体制这个词讲中国，其实他们对中国看得太好了，他们以为80年代的松动，自然而然就走向威权体制，
但是不是的，这个过程经过“六四”就中断了。
“六四”之后，客观上经济放开了，但政治上始终没有放开。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几乎没谈政治体制改革，但谈建立市场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开始谈政治体制改革，有些话开始放出来，那其实是江泽民他们在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江泽民有一些想要协调社会关系的想法。当他要承认市场经济，要面对社会利益分化的时候，他需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我采取新的路线和政策，他拿什么东西来说我这个新的路线是对的。党内那个时候老左派还没死呢，好多极左派、老左派，总觉得他们在搞修正主义；他得找个理论来论证他，所以就自己编了“三个代表”。问题是编了“三个代表”后，共产党还是没有突破“主义思维”，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主义思维的根子就是阶级斗争，不突破主义思维，就不能真正去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