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我为什么对中共绝望》,不明白播客
蔡霞:官方的系统之间,也是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我举个例子,我在《外交事务》杂志写习近平在厦门参选副市长,连等额选举都没过得去。他一个人参选,他都没上得去。参选者落选,在民主政治里很正常,但是在党的组织系统里,有一句行话叫“选举出了问题”:组织看好的人,代表不看好;代表看好的人,组织系统又不喜欢。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系统性问题,人大选举产生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和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二者之间的冲突。
最后变成了市委书记去兼任市人大主任,但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是市委书记归市委书记,人大主任归人大主任。后来兼任了,就可以控制。此外,人大要监督政府工作,但人大的主任往往是前任老书记老市长退下来的,当他对现任政府不满意,就拿人民的名义来监督,说我来制衡你。这样一来,现任的官就不好当,才变成书记去兼人大主任。
中国共产党执政中一系列的矛盾,很多是通过不同部门、不同利益的冲突而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和民众的关系,这就涉及到究竟是人民当家作主还是共产党统治,人大的民主是真的民主还是橡皮图章?这些问题他们都要讨论。
我一直认为,中国在演变成一个现代高科技技术条件下的极权专制统治(国家)。西方的政治学家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威权国家,一旦习近平推动市场经济开放一点,或者参加了哪个国际组织,他们就想当然认为中国会走向民主,因为市场经济可以推动民主生长。但他们不知道,中国不是一个威权国家,他是一个新形态的极权国家。所以我们讲,法西斯、希特勒、前苏联,那些叫粗糙的原始的极权政权,而现在(的中国)才是一个精致的极权政权。中国政府的高科技可以定到每一个人的脸部识别、声音识别、步态识别、背影识别、精致监控和控制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讲,中国社会笼罩着恐惧。为什么恐怖?因为它不仅有暴力,还有这样的监控。这种新的专制形态,西方政治学家没有研究,我自己没这个能力和水平去研究,但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边生活,感受到了。尽管我没有被他们暴打,没有被暴力侵犯,但是监控我、不让我说话,把我的声音完全封杀,污言秽语的攻击,这些都有了。实行不是硬暴力,而是软暴力。
但是不是的,这个过程经过“六四”就中断了。
“六四”之后,客观上经济放开了,但政治上始终没有放开。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几乎没谈政治体制改革,但谈建立市场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开始谈政治体制改革,有些话开始放出来,那其实是江泽民他们在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江泽民有一些想要协调社会关系的想法。当他要承认市场经济,要面对社会利益分化的时候,他需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我采取新的路线和政策,他拿什么东西来说我这个新的路线是对的。党内那个时候老左派还没死呢,好多极左派、老左派,总觉得他们在搞修正主义;他得找个理论来论证他,所以就自己编了“三个代表”。问题是编了“三个代表”后,共产党还是没有突破“主义思维”,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主义思维的根子就是阶级斗争,不突破主义思维,就不能真正去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