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第六期,1991年8月。
據章氏的《自編年譜》,孫中山最喜歡接近的是會黨人物。對於知識分子像宋教仁和章氏本人,孫中山並不特別重視。這一點和中國的政治傳統有關,不能不略作交代。中國史上所謂改朝換代和現代所謂革命都不是知識分子所能辦得了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句諺語確有它的真實性。中國史上的成王敗寇大致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是社會邊緣的人物。
歷史上所謂「創業重統」的英雄其實多是肆無忌憚的「光棍」。這個道理本是很淺顯的,無論土、農、工、商哪一行業中人,只要稍有所成,是很少肯去冒險「打天下」的。
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有一共同之點,即在「打天下」的階段必須以邊緣人為主體,但在進入「治天下」的階段則必須逐漸把政治主體轉換到「士大夫」的身上。現代革命則是在中國社會結構逐步解體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革命奪權以後 ,政權的繼續維持已不再有一個「士大夫」階層可資依靠了。社會解體產生了大批的邊緣人,怎樣把這一大批邊緣人組織起來,佔據政治權力的中心,是中國近代革命的主要課題。蘇聯式的「黨」組織恰好趁虛而入。
1949年才正式標誌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走到了邊緣化的盡頭。毛澤東曾説過一句半真半假的話,他説: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原來是附在「五張皮」上 ,現在共產黨已消滅了這「五張皮」,因此知識分子便只有依附在「工人」和「農民」的皮上了。這句話有一半是真的,即知識分子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確已陷入「皮之不存 ,毛將焉附」的狀態。因為共產黨在「消滅私有財產」的口號的掩飾之下,徹底摧毀了中國兩三千年發展出來的民間社會的基礎,一切民間自發的組織從宗族 、宗 教 、學 校 ,到 行 會 、會 館 、同 鄉 會 等 所 謂 「中 間 團 體」 ("intermediate groups")都被一掃而光。這是極權體制的本質使然,共產黨決不可能容許在他 們的「黨組織」之外,還存在着任何非政治性的團體,可以發揮稍具獨立意味的影響力。如果人民在需要採取某種集體的行動時,可以不用共產黨的領導,而竟乞援於其他社會團體,這在共產黨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後來毛澤東屢屢戒人莫要「書生氣」,那真是「見道」之語。胡適在《日記》中曾引沈從文的小説中話:「你要想成功,便得『痞 』一點」,接着他説:「我不能『痞 』,所以不能弄政治」(大意如此)。這個「痞」字正是邊緣人的特色之一。大致説來,共產黨內的「成功者」起碼必須具備兩大要訣,一是「狠」字訣,一是「痞」字訣。這正相當於毛澤東在自我估價時所説的「虎氣」和「猴氣」。佔上風時則盡量「狠」,「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落下風時則盡量「痞」,撒賴使潑,包括三呼政敵萬歲,讓對方摸不清自己的底細。如此則可以化險為夷,渡過難關。知識分子如果真要保持「書生氣」,則往往執着於「理想」、「原 則 八 「骨氣」之類:有了這些精神負擔而仍糊糊塗塗地投身於邊緣人團體的激烈權力鬥爭之中,安得不招殺身之禍?識相一點的早些自動「靠邊站」,則也許得保全首領而歸。
所以中共黨內自始至終都貫穿着一條知識分子靠邊站的歷史規律。但這並不是説,所有在中共黨內掌握過權力的人都必然是非知識分子岀身。事實上,也儘有原來是知識分子,但卻甘願放棄知識分子的立場,一心一意效法邊緣分子的「狠」和「痞」,因而也有過風光的日子。但即使是這一類已經「狠化」和「痞化」的知識分子最後還是打不進邊緣集團的權力核心,而且隨時有被踢出來的危險。自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以來 ,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邊緣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黨外知識分子一批批地被整肅,直到他們完全被逼到整個極權系統的最外圈為止,1957年的「反右」便是這一階段發展的高潮。第二階段則是在黨外知識分子已喪盡了影響力之後,清算的矛頭轉而指向黨內的知識分子,這是十年「文革」所表現的一種歷史意義。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邊緣化至此才全部完成。
我記得1949年秋季在北平的時候,曾有過關於蘇聯作家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的討論。這部書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聯一部分青年組織近衛軍反抗德國納粹軍隊入侵的故事。這部小説最初是曾獲文學獎的,但很快便被發現其中存有嚴重的「思想錯誤」,即這些抗德的近衛軍在作者筆下竟是民間自發的組織,不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舉此一例即可見共產黨獨佔一切社會資源的心理是多麼的強烈。1949年以後,共產黨成為中國唯一的、無孔不入的、無遠弗屆的、包攬一切的政治組織,因此絕對地控制了中國人的一切生活資料和精神資源及其運用的方式。知識分子確是沒有「皮」了。
但毛澤東的話中又有一半是假的:知識分子並不是依附在「工人」和「農民」的皮上,因為工人和農民也同樣沒有「皮」了。知識分子所依附的其實是共產黨這張「皮」,工人和農民也都是緊緊貼在這張r黨皮」之上。工人不能享有罷工的 自由,不能有獨立的工會組織;農民不能合法佔有自己耕種的土地。這都是他
們無「皮」的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