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第六期，1991年8月。
據章氏的《自編年譜》，孫中山最喜歡接近的是會黨人物。對於知識分子像宋教仁和章氏本人，孫中山並不特別重視。這一點和中國的政治傳統有關，不能不略作交代。中國史上所謂改朝換代和現代所謂革命都不是知識分子所能辦得了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句諺語確有它的真實性。中國史上的成王敗寇大致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是社會邊緣的人物。
歷史上所謂「創業重統」的英雄其實多是肆無忌憚的「光棍」。這個道理本是很淺顯的，無論土、農、工、商哪一行業中人，只要稍有所成，是很少肯去冒險「打天下」的。
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有一共同之點，即在「打天下」的階段必須以邊緣人為主體，但在進入「治天下」的階段則必須逐漸把政治主體轉換到「士大夫」的身上。現代革命則是在中國社會結構逐步解體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革命奪權以後 ，政權的繼續維持已不再有一個「士大夫」階層可資依靠了。社會解體產生了大批的邊緣人，怎樣把這一大批邊緣人組織起來，佔據政治權力的中心，是中國近代革命的主要課題。蘇聯式的「黨」組織恰好趁虛而入。

1924年改組後的國民黨和直接師法蘇聯的共產黨便是兩個程度不同的邊緣人集團。從此邊緣人佔據了政治中心，而知識分子則不斷從中心撤退，直到完全邊緣化為止。
但是國民黨畢竟是一個不徹底的邊緣人集團，它沒有摧毀中國原有的一切民間社會組織的企圖，而且也無此能力。知識分子即使拒絕「黨化」，還是能在困難中覓取生存的空間。而且國民黨雖然嚮往極權式的黨組織，但它的基本理論規定它最後必須由「訓政」回歸「憲政」。它因此不可能完全無視於社會的壓力 ，包括來自知識分子的壓力。

1949年才正式標誌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走到了邊緣化的盡頭。毛澤東曾説過一句半真半假的話，他説：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原來是附在「五張皮」上 ，現在共產黨已消滅了這「五張皮」，因此知識分子便只有依附在「工人」和「農民」的皮上了。這句話有一半是真的，即知識分子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確已陷入「皮之不存 ，毛將焉附」的狀態。因為共產黨在「消滅私有財產」的口號的掩飾之下，徹底摧毀了中國兩三千年發展出來的民間社會的基礎，一切民間自發的組織從宗族 、宗 教 、學 校 ，到 行 會 、會 館 、同 鄉 會 等 所 謂 「中 間 團 體」 ("intermediate groups")都被一掃而光。這是極權體制的本質使然，共產黨決不可能容許在他 們的「黨組織」之外，還存在着任何非政治性的團體，可以發揮稍具獨立意味的影響力。如果人民在需要採取某種集體的行動時，可以不用共產黨的領導，而竟乞援於其他社會團體，這在共產黨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